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加快汇改符合中国利益
本报讯 (记者沈玮青)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昨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加快汇率改革符合中国经济和中国公众的最佳利益，而不仅仅是对美国有益。
保尔森表示，对中国来说，经过汇改可以实现经济再平衡，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赖于出口，并更加具有可持续性。这一做法还有利于进一步建设中国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并且打造创新型的经济。
数据显示，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升值30%。但从去年以来，人民币双向浮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现有的汇率波幅已不能适应市场供求变化。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韩国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他指出，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保尔森称，不会预测人民币具体升值多少，这应该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就放缓金融改革的步伐，而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认识到市场透明度和当局监管的重要性，同时重视市场自律的作用。
费尔普斯
中国金融改革没现成模式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昨日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只有完全靠自己来创新。
费尔普斯表示，美国的金融体制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他表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后有监管失当的原因。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希望在所有领域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导致了美国企业创新文化、创业文化的逐步流失，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丧失了动力。中国应该以此为鉴，实行适度监管。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能打造一个非常有经验和有技巧的金融家的队伍，由他们来控制资本，决定贷款去向，由此来培育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他建议，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实现贷款的多样化，加强引入金融部门竞争机制；同时更好地利用居民庞大的储蓄，加强金融服务和投资机制建设。

这一次两会，被代表委员们说得最多的词，除了“深化改革”外，就是“顶层设计”，而且一般说到改革都会提“顶层设计”。比如82岁的政协委员厉以宁就多次谈到这个词，他说：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现在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医学界代表说“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应有突破”，教育界委员强调“高招改革须进行顶层设计”，文化界也疾呼“文化产业需要顶层设计”。
一时，从领导讲话到代表委员献计献策，人人言必称“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当然非常重要，但我特别担心这个词会有“套话”倾向：开口闭口的“顶层设计”会使它沦为一句套话。坊间笑谈：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就是把它当闹铃，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把它划进考试范围——让人担心的是，毁掉一个好词的方法，可能就是这种“人人言必称之”。很多起初很有创新意义和现实针对性的词，就是这样沦落和流变为让公众望而生厌的大话空话套话废话的。
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顶层设计”，不能在一种空泛的合唱中异化为空话，这样的参政议政，很容易沦为空谈。需要以行动的力量赋予其应有的内涵。
“顶层设计”的本意是强调自上而下设计的重要性，中国改革改到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积累到今天的问题和矛盾，已经不是基层和底层能够解决的了——很难有像当年小岗村那种自下而上的突破了。而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和系统谋划——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它涉及总体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个地方靠自身力量很难摆脱贫困的宿命；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背井离乡留下一个空心的农村，老人与孩子相依为命，这也是依靠自身无法摆脱的命运，需要顶层设计打破目前这种不由分说的“城市中心”。
但我们在谈论“顶层设计”时，应该务实地、具体地、有操作性地分析，而不能空谈泛谈，不能让人感觉：一提到“顶层设计”，仿佛就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很多人谈论“顶层设计”时，预设着一个前提：就是由顶层去设计，把问题推给中央高层，推给一个总设计师，这是推卸责任的思维。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将一切问题推给顶层去设计”，而是说，最终的执行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力推进和制度驱动，但这个设计的过程——怎么设计？何种内容？不能寄望于某个领导设计一个周全完善的方案，而应该是充分吸纳公众参与、尊重民意、集中民智的民主过程。
顶层设计，不只是“顶层”需要考虑的事。改革需要每个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去设计，去推动，去监督。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当改革方案的设计师。
“顶层设计”需要每个人的智慧，但改革需要自上而下改起，具体地说就是“改革要从领导干部改起”。本次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都谈到了“学雷锋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引起很大的舆论共鸣，其实这也属于“顶层设计”。我们经常说一些问题是老大难问题，比如公款吃喝，还有公车不改革，政务不公开——老大难问题，症结正在于“顶层设计”的缺乏。老大难问题，“从老大改起”自然就不难了。一些地方的车改，只改处级以下干部，地方一把手不带头，当然难以服众；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只要求科级以下干部公开，地方老大拒当先锋，改革当然无法进行。
顶层设计，需要用这样务实的思维将其具体化，否则，再优秀的制度设计也会沦为一句空话！

5，养老金入市问题
用养老保险基金进入包括股票，债券等在内的多个投资领域 进入资本市场，实现市场化投资运营
 信托制度
风险控制和透明监管
必要性
1，    促进企业创新于社会进步
2，    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推进资本市场文化建设，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培养资本市场的产品和风格
3，    培育养老服务体系
条件
1，    顶层设计要避免政府部门决策。
2，    保底收益和保底措施
3，    完善的法制建设
4，    明确的机构战略
5，    丕变的居民教育,
和讯网消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4月2日召开，论坛期间，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接受和讯网访谈时表示，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权力失控。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失控的上升，国有企业的实力越来越渗透到更多的领域，这是最大的问题。陈志武还表示，我觉得一旦中国的股市能够更多走上正轨以后，我觉得养老金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股市的。
陈志武对养老金入市进一步解释称，因为实际上只要股市和经济的增长总体上是同步的话，那么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讲，退休基金应该要跟着经济增长同步上涨下跌，这样退休时，每一个人从退休基金中得到的钱，和当时的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基本上能够保持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要让更多的退休基金进入股市。
陈志武强调，中国之所以消费需求不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者金融、投资者金融没有被提上应该有的日程。中国应把金融市场的发展从原来只侧重和关注企业金融，转移到投资者金融，消费者金融上面。
6，股改方向
1，    建立正确的定价机制，现行机制下流动性充裕，但是换手率过高，究其根本是估值机制的扭曲，三高发型，ST股炒作，缺乏退市机制
2，    重视投资者回报，市场涨跌，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诚信，和对投资者的回报，公司上市融资为了更好地发展和回馈而非圈钱。
3，    建立信托责任机制，强化市场约束，信息公开透明，责任归为，对不尽责任主题处罚
4，    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
随着证监会4月1日启动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股市改革新政进入了密集期。从打击内幕交易，到推行强制分红政策，再到改革退市制度，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连续祭出的监管利器，使市场看到监管层对股市改革的决心。但无论是郭树清喊话“蓝筹股显现罕见投资价值”，还是数次公开推动养老金入市，投资者却都不买账，以前屡屡奏效的监管层表态，市场如今却无动于衷，股市依然跌跌不休。那么，为什么监管层的种种举措难见效果？造成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运行严重背离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救市”举措屡屡奏效
中国股市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每一次牛熊分界，似乎都受到管理层对股市表态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股市一路下行。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号召大家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要有信心。随后A股迎来一波快速上涨行情。
远可追溯到1999年的“5•19行情”，近则是今年1月6日沪指大跌至2132点，温总理“要提振股市信心”的喊话以及积极的股市政策，促成大盘反弹到2478点。分析人士认为，A股市场一直很听“招呼”，管理层在股市下挫时为提振市场信心而发表的言论或是透露出的重大利好消息，都会或多或少让股市有所回暖。
然而今年两会结束后，股市变得不那么听“招呼”了。管理层又是倡导蓝筹又是抑制炒新的喊话， 却并未换来市场的积极回应。短短半个月时间，沪指已经吞噬了2月份的涨幅，一举跌破了2300点关口和60日均线的支撑。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本报记者表示，所谓管理层对市场喊话，更多的是侧重投资者教育或是市场改革宣传，其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救市”意思。自2009年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以来，一级市场“去行政化”已取得明显成效，“政策市”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证监会的主要职责也由过去的“灭火”或“救市”转换到监管与“治市”上来，淡化了行政干预。
郭树清喊话不灵了
事实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自上任以来多次提出改变中国股市现状的新思路，不仅表示对“内幕交易零容忍”，还陆续推出强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推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此外，郭树清力挺蓝筹股，使股市行情一度产生了反弹，更是反映出监管部门推动股市发展的迫切愿望。
但是从市场反应看，尽管郭树清的喊话一度令市场十分期待，但是来自监管层的愿望并未给投资者带来足够信心。尤其是郭树清数次表态积极推动养老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入市，以期给股市注入长期资金，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最终只换来广东省将1000亿元的养老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而且入的是“债市”不是“股市”，令投资者失望。
分析人士表示，事情似乎蹊跷，但深究之下，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一则目前经济基本面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二则政策面的长远利好因素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股市迟迟难有春天暖意。
“郭树清的历次讲话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及明确的方向性。” 董登新表示，既有宣讲改革思路的成分，也有开展投资者教育的成分，这一系列讲话，也是希望各界达成共识，顺利推进改革。改革本身需要舆论宣传、理解和支持。
系列配套制度存在缺陷
股市10年零涨幅的尴尬表现，正在让投资者逐渐失去信心，管理层应该如何破解？股市改革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困局吗？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已很难起到价格发现机制的作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也许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内生性的。因为当初的顶层设计有明显缺陷，所以监管本身的行为空间并不大，更何况这些年来监管本身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缺位与不足。
董登新也认为，股市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者过度投机、赌博氛围浓重，致使股价信号严重扭曲，尤其是大盘股股价严重偏低，而垃圾股及小盘股股价严重偏高。发行人与证券中介的诚信意识及法制意识较为淡薄，监管层监管乏力、效率较低等等。问题的产生并非新股发行一个环节存在问题，而是资本市场系列配套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总之，我们既缺乏多元化融资渠道，也缺乏多元化投资渠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