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除了考虑银行业本身的“国情”外，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又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唐双宁：国际形势概括为“难、烈、乱、险”4个字。“难”是经济复苏难，总体上，复苏力量与制约力量相互博弈，制约力量大于复苏力量。“烈”是政治纷争烈，今年大约有60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等，每逢大选，党派、利益集团斗争将更加激烈，为了争夺选票，可能会“乱秀经济”，比如美国会不会出台QE3等。“乱”是社会状况乱，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埃及等国家“内乱”，新老恐怖主义的“续乱”，危机引起的“占领华尔街”等不满行动的“再乱”，加之美国和伊朗等国之间剑拔弩张，一旦出现导火索，就有可能爆发战争。“险”是自然灾害风险，国内形势总体较好，农业丰收，财政增收，金融改革发展也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经济工作难度加大。从经济工作看，主要有“三难”，一是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西方市场不振和贸易保护，导致出口难；二是产业结构调整难，很多重大结构问题都还没有根本解决；三是控制通货膨胀难。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稳中求进”。从金融工作看，关于今年的金融形势，我判断有“四难四紧”，一是银行贷款投放难、资金紧是常态；二是银行补充资本难、资本金紧是常态；三是银行利润增长难、盈利空间紧；四是银行控制风险难、安全经营环境紧。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要求；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实施也应该稳中求进，起码要不提前、不加码。
记者：中国银行业要与国际接轨最终还是要在很多重要指标上符合国际标准。您建议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施行缓行，应该怎么缓？缓到什么程度呢？
唐双宁：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事关我国银行业发展大局，资本市场稳定大局，乃至经济发展全局，应当慎重对待。巴塞尔协议Ⅱ在我国实施仅仅三年，仍处于逐步适应的过程中，尚需进行实施效果评估和经验总结。美国、欧盟等许多国家对如何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也存在争议，并未提出明确的时间表，我国并不存在必须“接轨”的国际压力。我国是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在G20峰会上已作出承诺。但具体何时执行、如何执行，是有弹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寻找“三个平衡点”，即努力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努力在与国际接轨和自我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努力在资金市场安全和资本市场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因此我建议：首先，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时间尽量推后。我国银行业当前重在练好内功，认真执行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应参考有关国家的做法，错过高度不确定的2012年，安排在2013年之后为宜；不必要求我国银行业机构提前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与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过渡期保持一致。其次，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不应加码，即不应严于国际的巴塞尔协议Ⅲ，尤其应根据银行业机构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区别对待。再次，抓紧研究新的资本补充工具。新资本监管标准加大了银行补充资本的难度，在二级资本补充受限的情况下，银行业监管部门应抓紧研究合格的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补充工具。最后，应进一步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巴塞尔协议Ⅲ实施过渡期从2013年到2018年，有5年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过渡期，进一步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提升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