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教材P23）《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第三节  李准  茹志娟

一、李准（1928—2000）
李准50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3年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揭示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敏感性，也初步显示出李准生活气息强、生活基础扎实的创作特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举成名。

（二）第二阶段：1956至1957年 “双百方针”期间
敏锐地抓住现实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芦花放白的时候》揭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喜新厌旧的道德问题，《灰色的帆蓬》则揭露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它们都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是这时期出现的“干预生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1957年初的《冬天的故事》写一个名叫陈进才的农业社干部的一段工作经历，他为了帮助农民富起来，努力想方设法抓副业，四处奔波，却得不到农民们的理解，最后无奈地失败。作品揭示和批评了农业社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含蓄地表示出“教育农民”的问题。  不久，李准的这些作品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三）第三阶段：“大跃进”运动以后
反“右”运动的政治打击，给李准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歌颂新时代和新英雄人物，艺术笔调也由犀利的揭露和讽刺转为欢快和幽默。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等。《李双双小传》被改编成电影，社会影响很大。
这一阶段作品主要是迎合现实，粉饰太平，艺术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缺陷。《李双双小传》，立足于对“大跃进”的歌颂，表现的生活事实上很肤浅。《耕云记》更具有鲜明的“大跃进”激进和浮夸的特点。
（四）“文革”后
李准以建国前河南黄河决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二、茹志娟（1925—1998）
（一）作品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如意》（何大妈）、《静静的产院》（谭婶婶）、《春暖花开》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是作者最好的作品。
2.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茅盾曾说：“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
3.第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二）创作特点（P32）

第四节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趣味。1950年、1951年部分小说受批判。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1957年6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有两种类型：
一、干预生活，揭示“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人物形象
（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受到前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青春的激情夹杂着淡淡的忧伤。
林震的形象（P34）
王蒙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下，也写出了一支青春之歌。

（二）李国文的《改选》是一则有着“阴冷的结局”的黑色幽默：主人公老郝是一心为大家办实事、在工人中极有人缘的工会主席，后死在选举现场。 
使老郝走向毁灭的是那些干部们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老郝过于宽厚的性格。老郝是一个老好人，可他始终缺少和那些官僚干部斗争的觉悟，他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恶的生长。他差点成为能代表群众利益、和官僚主义者对抗的英雄，他的死造成了英雄的“缺席”。老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个人的悲剧更凸现了主题的沉重。

二、冲破禁区，展示爱情的复杂性
      （一）《小巷深处》写的是一名从良妓女对爱情的向往及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细腻描绘了徐文霞内心感情的波澜，并流露出对这样一位女子的同情。

（二）《红豆》中江攻和齐虹最终分手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江攻不愿丢失内心深处的“自我”，可齐虹过于强烈的占有欲妨碍了江玫保持其独立的人格。故事虽在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展开，但突破了政治身份决定爱情走向的套路，而就爱情本身作了形而上的思考。

（三）《美丽》涉笔婚外情。小说中未婚女子季玉洁的爱情悲剧，显示出政治环境对人性的压抑。情感这一本是个人的隐私，却不得不暴露在党组织严密的监控之下。季玉洁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个人空间全面丧失的愤慨。

（四）邓友梅《在悬崖上》注重形式探索，运用了双重视角。作品中除了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我”的叙述是一个空白，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