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西语言差异：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
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它们在发音、构词法、句法、修辞形式以及谋篇布局方面都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两者之间虽不乏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Eugene A. Nida说过，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之分了（1982）。
“形合”和“意合”是已故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译。形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意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semantic connection）”（方梦之，2004）。印欧语言重形合，语句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用适当的连接词语或各种语言连接手段，以表示其结构关系。汉语重意合，句中各成分之间或句子之间的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贯通，少用连接语，所以句法结构形式短小精悍。
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Fowler把汉语描述成流水型环性的语言：“犹如海浪向前推进，浪峰浪谷似分似和，彼此相象，又各不相同；隐含着某些规律，但却过于复杂，难以分析或表述；这些规律规范着波浪与波浪、波浪与大海、词组与词组、词组与语段之间的各种关系”（转引自连淑能，1993:45）。汉语句子以主题为统率进行铺排，“话题—说明”（topic-comment）的结构灵活、形式多样、组合自由，无主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分句与分句之间、句与句之间少见逻辑关系词。
从语法来看，汉语语法具有典型的“隐含”(covertness) 特点，表现为句子中词汇的词性同词的外形没有必然联系，词语的语法功能不清晰，没有明显的语义标记词，而英语语法具有明显的“外显性”(overtness)，具体体现在词性同词的外形密切相关，因此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很直观，句子中有明显的语义标记。
（Note: Roger Fowler (1939-1999) is a world-renowned and long-serving British Linguist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He is well-known for his works in Stylistics.）
六、中国翻译简史
陈福康在其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一书中，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
1.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场开始，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第三阶段在唐朝，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还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实”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举。
2. 中国近现代翻译
民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杜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甲午战争后  
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The Study of Politics)等、并提出简洁凝练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黑奴吁天记》(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现用新译名）。  
晚清时期
中国译者对国外文学名著的翻译也情有独钟，所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宾逊漂流记》、《茶花女遗事》、《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苏曼殊和王国维等。
“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译坛又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潜等。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鲁迅先生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当然其义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并提出了通行的翻译标准：忠实于通顺（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瞿秋白论证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林语堂提出了“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傅雷的“重形似而不重神似”的标准。钱钟书提出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和“化境”之说。哲学家艾思奇则总结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东西，‘达’和‘雅’的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3. 中国当代翻译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目益高涨。
到了1990年，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七、西方翻译简史
1. 古代翻译活动：
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作品已经问世：七十二位犹太学者在自己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后人所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罗马文学家安德罗尼科用拉丁文翻译了《奥德赛》。
    公元四零五年，哲罗姆对照希伯来原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不仅使拉丁语读者有了标准的《圣经》译本，而且该译本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
    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的至理名言“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 不是句当字对，而是保留语言总的风格和力量。”他提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来打动读者或听众；翻译要传达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再创作，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由于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翻译做到风格对等是完全可能的。（谭再喜，1991：24）
    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8)认为翻译应该“意义对意义”（sense for sense）。与此同时，他主张再创作和翻译中不要墨守成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哲罗姆(Jerome, 347---420)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不仅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并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3、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以这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
2. 西方近代翻译活动
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德莱顿对翻译系统的研究，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的发表，阿诺德与纽曼围绕荷马史诗进行的论争，歌德、施莱尔马赫和洪堡从语言学及文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的深入探讨，以及俄国在翻译活动与译论研究上的文艺学观点等，都极大的促进了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逐渐科学化的途径。
《圣经钦定本》与古希腊《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古罗马的安德尼科所译的《奥德赛》和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被誉为西方翻译史上的四大译作，对译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德莱顿（Drydan）将翻译粗略地分为三类：逐字翻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认为逐字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拟作又近似于创作，脱离了原作的面貌，因此主张重意义、轻语言形式的意译，这样既可以避免随心所欲，又不至于过分呆板，以词害义。他对翻译的三分法突破了传统的二分法（即直译、意译）的局限，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大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泰特勒（Tytler,1748-1814）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主要见于《论翻译的原则》一书。该书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在书中，泰特勒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1、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译文影响原文一样流畅(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是西方近代译论史上最著名的理论家。他将翻译分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对二十世纪波斯盖特的前瞻设式(prospective)和后顾式(retrospective)翻译分类很有启发。
3. 当代翻译活动
二十世纪被誉为“翻译的时代”（Peter Newmark, 1981），可概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西方的译论主要仍从古典文学的角度出发，大多停留在传统的翻译方法上，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由意大利的克罗齐、德国的本杰明、英国的波斯盖特和俄国的楚科夫斯基。
    波斯盖特从侧重原作或侧重译作入手，将翻译分为前瞻式(prospective)翻译和后顾式(retrospective)翻译。前瞻式翻译的着眼点是译文和译文的读者，目的是要读者毫不费力地弄懂译文的意义，译者的主要注意力在于表达，翻译方式以灵活多变、极其自由。后顾式翻译的着眼点是原作者，目的是不折不扣地反映原作的精神，译者不指望创新，只要紧贴原文，不必考虑译文的读者是否能够理解。古典名著一般需要后顾式翻译。前瞻式翻译重视的标准是读者的反应；后顾式翻译重视的标准是原作的文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也日益广泛: 翻译对本民族语言的作用与贡献、各民族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可译与不可译的科学根据、翻译的目的、文本的类型和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都成为议论关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