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行仁政？一是经济上利民、富民；二是政治上国家治理过程中要慎罚、勿扰民、伤民。
二、礼法兼用的治国主张
他认为治理国家要积极运用礼法两种工具，观点是礼法兼用、以礼为主
（一）“劝善”用礼
首先，贾谊认为以礼治国是古来治国成功之道：一是圣王治国成功与重礼分不开；秦亡重要原因在于其施礼义。   何以治国以礼？一是建立起严格的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二是要以礼的标准对待各级官员；三是要以礼化俗；四是要定尊卑之制。
（二）“惩恶”用法
贾谊在重礼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法的作用。法的作用在于在罪恶发生后对其进行施以刑罚，法较礼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二者互补为用。     何以行法？他提出了“慎刑”的主张：一要“约法省刑”，量刑适度，不搞严刑峻法，反对以言论治罪；二是赏罚必须慎重，宁肯漏判也不错杀；三是提出刑不上大夫
三、治国策略
（一）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国家实力的经济政策
黄老之术虽复苏了社会，但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均：一是国民两级分化；二是国家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他已经意识到各部门比例失衡的眼中后果。他对粮食问题极端重视，提出积贮说，强调用粮与贮粮的相互关系。   其宏观经济理论还在货币问题上，主张由中央政府来切实掌握货币权包括铸币权和货币发行权，实质上是要平衡物价，均衡市场供需。
（二）稳定边疆的民族政策
三表:一为信谕，以事势谕天子之言；二为爱谕，以仁义感化匈奴，三是“谕陛下之好”。还有五饵，此外还设想建立专门负责匈奴事务的政府部门，是中国统一之后第一个有意识探讨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思想家。
第二节  董仲舒
一、生平
董仲舒（前179-前104）字宽夫，广川（今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人。少年时攻读《春秋》，三年不窥园。汉景帝时封为博士。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它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二、天人合一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命题。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是对社会统治的政治分析，从而形成天人政治论。认为构造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要素：天、地、人。
汉儒董仲舒在糅合阴阳五行于儒学体系中，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理论，将原始的天人合一理想演化出“天人相类”的怪胎。
董仲舒将天神秘主义人格化，使先秦时期的儒学天人合一观变成神秘主义。
三、君权至上与天谴责说
维护君权，君主是国家政治核心。董仲舒的“王者通三”说。
人们必须通过圣人和帝王与天联系。主张政治上保持大一统，实行专制统治，同时试图利用天的权威约束君主。他主张在不损害君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约束君权，天谴说是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的理论之一。
四、阴阳合分论与德治主张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策略。
社会关系论：上下、左右、君臣、父子、夫妻等，是阴阳关系决定。由此首倡“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五、道的永恒与经、权、更化
“道”政治原则，万古不变。
经、权、更化是解决道永恒与社会变化矛盾的途径。
“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
1．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道——政治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2．经，事物的根本法则——根本。
3．权，对事物运行的应变和调节，应变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制的——补充。
4．调节的主要形式：
（1）更化，指某种制度形式上的调节，王朝更迭是道的外在形式的循环转换；
（2）“有道伐无道”，指易姓更王，君权交替，治乱得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是否遵道而行。
其经、权、更化思想是汉代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体现。

第三节、王符
一生生活与民间并自认为是隐居下位的“潜夫”，著作为《潜夫论》。
王符（85年？～163年？）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字节信。汉族，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
他认为乱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昏庸无能和权贵专横妄为，治国关键是要“修明政治”，有赖于明君和贤臣的出现。治国方略上主要继承了儒家民本、德化的思想，同时强调刑罚的重要性。
一、民本论
“国以民为基”，民是国家一级君主不可失去的根据和条件，过对民有一种依赖关系，国要受到民的制约。
天之立君不是对君主个人的偏爱，而且不是为了奴役人民，而是要为民除害。王符把民同天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民心就是天心。所以君主要“利民”，或者养民，主要是指君主和臣僚关心人民疾苦。此外还提出“富民”：他把农业看成是立国之本，要求统治者省役民而为民。
二、德化论
继承儒家传统德治、仁政思想，认为治国必须重德化，以德治国为首务。做到两点：当权者要修身正己，为人表率；德化必须与富民结合起来。他还主张重本抑末，爱惜民力，使民富足。
三、重贤论
针对汉末黑暗政治提出一个治世良方，要用得其人“国以贤兴”。
不应在危机到来之时，而应在危机未至就先行任贤。
无论先乱任贤还是乱后任贤，君主必须诚心“思贤”
求贤之法：打破门阀制度，不应隐贤，弊贤。
四、明君论
其主张都是建立在在位的君主上的。
君主首先应该公正无私，才能防止和制裁臣下以私害公。而公私标准就是如何用人。
把封建国家的公利神圣化，并用这种神圣力量来制约君主。
君主理智是明是暗，思想根源在于致公还是谋私，思维方式兼听还是偏信：君主首先要让群臣说话；还要倾听卑下者的意见。
五、重法论
主张德政教化,但也重视法治。认识到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如何以法治国，君主应“明操法术，自握权柄”。法治的核心就是要把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互相制约，互为补充。


第四节、傅玄
217--278.《傅子》一书以弘扬儒学、治国安民为宗旨。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生值魏晋之际。
    一、崇儒论
魏晋时期，玄学在思想领域处于主导位置，他认为，这时要治国安民，唯有弘扬儒学，充分发挥礼仪教化的作用，使人民自觉遵守封建统治秩序。
如何振兴儒学：“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不仅要尊崇儒家经典，更要尊崇孔孟等先哲；兴办学校讲授儒学；选拔儒学之士做官，使儒家经学重新垄断仕进道路。
    主张以儒家仁义思想改造人性的同时又充分尊重人性“避害求利”的客观现实。利用人性“贪荣重利”来改造人性使之向善。
二、君道论
关注现实，君道论的核心是为君人南面之术。
（一）、正己立身以正天下
人主于治人、正己两端，正己最重要就是正心。
（二）、推己及人以兴天下
重视推己及人基于时政，他在儒家道德纲目中特别重视恕道与孝道，认为为君要有仁恕之心，全社会形成孝亲之风。总之，人君内修其德，正心息裕，去私立公，行公道。
三、治国论
政策和策略上，他主张因物制宜的圣人之治。圣人不能只用一种方式，要恩威并用，提出以法“通儒”
（一）、以礼刑治国
其礼如现在的道德，法和具体法律差不多。主张礼法并用，德刑相济。
主张随时因变，根据社会治乱状况的不同对德礼和法刑的运用可以有所侧重。
    （二）、以赏罚治民
人天生好生恶死，君主就应运用赏罚二柄，因其所好而赏之，因其所恶而罚之。
提出赏罚不别亲疏贵贱的主张。
（三）、任人唯贤
首先，求贤要至诚；其次，举贤要至公；用贤要得当；人主要尊贤。
四、重民论
（一）、分民定业
汉末以来民不聊生，其分民定业论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在于是大量流民安置下来，以稳固封建统治，又恢复和发展生产。其突出特点是要求规定士农工商的从业人数，必须按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出发。
（二）、赋役平均
他认为应该改革赋税制度，减轻徭役负担，使农民安平居乐业。提出征派赋役要遵守“至平”和“有常”的规则。就是有一个公平的规则，从国家公利出发，征派赋役要有一个明确而稳定的制度。
指出征派赋役要根据国家需要和年成丰歉。

第五节、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对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

一、王弼
226—249，玄学主要奠基人，称何晏和王弼代表的玄学理论为“正始之音”。 王弼创立“贵无”的宇宙本体论，认为世界“以无为本”，“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
（一）、“名教出于自然”说
其政治观以其“贵无”为基础，“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
从“贵无”的本体论出发，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为名教提供了新的哲学论证。
    （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其一，君主无为
其二，愚民政策
其三，反对严刑峻法

二、嵇康、阮籍
随着司马氏集团在名教的大旗下夺取政权，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一）、嵇康之“越名教而任自然”说
嵇康（223--262），竹林七贤之一
名教自然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不同于自然，儒家伦理纲常不合乎无拘无束的自然要求；应该超越摆脱名教束缚，求得精神上自我解脱。
此外还从“任自然”的理论出发，抨击一切社会罪恶现象和门阀氏族的残暴。
    （二）、阮籍抨击礼法思想
    210—263，竹林七贤之一
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有将名教和自然调和的倾向。看穿了礼法的虚伪性，走到了废弃礼法的极端。
向往无君无臣不受礼法名教约束的远古自然状态，认为礼法名教和君臣制度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三、郭象
252—312，魏晋玄学的高峰

（一）、名教即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