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罪名、刑罚与刑罚原则

　　1.奸党罪

　　在明初“重典治世”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为了防止臣下朋比结党、上下内外勾结，在中国法制史上首创了“奸党罪”。其主要内容主要是：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运用计谋使犯人逃脱死刑处罚、听凭长官旨意任意增减犯人刑罚、朋比结党、扰乱朝政等，都将予以严惩。设立“奸党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防止臣下篡权变乱 。但由于“奸党罪”在处刑上具有较大的任意性，这为统治者随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了方便。所以，整个明代由于设立了“奸党罪”，使得冤狱大兴，官僚阶层内耗严重，同时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便利。

　　2.充军刑

　　明代除了继续适用封建制的五刑制度以外，刑罚上更加趋以严酷，其中充军刑的法定化即是一明证。洪武二十六年颁布实施了《充军条例》，规定“贩卖私盐”等22种犯罪适用于充军刑。《大明律》中有关充军刑的犯罪规定有40多条。嘉靖二十九年又颁布了《充军条例》，将充军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到213种犯罪。通过这些法律规定，明朝将宋元以来已经存在的充军刑正式法定化，成为明代五刑以外的正式刑种。明代的充军刑分为两类五等，即终身充军(本人充军到死即为刑罚执行完毕)和永远充军(本人死后还要罚及子孙，直到丁户子绝为止)，按照充军远近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定制后的五等充军刑又称为“五军”，从充军的距离从四千里到一千里不等，凡处以充军刑者，首先处以杖刑一百，再发配充军。

　　3.从重从新与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

　　(1)实行刑罚从重从新原则。汉唐以来在刑罚适用上强调从轻原则。《大明律·名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拟断。”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与唐宋律相比较，明律具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清代刑部尚书薛允升所言：“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孥币钱粮等事，明律又较唐律为重。”这就是明律相对于唐律而言的“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刑罚原则。

　　对于贼盗及有关钱粮等事，明律较唐律处刑为重。唐律一般根据情节轻重作出不同处理，牵连范围相对较狭；而明律则不分情节一律处以重刑，且扩大株连范围，此即“重其所重”原则。对于“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处罚轻于唐律，此即“轻其所轻”的原则。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是为了突出“重其所重”的原则。

　　明律所体现的“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刑罚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不断强化。随着宋明理学的出现，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将人们的行为牢牢的束缚在礼制的范围之内，这样就使得传统的礼法结合思想，集中转为依靠刑法的打击和惩罚作用。同时，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一些谋反、谋大逆和贼盗重罪等犯罪，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基础。对此类犯罪，必须加以重惩。这也是宋明以来刑罚逐渐趋于残酷和严重的基本社会根源。

　　二、明清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明清的司法机关

　　明清时期，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

　　(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办理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三是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以上案件；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

　　(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诸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

　　(3)明代都察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承明制，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督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4)地方司法机关。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沿宋制，省设提刑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府、县两级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掌管狱讼事务。明代越诉受重惩。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间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当地民间纠纷，加以调处解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在清朝，地方司法分州县、府、省按察司、总督(及巡抚)四级。其中州或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报。一般而言，有关田土、户婚、斗殴诸般“细故”，均由州县自理，但命盗重案，州县初审后，应将人犯并案卷一并解赴上级机关审理。府为第二审级，负责复审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提出拟罪意见，上报省按察司。省按察司为第三审级负责复审各地方上报之徒刑以上案件，并审理军流、死刑案的人犯，对于“审供无异者，上报督抚，如发现有疑漏，则可驳回重审，或改发本省其他州县、府更审。总督(或巡抚)为第四审级，有权批复徒刑案件，复核军流案件，如无异议，定案并谘报刑部。对死刑案则须复审，并上报中央。

　　2.管辖制度

　　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分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与民相干者，由管军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

　　3.廷杖与厂卫

　　(1)廷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权责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前崇祯皇帝也没有停止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下设镇抚司，由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多由宦官充当。厂卫干预司法始于太祖时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始令锦衣卫负责刑狱与缉察遗捕。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其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按旨行事，并设法庭监狱。尽管太祖后期曾加禁止，但成祖很快恢复，成祖时“恐外官徇情”设宦官特务机构“东厂”，专司“缉访谋逆，大奸恶”，其权超过锦衣卫。宪宗时又为监督厂、卫而设“西厂”，至武宗为监督东西厂，又设“内行厂”。明末，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

　　(二)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在唐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会审制度进一步完备。

　　1.明代的会审制度

　　(1)九卿会审(明代又称“圆审”)，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己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2)朝审。始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英宗命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书(或户部尚书)主持下会审重案囚犯，从此形成制度。清代秋审，朝审皆渊源于此。

　　(3)大审。始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宪宗命司礼监(宦官二十四衙之首)一员在堂居中而坐，尚书各官列居左右，从此九卿抑于内官之下。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明史·刑法志》载：“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

　　2.清代会审制度的发展

　　在明代会审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热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

　　(1)秋审。是最重要的死刑复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天举行而得名。秋审审理对象是全国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每年秋8月在天安门金水桥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会同审理。秋审被看成是“国家大典”，统治者较为重视，专门制定《秋审条款》。

　　(2)朝审。朝审是对刑部判决的重案及京师附近绞、斩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其审判组织、方式与秋审大体相同，于每年霜降后十日举行。案件经过秋审或朝审复审程序后，分四种情况处：理其一情实：指罪情属实、罪名恰当者，奏请执行死刑；其二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三千里，或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其三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于死刑一般减为徒、流刑罚；其四留养承祀：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合乎申请留养条件者，按留养奏请皇帝裁决。

　　(3)热审。是对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于每年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共同进行，快速决放在监笞杖刑案犯。

　　上述制度是一种慎刑思想的反映，但却导致多方干预司法，以至皇帝家奴也插手司法，最终结果是司法更加冤滥。法律制度与实际执法日益脱节，加速了王朝整个政体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