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民工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困境及对策
农民工一般是指户籍在农村但在城镇工作就业的人员，他们具有农民和工人两重身份。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加274万人，增长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加359万人，增长3.6%。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3085万人，增加124万人，增长1.0%，举家外出农民工3525万人，增加150万人，增长4.4%。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承担着最累、最苦、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却无奈地游离于城市之外，无法享受居民待遇，承受着种种歧视与不公。农民工维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法律援助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困境
近年来，法律援助中心认真执行《法律援助条例》，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维权，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的相关措施，开通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尽力为农民工提供便捷、高速、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农民工文化程度依旧较低，法律知识不充足导致维权难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比较城市务工人员而言仍然较低，他们通过媒体等途径，对法律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却了解不透彻，而他们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知识水平有限，其工作范围只局限在较低层次的领域，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在如今的物价水平下，他们的生活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
2、从法制角度看，农民工维权法律周期长、程序复杂、难度大、执行也存在较大的阻碍
尽管近些年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但在实践中，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却也屡见不鲜，而面对这些权益受损的行为，农民工们想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劳动争议案件要先通过仲裁再经过诉讼环节，这导致了维权的周期被有限制的人为延长了。一个普通劳动争议案件，在经过仲裁后，如果一方不服可以到法院诉讼，经过一审阶段后，还可以再有二审阶段。普通单位一般有自己法律顾问，且劳动争议案件不要诉讼费，对于单位而言多次诉讼不存在资源浪费，但是作为普通劳动者，他想要维权所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远远超过其可以承受的范围。
其次，农民工们维权的举证能力低。许多用人单位往往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愿给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医保费，致使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造成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成了“三无”人员，即：无劳动合同、无养老保险、无医保等现象。在发生劳动纠纷或工伤时，无任何证件来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存在，企业主为了切身利益，拒不提供证据，还想方设法设置重重障碍，阻扰律师、法律援助者调查取证，没有证据就没有援助的法律依据。农民工在权益受损害之前，他们不知道要先保留相应证据材料以备将来之需，等到他们想要维权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进行举证，最终想要维权却维权不能。
最后，许多农民工维权案遭遇执行难问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的，工伤赔偿由保险公司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标准支付。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缴纳保险费，农民工的工伤赔偿往往无法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案子一般耗费时间长，等到案子判决生效时，有些个体企业主、老板早已经踪迹难觅，致使农民工案子无法执行，许许多多的欠薪的、伤残的农民工只能黯然神伤地离开而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
3、从法律援助部门来看，人员及经费不足也导致维权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请求法律援助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这就造成维权的法律援助经费和人力资源普遍不足。南京市一般诉讼的法律援助案子发放800元，办案补贴标准偏低，不能弥补所支出的办案成本，既挫伤了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农民工案件的积极性，也导致律师只愿意办理稍微简单的案件，不愿意承办疑难复杂案件，还导致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了节省办案成本而减少办案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提高。
虽然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但是办案过程中，有的调查取证、鉴定等费用相对农民工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导致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因为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因此法律援助人员与经费的不足会是的维权案件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解决的对策
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对于辖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就目前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现状，笔者拟对此提出如下对策：
（一）增加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宣传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针对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制定宣传计划，定期宣传，把宣传重点放在与农民工有关的法律法规上，使他们了解就业、用工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知识，让农民工感受到法律援助就在身边。比如可以联合劳动培训机构定期举办法律常识培训：定期开展各项活动和设立咨询站点进行普法教育工作，编制一些简单易懂的书籍、印发一些法律援助读本和宣传页，通过各种媒体包括电视和网络进行宣传等方式。通过法律宣传，从根本上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技能。
（二）增加法律援助经费及援助工作人员的编制
法律援助是需要经费投入，所以要积极多渠道地筹措资金，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第一、加大政府投入。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世界各国大都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我国也是一样，《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财政可以在现有的法律援助业务经费预算的基础上增加预算，专门用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第二、成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为了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满足更多的贫困者对法律援助的需要。第三、动员社会力量，加大社会募集与捐赠。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的慈善与捐助活动已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应该加大宣传，动员有能力的组织进行捐赠。有了充裕的经费保障，可以适当提高办案补贴，
同时，法律援助应该适当增加编制。绝大多数农民工案子都由县级法律援助中心经办，法援工作人员不仅要承担大量的来信、来电、来访咨询等接待服务工作，要承办大量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受理、指派案卷归档、法律援助宣传等工作。目前的编制状况根本就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需求。上级司法部门可与人事部门协商，根据县（市区）人口的数量，适当增加法援中工作人员的编制。
（三）强化相关部门职能，为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奠定的基础。
强化相关部门职能，劳动部门加强对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监督和查处职能，提高依法用工意识，从源头上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要加大对依法用工的监督和管理，对依法用工检查形成制度，劳动部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主等用工单位聘用农民工情况进行年度监督检查。从源头上规范用工行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法院在确定农民工身份后，应立即减免农民工诉讼费，而不需要经过层层严格审批，为农民工畅通维权渠道。
（四）从立法上层面上，减少农民工维权的成本
维权成本始终是影响农民工通过诉讼程序维权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许多被不法行为侵害的农民工，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通过爬吊塔等过激行为来讨个说法。基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进一步扩大司法救助范围，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该《规定》对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作了重要修订，扩大了司法救助的范围，明确规定了符合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十四种情形，其中“进城务工人员追索劳动报酬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请求赔偿的”也在十四种情形之列。
笔者认为应该制定《法律援助法》，从法律层面明确属于司法救助的范围，简化减交或免交的审批程序，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简化手续，同时，在审理案件中，应当支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农民工因参与诉讼而产生的误工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因证人出庭所支付的费用等直接损失。这样，农民工的维权成本降低，作为单位而言，其违法用工成本进一步增多，可以有效降低违法用工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