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痛苦的人不会选择哲学，选择哲学的人无一不经受过他生命中的痛苦。 ------北京大学哲学系 王博先生
一、成长与变故
“人就是向死而生”，从蒙田到海德格尔，都说过类似的话，据说这就是哲学之所以诞生和存在的原因之一，参悟透了这种究极的问题的人，多少也就触摸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可是，当我在课堂上和蒙田的随笔录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无法明白，“向死而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直到我从一个懵懂少年，经历了祖父的死------一场影响至今的变故。
小时候父母整天都得下地干活，祖母在家烧火做饭家务繁多，于是在公社面坊工作的爷爷就把我背在背上，一边干活一边带我。农村的生活虽然清苦、受限（贫穷就是一种限制），但远僻的山村与世无争，总体上人们过得自足、平实而快乐。即使到2000年9月家里凑钱、亲戚出路费让我走出了18年来都不曾跨出的河边山村，远赴到两千多里外的津门求学的时候，我仍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不曾体会过什么复杂、矛盾纠集的、令人内心不安灵魂震颤的东西的童蒙少年。
为求学离家15年来，“回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奢侈的概念。在我12岁刚刚小学毕业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另一个县一所更好的中学读书，我寄宿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在家里待的时间很少。学校在长江北岸，家在长江另一边，回家一趟很远：坐火车，根据不同的季节在河边找寻渡船不同的停靠地点，过了河之后再翻山越岭一个钟头才能到家。。蜀道难，山高路不通，每次回家无论是雨后泥泞还是烈日当空，都是背着沉沉的箱子爬山-------倒是实践了前人所谓“野蛮其身体，强健其精神”之训。在我的高中时代，一年之中更是十有八九的光景是不在家的。记得当时同级的（2000届）学生竟有约千人，分布在十几个班级里。竞争激烈，脑中只有奋力前进考好名次。高一的时候，外婆去世了，家里不知为何有“噩耗不传读书郎”之习俗，葬礼背着我做了；我爷爷奶奶七十岁大寿的日子，我也没有去见一见他们。寄人篱下六年之后，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南开大学哲学系），我去到更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地方读书。
因为没有见过危险，所以便认为世界不会有危险——这是一种多么鸵鸟又多么一贯的童真心态啊！所谓幼稚，就是不晓得变故；所谓成长，就是接受了变故；因为没有见过危险，所以便认为世界不会有危险；因为从未经历过什么不美好，便总是以为生活永远都会美好地平静下去。如果不是大二期末那场变故，也许我会一辈子在这种素朴的生活理念中，恬淡自足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
就在我读大学的那两年，爷爷不知何时患上了“肺心病”。等我 02年回去的时候，爷爷已经脸色憔悴，元气大失了。记得三十前两天，我陪爷爷去看医生，医生只给抓了2天的药，说：“初一不要吃，大年初一是不兴吃药的”，我居然也没有意识到，那里面已经包含着医生的某种勉强之词。陪爷爷走在回家的路上，爷爷慢慢地走在一条又一条高高低低、清清冷冷的田坎上，我居然不怎么忧虑（！）-------想来，我上大学后的第二个春节时，爷爷已经走到了生命最后的百分之五阶段了。为何我竟然毫无察觉只以为是普通的年老疾病？是我没有能力察觉还是我的软弱、天真、幼稚让我盲目？
大二期末考试的前夕，怕影响我的考试成绩而照例对我采取隐瞒态度的父母，并没有告诉我爷爷撒手人寰的噩耗。然而这种刻意为之的隐瞒，最终又正是由我自己去亲手察觉和拆穿的。在天津一个六级大风狂刮的夜，我手握着三天前上自习时给爷爷写好、但却不知为何尚未寄出的一封信，想向家里问问爷爷的情况。家里没有安电话，我打到了邻居家里；等了许久，电话那头父亲刚一开口，沙哑哽咽的嗓音便暴露了一切：爷爷已然不在这个人世三天了！
令我灵魂出窍的是，他撒手人寰的当日，正是我写信的那天（02年7月6号）！
突如其来的变故，把 “死”这个讯息强行塞入我的脑海。看着沧桑、年进半百却又像孩子一样哭泣的父亲那种（对考试中的我）刻意隐瞒、却又下意识希望内心的悲痛得到发泄的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那现身出来的“死”是一种巨大的、无边的空白-----这空白是对脑和感官、心和身那本然亲密联系猛然中断后的不适应，是对“事情结局”之永不可逆、“生”之永不可得的恐惧体验，是对人生中（果真）有黑洞一般、像无底深渊那样虚无感的巨大惊慌！“死”、人生在世的有限性或者叫“变故”，总是由不得你准备与否，由不得你喜欢与否便降临了。
如果说生命是一张叶子，当年轻一代尚未抽芽长绿的时候，年老的一辈就已经退出生命舞台了-----生活的冷酷对我而言，莫过于如此。
人的脆弱性、生命的不可留，让我猛醒；人生的有限性爆发了我对生命自由的强烈渴求。得知噩耗过后的暑假，跟每年一样，我住在学校，做家教没有回家。我的精神突然变得蛮野起来，开始敢于去开拓之前因为安逸平稳的生活而不敢去开拓的那些可能性。比如，去脚踏一个巨大的、陌生的、我一向惶恐不安的平原城市，去打工；打破人与人之间强大的习惯思维的约束，去认识所有值得交流的人；无论场面多么宏大的讲座，尽管我只是一个学术道路上稚嫩不已的黄毛丫头，但只要我从讲座中有共鸣或者疑惑和不解，我就敢于站起来和讲座者表达我的观点（我很珍惜在南开的四年各种哲学讲座中，我和叶朗先生、杨大椿先生、霍桂桓先生；和已故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先生的思想问答）。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成长就是开始知道并处理生命中的变化。可是人对水土、气候的改变容易适应，而文化、习俗、个性的变化不容易做到。最难“消化”的是观念上的异质------所谓“精神上的打击”，其本质都是在观念层次根深蒂固接受不了异质物。习惯了单纯、美好、完整的家庭模式的我，无法接受“不完整”的概念。02年后，虽然我的性格变得多了很多阳刚（变得积极、乃至亢进了），但内心深处，却仍然难以平息对生死之转变的困惑。而在爷爷去世后五年，一年半前，我深深眷恋、爱着的奶奶也离我而去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在记忆中重温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时光，看着他们在我的记忆力微笑。想着他们，想让时间定格，唯独不想接受“现实”。
也许是爷爷的死----第一个至亲离开------的时候，我的父母没在身边安慰和引导，我一直都学不会如何承认死亡；在六年来，自己多次有过一些极端的念头，这些念头（逃避现实的挫折、活着没意思，）让我惊讶、羞耻和痛苦，因为这和我自我认同不符：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哲学史上在活力十足的八月出生的哲学家 一样，是一个充满蛮野力量、充满向上阳光、侠客一般温暖慷慨、对哲学有自己的领悟力和禀赋的人。自我认同上的矛盾冲突是最让人痛苦，却也最让人警醒的。我意识到，六年来，原来我都不曾真正地消化掉“死亡”所代表的人生的虚无，事实上六年来我一直被一种虚无主义的想法困制：既然反正一切都将是要失去的，不仅爷爷，奶奶，即使我的父母双亲最终都将放开那携持着我的手，而将我一个人留在人生之路上，那我还保留着感情、信仰和憧憬做什么？
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这个毒素长久寄生在我身上而我不自知。
尽管我一度自我认同自己为一个乐天派，一个在自己的朋友遇到任何程度的失败挫折时都会不遗余力、一如既往地相信他、鼓励他的人，一个在朋友眼中像阳光一样温暖和侠客一样慷慨的人！但随着环境、人事、物事的改变，每当我情绪陷入低谷时虚无的毒素就爆发，（从2002年至今）我曾经有过大约十几次轻生的念头。尽管只是念头，但每一次发生时的痛苦，都是实实在在的；那种内心沉落的感觉，即使想想，也让我不寒而栗。人在这世界上最不愿意重复的，大概就是重复的失望了。
虚无
当我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遭遇那些失败挫折而痛苦、动摇、想放弃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死”其实就是虚无主义的别名。
之所以可能（竟然）产生轻生、放弃的念头，是因为我内心存在没有清楚出去的虚无感。这个虚无感内在的来源就是爷爷的去世。自爷爷、奶奶去世，我就一直没有学会把“死”和虚无主义分开。当我允许自己保留对痛失亲人的悲伤和无奈时，不经意间我也没有阻止虚无主义的寄生------既然再美好的东西反正最终都要失去，为了寻求这些美好的东西而努力有什么用？！今天我明白不能再逃避了，必须将六年前的那次打击、那个心结做一个了结。生活中永远没有单面的东西：单纯片面的美好幸福是不可能的，而单纯片面的悲观绝望也是没有必要的。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得失、有无本来就是相生的，难易本来就是相成的，为何过去我只看一面？六年来我一直在亲人的死的阴影下生活-----也许这个时间对某些人来说看似长了一些（而对某些人来说，却还仿佛不够长）为何我要执着于一面、单单去在意那一面？
面对“虚无”和“生生”同在的人生事实，是直面还是继续逃避呢？-----“To be or not to be?” 莎翁这个台词之所以经典，就在于他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是人人都可能遇到、人人都必须时刻深思的心灵难题。其实我明白，最终难题还是躲不过的，躲了六年又如何？我想要一个干脆的解决。
事实上，对死亡的解决很简单：我的生命力越壮实，爷爷的生命力也就得到了延续。因为他的血液继续在我身上流着啊！我的身体和灵魂，也有他的一部分啊! 当我用眼看世界的时候，难道我不是也在用他的眼在看吗？当我笔端文思泉涌，艰苦探索学术之路的时候，不正也是他的睿智在我身上的展现吗？当我站在山岳之颠，观天地大化流行而喜悦的时候，难道不正是他在我心中微笑吗？轻生，沮丧、绝望、堕落、自我放逐，这才是对他最大的不敬不尊重啊！我应该学会尊重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亿万年造化的奇迹，谁知到在这白驹过隙的人生百年间，蕴亿万年造化神秀、蕴几代人期待的某一个人，会创造什么炫彩奇迹呢？
二、因变而思、因痛而学
由真正经历生离死别多次，生活令那个在哲学课堂上被我们无数次讨论过、意向过却不曾体验过的东西“死”（亦即虚无）的观念，开始进入了我的意识中。
死，作为最明显的一种虚无，它无形无色、无边无际却又狠得，能让你的心像被挖出了一块似的；它像一个无形的罩子降落在你四周，又像一个从地底冒出的牢笼将你囚禁，在一种对生命和结局“不可逆”、不可续的体验中，它显示着它绝对的支配权！在接受死亡（不管是自己的死还是至亲好友的死）的时候，人类能做的，不过是无一例外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抵抗，消极，认同 。
生命脆如苇草，发生在我身上的，是对由死所引发的一系列虚无范畴的东西的剧烈困惑：亲情的不完整；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理想的生命状态-----自由、幸福、按照自己的的天性来工作、拥有真正在一个层次上的能理解你的知心朋友等------的不在场，一个清醒独立的未来人生走向的不成形……整个大学本科四年，我都在对“哲学是什么”、“如何从事哲学”、等问题上苦苦追索，这种追索、思考贯穿了我的整个本科四年生活。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场合、任何一个可能的瞬间，我的领悟都会朝向这个问题上去。不知不觉中，我的思想进入一种根子上的静默中，我的人生中开始涌入思忖。面对生命个体如帕斯卡尔所说的苇草般有限和脆弱，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能反抗点什么？哲学能在这种对生命对自由、无限、美好、善的高呼呐喊中，做点什么？女性能学好或者适合学哲学吗？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哲学的形态、从事方式只有一种吗？！
动荡的人生。这种静默的思忖，还与每年春运期间返乡坐长途火车有关 。（特指）在春运期间，坐硬座火车回家，对我来说曾经起到过“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作用。从北京到重庆的火车，提速前乘客须在上面坐30多个小时，过去俗称“一天两夜”；提速后变成25个小时。但从天津转道京城再回重庆的学生，买到票的几率比京城本帮学生要少，往往只能买到非常次等的“加班车”------即春运临时增开的列车。加班车的恐怖不在于时间长，而在于条件差， 02年的春运太恐怖，我们几个重庆籍的南开学生足足坐了45个小时才从噩梦一般的车厢里出来；车厢里空气污浊到极限，氧气稀薄到极限，拥挤到极限------不用担心小偷，因为他即使得手了也走不掉。由于过长时间不动，乘客的腿脚普遍都坐肿了；头发也变油腻发痒，洗脸、刷牙成为不可能，上厕所更是成为一项难题。人的所有日常举动都变得艰难。整个硬座车厢变成对人体感性、感受器官的一种地狱式的考验。
人的身体官能受到强烈折磨之后（相对的），人在感性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因为对痛苦承受力的被迫增强而钝化；要么变得更加无法承受（更加敏感），仿佛发生某种变异似的。我大概属于后者。为何人的生存权利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春运）和特定的地点（春运的长途硬座车厢）可以被贬低、降落至如此的程度？-----“在这个地狱般的车厢里，我居然还是个‘人’！”------人之为人的起码权力在那45个小时被剥夺，这种剥夺看似客观，但实则不能不引发人的思考：为何出外谋生的民工群体如此之众，令车厢拥挤到几乎无法呼吸？为何国家的铁路运输能力如此之不匹配？为何一个行政部门（铁路管理部门）在安排、调度上如此忽略人性、损害人性（无法睡觉、无法上厕所）？我只知道，当人的感性被极大的损害的时候，人的理性也必然陷入深深的痛苦的思考。
形成自己的哲学观。如果说我在理性上有什么自主的倾向，那都是被变故强烈刺激的。或者，我是一个对自己、对自我的遭遇反思本能特别强的人。在我看来，“理性的能力”就是人格的自主性，而其中，又特别体现为一个人能不能自己树立一种价值观的能力。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认为人人都有资格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在大三的时候，我已经对“哲学的任务”、“哲学的作用”、以及从事哲学工作的方式途径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在这时，我决定改行学美学）。我是按照动机来界定哲学是什么的；而这个动机和出发点在我看来，是人以语言概念的方式对人自身存在（“世界”不过是标示人生存界域的范畴）的把握，相对于自己，是回答：“‘我’是什么？”相对于他者（社会），则是对一种理想（最大化的合理性）的生存方式所做的民主地论证。是民主地说服，论证；而不是权威发布式的压服和分配。这样的人，尊重别人心中所认为的“最大合理性”的生活方式，尊重他对此方式的崇尚。各种论证之间是竞争的关系，时间将是最终的检验。为了记录和保留自己的哲学观亦即生活观，从事者有必要著书立说，参加辩论，从而令自己的观点进入被实践检验的可能之中。导致今天我们称之为哲学思想、哲学知识的那些东西产生的诸多活动，在我看来，都可以看做出自这样一种根本出发点的活动 。
对美学的认识。而选择美学的原因，就在于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有着对“对一种理想（最大化的合理性）的生存方式所做的民主地论证”——即我所认为的“哲学”——最好的展示。
当一个人，判断一个也许对旁人来说不足为奇的物体为“美的对象”时，这个物体如果是对于他来说一种理想的、至善（最大合理性）的存在，那么它对于他就是他的审美对象，他对于它则就是它的审美主体。主体和对象是同时生成（尽管可能只在当时当地那一次经验中）生成的。和哲学思辨所采取的概念的，抽象的，不直观的方式相比，当我们想要和尽可能多的人描述和展示一个形而上层次的idea时，审美现象具有最优秀的方法论模仿价值。审美需求、审美理想中可能内蕴着人根本的自主需求、自由梦想；审美趣味中可能蕴含着人一种超越的精神生活的维度。这些，都是其他的精神活动------宗教、伦理说教、演绎推理、自然科学认知所不具备的。而身为中国人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文明遗产中，这些资源尤其丰富；古代中国人在艺术中所展示的，正存在一种充满德性而又自在、优游、潇洒、自足的生活！
同时，虽然审美研究作为一项理论工作要求严格的理智能力，但审美研究的实际却是必须立足个体主体且基于感受性的，这也让审美研究能够开启更多与“人”本身打交道、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秉性打交道的可能。
三、举债贰万，三考北大
爷爷去世已经六年，而这六年，我没少走过崎岖坎坷的路。受挫，有的时候，承受力会超乎寻常地弱。我考美学专业的研究生也很曲折。第一、第二次考都因为多方面原因没有成功。从03到05年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曾经最陷入低谷的时期。
哲学：从疑惑到亲近。2000年，尽管我考入哲学系在学籍上属于了“哲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未根本地萌发思考所谓“哲学”问题的需求。尽管我作为大一新生在南开得以享受系里六位教授合力讲《哲学概论》的待遇，没有教科书，甚至没有讲义，给了我对“哲学是什么”的第一印象；但我并不知晓如何领会哲学智慧。因为如何开启哲学思维-----本质上这是自己的事情，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大学开始的第一年，各种疑惑充塞了我的大脑。接下来的三年时光，便是我自己对这些疑惑之解答的苦苦追寻。这追寻过程多半是自己独自体验的，回想过去在南开的时光，虽然没有日记或者文章做记录，但那些留在脑海里难忘的、抹不掉的，依旧是在那些关于苦苦追寻的记忆。
在哲学系的第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三本书和一堂课：孙正聿先生的《哲学导论》，周国平先生主编的《诗人哲学家》第二版；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三位我敬重的先生自编的（名为教程实为专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一堂课”是王中田先生给我们上的“美学概论”，里面讲到20世纪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里的四大派（而其中，也许是因缘巧合，我只记住了“高尔泰”）。
01年天津的艳阳下，军训、背上冒盐圈的我在书店里偶然读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的《诗人哲学家》，从此我开始对那些暂时不为哲学史书本收留的思想家，有了兴趣（哲学居然可以也是跟人生有关的，哲学还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 让我觉得哲学“之可能和人生相关”，意识到做哲学的方式和角度是多元的，不应把知识当唯一的乃至于主要的哲学智慧。相反，也许知识形态的东西反倒不是最终极的东西-----尽管它们对于登堂入室极端必要。的确，知识形态的哲学不太引得起一向好奇心重的我的兴趣，《诗人哲学家》这本书之于我-------如果能原谅我将要做出的具有自视甚高嫌疑的比喻的话------犹如布伦塔诺那篇《论实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的论文之于海德格尔的哲学生涯。
那么，“诗性的哲学”、讨论人生的智慧的“哲学”到哪里去寻找呢？我向很多人一样，最开始，向萨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靠近过。但是海德格尔及其背后的强大文化渊源性，我看不懂，前二者的思想最终也没有让我对它流连；我很敬仰康德、马克思，但它们与其说是我的目的地，不如说是我思想所要保持的一个维度，一种尺度而不是目的。我仍然还得寻找适合我的安身立命之处。“中国哲学”里，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庄子的思想和阳明的“心学”一派。可是，我已经接受了太多符号逻辑、人工语言的“洗脑”，不仅不具备从事中国哲学所要求的“小学”、“大学”功夫，心学本身也无法作为一种当代性的哲学形态，满足我当下的人生困惑。而“美学”呢？在大一大二的那两年，我最先失望的就是“美学”-----当时我在图书感能看到的标明为“美学概论”、“美学原理”、“美学教程”的，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的。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蔡仪先生的，还有一些宣称试用了自然科学的新方法的美学（控制论、系统论美学）。美学原理类书中，惟有《现代美学体系》较合我心。其他的，都让我非常困惑。
我只有天天在哲学系的资料室里，寻找推进那已经开启但却在黑暗之中、没有光芒的哲学思忖之路前进的路径。
我也曾读过刘小枫先生的《诗化哲学》，书中介绍的德国浪漫派文学家们具有丰富形而上意味的思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疑惑他在后记里说：当他读完美学硕士的时候，却发现，美学已经罩不住他的思考了……为何？为何？刘小枫先生，我地理上的同乡，最终我没有选择遥望他，而没有做精神之路的同乡。
北上寻师。希望之光直到2002年才出现。当时我照旧在资料室的书架上一本一本地找寻可能有价值的对象，于是我读到了我现在的导师、彭锋先生的著作：《美学的意蕴》。他（对别的美学学者）颇有点冷酷地说：“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讨论的都是人生经验中的问题，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就能体验得到，本身不该艰涩难懂。难懂多数是由于我们误解了美学，乃至不懂美学造成的。”“学生困惑的地方，多半也是教师自己没有弄清楚的地方。”如此虎虎有生气、犀利但却真诚的自我批判，让我感动了。对于我这样典型的初学者，彭老师短短几行字便已深得我心；我从中读出一股对美学研究现状批判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我找到了自己思想河流一个本来就可能的方向的路标：美学，而且只是北大的美学。彭老师又说：“北大的每一次美学课，都是我的节日。”此种境界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我决定拜这位美学学者为师。
这个决定也是出自当时我本身就存在的焦虑。对于我来说，逻辑学并不是我擅长的，我对逻辑虽然只有尊敬而无究其本身进行钻研的兴趣。逻辑学要求客观、中立、排除价值判断，现代符号逻辑极度抽象，既无法抒发我内心强烈的感性、诗性情感，又和我日益趋向的形而上学方面的思索关系有限；而相反地，美学是哲学诸学科里面更能探究人的精神、情感世界，考察个体的审美趣味、精神需求的领域。改行，换到另外一个学校的另一个专业读硕士，意味着首先我将放弃掉保送到本校本专业读研的机会，同时，要承受向不同专业、陌生学校考研的风险。但是，这一切对于感到获得了前进方向的我来说，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南到北的艰辛。选择去北大读美学而不是南开，并不因为我不眷恋我的母校，而是因为北大是中国美学的故乡、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大师执教几十年良好学风传承之地。另一方面，我在学术和生活的关系上，属于支持“学术介入现实生活”的那类哲学学生，四年的逻辑学本科锻造了我的工具意识，而硕士阶段，我想将这个工具用到能够作为我目的的东西-----审美现象研究-----中去。但是常言道：隔行如隔山，何况是学校不同，治学特点不同。我第一次考试考得很差：对北大的出题思路没有概念，美学基础知识零散。考试题型、题量，我都是打开试卷才知道的。费了很大劲，我调整过来，毕业之后也没有找工作，借了钱租房子，为省钱跟三个人合租一个房子，房东是个将近地痞的满脸横肉的男人，我们四个学生没少受他的盘剥。带着对在老家辛苦种地的父母的愧疚-----房租很贵，我又关起门来看了一年的美学书。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我常去的书店（南开儒林书店）老板也对美学有一定感情，知道我是考美学的，且为考美学放弃了很多东西；他竟然将一整套全新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朱光潜全集》送给了我。虽然有这么多人帮助，我还是感到心力交瘁。当在第二次考试过后我们随即决定搬出那个地痞房东的屋子时，我和我的研友却都真正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一种像水一样瘫倒在地上再也立不起来了的感觉。最终我们还是开始搬家收拾东西。
我曾感到：如果第二次考研再失败，那我的人生就真的会像走入了一条没有出口的黑暗隧道，我将越来越靠近黑暗；想到意念中那片黑暗-----虚无，我感到恐惧。然而天意弄人，我又品尝了失败的酸楚。05年3月，在凌晨我就迫不及待地从声讯台查到分数，第二次考美学的成绩出来了，虽然第一年考得一塌糊涂的专业课足足进步了40分，但我的总分还是差几分过线。理想的专业再次将我拒之门外。
奇迹或者上天的眷顾在于，当我发现、在得知分数也就是得知不能上线的那一刻-----就是我走到那个原本以为没有亮光、没有黑暗的封死的隧道的“黑暗”区域的时候，我发现隧道并不是没有出路的； 我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得知第二次又失败了便结束掉自己的生命或者精神崩溃，而是对自己选择了原来如此艰苦的战役，感到自豪。 我尊敬我自己作为一“战士”的光荣，因为只要真正尽力力的人都会尊敬自己；只有真正经历过战场的人才会有这种体验！ 上苍并不是不公正的，它把对自己的尊敬交给了我。我不甘心，我想：找到失败的原因，这也是一种莫大的收获。无论如何，我该想想：我真的有学哲学和美学的禀赋吗？我应该就此放弃还是继续坚持？？
磁石与指南针。于是我决定到北大去感受一下这个人文圣地的气息，去找寻走到十字路口的生命下一步的讯息。不过我没有钱。作为山沟里的孩子，大学毕业不仅没有工作，反而仍旧需要向父母要钱，我无论如何无法开口。也是上天垂怜，一位年轻的笔友，一个正直而充满诗性气质的警察朋友，他一直知晓我屡败屡战的考研经历，于是他先后借给了我2000块钱。这2000块钱无形中给了我勇气，让我在如此失败的情况下，还能正视那个自己跌倒的地方。感谢那笔宝贵的钱，我带着找寻自己真正的人生的道路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目的，我先根据朋友的介绍，在北大西门往北的一个叫“蓝院”的地方租了个床位住下，后转到蓝旗营清华西南门一个更便宜的设在地下室的招待所里住了下来。然后给彭老师打了电话，想和他见个面。其时彭老师各方面事务非常多，但他说“其他人我都可以不见，但我觉得必须见一见你。”可以说，没有彭老师多年来的关心和指导，不会有我的今天。彭老师是我最感谢的人。
05年三月份，在我在未名湖边忧郁的徘徊的时候，碰巧俞吾金教授从复旦到北大来做讲座，有五场之多。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思考。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每次讲座我都提了问题。俞吾金先生在清华的图书馆多功能厅，讲他对日常语言的一些戏谑性的不满，戏谑中让我大大感受到哲学思想者的问题意识所在。哲学家能在常人不知觉的地方发现问题，无论是日常语言（“多功能厅”等名称本身的矛盾）还是学术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都被纳入反思的行列。对于日用而不知的前者，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充满矛盾、重复、不成立的地方；对于后者，只要有必要，就要敢于打破（无论多么流行都可能是不合理的）这另一种“日用而不察”、“以讹传讹”。
无论是在清华图书馆的笑谈中还是在北大四教靳希平教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课上，还是在北大四院会议室严肃的宣讲中，俞吾金教授不同的演讲主题带给我一个共同的印象，这就是：超越了日常惯性、权威流行性而进入到思想内部的一种哲学家是犀利和优游的。虽然我主要不是钻研马哲领域的，但是他的讲座的意思我还是能听懂一些，仍然能够产生共鸣。在每次讲座的提问中，我认识了在场的二位学长，一位是马哲的博士，一位是马哲的硕士。后者的室友正好是美学专业的硕士，那位硕士师兄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向我讲了我所看的专业书籍还是不多，主要是美学各个学校的差别很大，不同学校的学者们治学思路、倾向、观点不同。既然我要考北大，理论上讲应该对北大美学教研室所有老师的全部著作都有相当的熟悉和认同。我说，认同是当然的，我就是因为认同，所以才会只考北大的美学。我说：大三我为自己选择未来的路的时候曾经立下一个誓愿：如果考研而不工作，那就只考美学；如果考美学，就只考北大的美学。连入学后的方向我都决定了：美学原理。马哲的师兄这时说：“你不要灰心，保持这个精神状态，北大的门槛最终是挡不住你的。”
我退掉了蓝旗营里清华人防招待所的床位，在中科院的一个家属区-----科源小区和几个同样是考研的学生一起，合租了一间屋子 。以保证能长期在北大哲学系听课。我听了在考研的时间允许下能够听的哲学系所有的课，西哲的偏多；我决定暂时放弃在马哲、元哲学上的兴趣，主攻美学。也是幸运，06年的考题属于加大哲学史内容，减少文艺理论内容的时期，我对北大美学治学风格的认同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回报——前两年之所以居于不利地位的一个原因是，作为逻辑学专业出身的的学生，我在文艺理论、艺术史方面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如对哲学史的“浸淫”。
辗转三年之后，我才终于考上了进入了北大美学专业。
四、在北大美学和哲学的学习经历
1．从05年春节起就开始打工 彭老师知道我能够到北大来读书的艰辛，因此对我比较关心和严格。但是在彭老师眼里，我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我想，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在和老师交流上的驽钝。同时，入学过后，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把心调整好，虽然也在上课、做读书报告，但是，并没有做实质的工作“养气”。我的气是浮躁的，乱的，我没有珍惜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整个考研阶段的三年，房租、伙食、路费还有买资料、书本的钱各方面，我欠下了将近2万的债务。家里大部分的钱父母都用在我身上了，当他们替我还了一半多的债务的时候，我的奶奶生病去世了。母亲之前也动过手术，复原很慢，身体不好。06年，当我得知一向在我心中如铁打一样的父亲也开始生病的时候，我不禁从心底开始恐慌起来（尽管只骨质增生和关节炎，但是我还是心惊肉跳）。因为我是公费生，学校每月还发310块生活补助，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入学第一年没有任何奖学金可拿。于是我不禁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打工生涯。 这份工作收入微薄（每个月只有三百块钱，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连三百都没有），虽然看上去不用每天都去，但是一旦有事，便会让我不胜其烦、身心俱疲。然而，尽管如此，直到硕士第三学期我得到一笔助学金的时候，我才下决心辞掉这个工作。最坏的是，打工、和钱斤斤计较让我整个人精神气质水准直线下降，有时候我想：如果我的美学老师们知道，一边我在学着美学这个跟人类的高贵而温柔的精神打交道的专业，一边竟然在通过出租房屋赚取佣金和差价的时候，他们该是为我同时涉足这两种精神气质截然相反的领域而鄙夷我，还是该为我自食其力、替父母减轻负担而感叹于我？我不知道该感到羞耻，还是该感到悲怆！
对于家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为了我上大学而万分节俭的祖父母，我的愧疚是永生难以消除的；对于年过半百的父母，我的报答之心也只能深埋在心底。我不知道我要到何时才能回报他们，因为在让我这个农村女孩如此处处充满有限性的生命中，我却始终存在着一份对永恒的渴求！艰难挫折越大，我对自由的向往却反而更加强烈！我有时奇怪自己为何被上苍造成这个样子，但如果你变成一株向日葵，你就会朝着那纯洁、灿烂、代表光明和公正的太阳生长-----这和我的性别、我的姓氏、我的家庭出生、我的经济状况一样，同样是不由我做主的！人的心既然已经清醒，就想朝着永恒奔跑。
我就犹如《黑客帝国》的主人公-----尼奥在地下抵抗队员给他吃下苏醒剂之后，来到真实世界后一样。既然已经苏醒，便无法回到那个也许甜蜜、绚丽但本质上不真的世界中去。对我来说，在哲学系的生涯就是那个影片里的那块苏醒剂，这条路，我已经出发了。当我在外租房的流浪的一年，我的“眼界”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拓展”。这种亲身经历的同龄人思想素质、感情、欲望的多元性成为我思考的一部分，最终我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如何开展和推行哲学启蒙教育这个人文素质的核心部分-------与之有关。我所指的哲学启蒙教育，就是以对元哲学、哲学文化精神本身的提取研究为基础，启发年轻人（主要是已经深入大学教育阶段的学生）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喜欢哲学的风格，开启他们理性的、批判性的思维；让受教育者拥有更多反思能力，拥有独立的价值辨别能力，养成自己独立的审美判断能力等等。
我相信，一个迫切的人文教育内容，就是对人的哲学思维素质（有对究极或者终极问题思考的视野、有对既成现实中一切不合理因素的辨别和批判意识，对不合理存在的不妥协意识，对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完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体能动性等等）和观念的启蒙。审美教育（ 美育）可以作为这个目的不可替代的手段之一。
2．在北大求学，幸遇两位业儒
研二开始后，我没有再打工，专心投入学习中去。从第三个学期（07年1月份）修完了本专业全部学分之后的约一年的时间里，我都在为研二下学期后转向博士研究阶段而做准备（硕博连读考试）。我的方向仍为美学原理，我试图对中西哲学中的本体论思维，做一种对比研究，进而对中西审美思想所由产生的哲学基础做研究，这种基础研究又聚焦在形而上层次的问题----实在观（the idea/form/view/belief of ultimate reality）上。
实在观或者哲学观问题，是一种比较之后才能做的事情。而比较，需要放宽眼界，需要有真实的样本。在北大，一位老师让我看到视野放宽后的在终极实在观上的微妙魅力，一位老师令我感受和体会自己民族真实的审美样本。这两位老师，一位是张祥龙先生，一位是朱良志先生。
自05年考研起我就十分赞赏和认同张祥龙老师在讲授《哲学概念》课时体现出来的，在终极实在观上对比中西印三种文明的形而上思考的方法。张老师精研西方哲学的同时，我们能感受到他骨子里希望的是将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根子，发扬出来。我们能感觉到他所学所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学生开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体贴！此拳拳之心（包括挺身而出建议在北大为孔子立像），令人感动。
朱良志老师的课我听过五六学期了，记不清曾经在多少个教室听过，只知道每次虽然课程名字相同但随着朱老师自己研究的推进，每次课几乎都没有重复。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的具体的印象、在这方面的真正启蒙，是朱老师给我的。和终极实在观无法用负面语言和非概念语言来表达的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人对究极问题、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和反思，其方式是多元的、深邃而具体的。说它抽象，是因为“意在言外”、“境生象外”；说它具体，是因为是因为“技可进道”，对于中国人来说，总是理不离事、境不离象。各门古典艺术就是其中一种载体，只要追溯艺术中审美理想、审美旨趣所由生发、所可能形成的思想观念根源，就会导向对中国人的哲学传统的发掘。如果说张祥龙老师是在逻辑的层面给我演示了一副视野宽广的理性视野，那么，朱良志老师所做的，就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让我体会着那在书法、园林、绘画、诗词、《平沙落雁》中氤氲着的生命超越之“道”。这是忠实于再现和反映中国人的审美精神的一种做法，是叶朗先生强调的“中国美学学者应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的立场的体现。
叶朗先生说：“我们重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应该让我们的美学理论带有民族特色，而且因为如果不系统研究中国美学史，不把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融合起来，就不可能使美学成为真正的国际性的学科，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现代美学体系。”
诚如是。朱老师的研究是彻底的。不仅对古典艺术中的审美精神做了具体而微的呈现，而且，合乎逻辑的延伸到对此种精神所由生发的形而上观念上去，比如，延伸到《周易》经传里面“生生不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延伸到《老子》、《庄子》文本中去，延伸到《坛经》、禅宗的公案机锋中去，延伸到张载的《正蒙》等诸多中国哲学的基础文本中去。
在接触越来越多的“中国信息”的基础上，从07年9月的朱老师的课起，我就开始形成“边界流动的本体”（substance with flowing boundary）这个概念。因为五年的西哲史学习，我体会到自柏拉图开创，亚里士多德界定，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所强化的西方传统主流哲学，采取的是“边界固定的本体”（ substance with Set boundary）----即实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ousia）。这是一个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跟哲学观、元哲学等有关的问题。正因为在审美研究的视角中我们会很实在地体察到本民族自身的哲学观念、形而上思考方式特点----犹如在倪云林的画作里感受到宇宙之气化；因此用本质上不属于中国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诠释中国艺术，觉得中国人的形而上思考特性被遮盖、被抹杀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据西释中、以西释中的不适当性，当它们发生在对古代中国人做审美精神阐释时，表现最突出和明显。
和父母商量08年的春节不回去后，我留在学校备考。在这些阶段中，我太过于自我，没有做好和彭老师做沟通的工作。比如，我对分析美学的态度。分析美学以及其中的艺术本体论、音乐本体论等方面的资料，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但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发生、发展、源流的兴趣，远比对分析美学的兴趣大。分析美学各种具体而微的议题，对我来说，我既缺少进入讨论的背景知识因而不能达到对他们“中立的观察、同情的理解”，在有限的阅读之后又对他们这一派根本的哲学观、方法前提，倾向于反对而不是赞成。
3．美学：作为哲学手段和目的
哲学是什么，中国现在（而不是古代）有自己的哲学吗（杨立华先生语）？美学对于实现哲学理想、人生目的，有什么关系？审美研究是一下子还是分阶段地实现这些梦想吗？为何这个手段一定是美学？
审美活动里面，包含着人自主地选择一种价值的过程，在人以何为其理想的、合目的的对象的行为中，包含着人作为人的一些根本精神理想、渴望、需求。研究人的审美行为，研究文化中的审美现象，便是在研究人这种特殊生物的“生命表现”（狄尔泰语）；通过考察由审美思想记录下来的时代之精神文化选择，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存状态。审美研究，既可以通向对人个体自身的把握，又通达对社会群体精神生活状态的把握。总之，审美研究在我看来，其终极的作用----仅从理论上讲----是具有揭示生存状态的作用。
但是，这种揭示往往很难用或者不用语言来表达。因为最高的境界总是超越言筌。张世英先生在《天人之境》一书中所说，哲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天人之境”）实质乃是不折不扣的“不可思议”之地，在那里，语言将如前期维特根斯坦所断言的那样：“对于不可说的，只可不说。”但对我来说，美学即使是途径，也是必经的途径；审美境界的培养不仅可以是一种“手段”，而也就是目的本身！因为最高的境界，到底是人来判断的；判断这个境界“理想不理想”，这已然内涵着审美精神。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如科学一样，试图找到规律，做出说明，给出定义，然后了事。这样的美学是精英美学，高高在上的美学，群众是不买账的。人人都会自己审美，不用学院派来指导，在人各自的趣味上，相信没有真正自由的人会让别人来插手。我们要做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揭示和标明人们和世界的可能有的一种关系、一种维度，在这个维度所开出的世界里，人们有另外一种活法。不是物统治人、人变成物、机器；而是人像一个人那样生活，用生命来理解另一个生命！审美研究揭示了人生存的另一种可能维度：美好、自由。而且这个维度不在彼岸，它完全可以就在当下：只要我们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五、 哲学目标或归宿
我的人生目标是研究和从事教育，特别地我希望从事哲学文化的启蒙教育。
我所指的哲学启蒙教育，就是以对元哲学、哲学文化的研究为基础，启发年轻人（主要是已经深入大学教育阶段的学生）了解哲学、喜欢哲学，开始批判性思维，拥有反思能力，拥有独立的价值辨别能力，养成自己独立的审美判断能力等等。我相信，一个迫切的人文教育内容，就是对人的哲学思维素质（有对究极或者终极问题思考的视野、有对既成现实中一切不合理因素的辨别和批判意识，对不合理存在的不妥协意识，对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完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体能动性等等）和观念的启蒙。审美教育（ 美育）既是这个目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又是这个教育的一项目的。
审美活动发生在人的反思之前，它居于人类各项理智活动的根子之处，是伦理认识和科学认知的基础-----因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审美价值是人生的根本价值，一个正常、健全、完善、崇高和独立的人格，离不开审美教育对人审美素质、审美境界的培养和开启。而只有人格做到足够的完善和独立，人才能发挥其作为公民、作为社会机器的创造者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反思性、批判性、对不合理现实的不妥协性，群策群力、人多力量大才是可能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都不缺，但缺少真正的“人”的社会。对于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缺少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缺乏道德底线标准；另一方面，缺少真正人文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兼备、人格和心理真正健全的年轻人，缺少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年轻一代。缺少有清醒独立、健康高尚的审美能力，在审美趣味上跟随他者的人，很难是一个能独立地树立其自己的价值观的人，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则一切是非、正误、善恶评价都会人云亦云。如此，如何能期待他们成为改革社会弊病的新鲜血液呢？只要我们经历过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我们就无法同意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合理的，美好的。事实上，我们离合理和美好还远得很，要奋斗的还多得很！
粉饰太平的是只有少数拥有特权地位、既得利益的人喜欢做的事情。正面的新闻媒体不会报道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情。试看道德沦丧到极限，生命卑微到极端：官僚腐败、司法腐败、医疗腐败以至到学校里的学术腐败；矿难惨剧惨绝人寰但总是屡见不鲜，弑父弑师此起彼伏；诲淫诲盗（“艳照门”的流行）大行其道；什么都可以出卖，什么都可以投机，什么都可以利用-----不管是生命还是别的。 弱势群体----如失地农民 、中小学教师、民工等，还占据着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偏远地方的农民现实地受到官商的盘剥，劳动最多，收入最少。中央的利好政策根本到不了最基层，基层的一个小小村支书都能只手盖天！ 陈佩斯先生在北大百周年大讲堂谈他创作舞台剧《阳台》的初衷是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的进步，是建议在大量农民和工人奴隶性的劳动基础上的；我这个话剧如果搁二十年前，是演不了的；搁四十年前，就得砍头。所以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在进步的。
但是这种生存环境，让每一个接触过社会真实面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心安（一如奥斯维辛集中营过后西方的艺术家拒绝在创造“美”的作品一样），至少我们无法在无视这种岌岌可危的社会安全性的情况下，去回答哲学所谓的对“人”的“终极关怀”！我经历过社会的底层，我正在知晓着其他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欢离合 ，因此，我对社会既不会消极悲观（“退党反社会”）；也不会消极逃避。很多人都说“你能做什么？你能改变什么？”的确，作为个体，我是极度无力的，我甚至不能完全处理好自己的精神焦虑和人生挫折；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个体是无力的，所以我要致力于做教育的事业：做人文素养的启蒙教育，做哲学启蒙教育-----我要生产“清醒剂”并团结起更多能生产“清醒剂”的人。清醒剂可以变成文化资本，可以进行文化遗传，清醒剂是可以自己再生自己的。这就是哲学的力量也就是“人”可能的力量！
因为哲学教育而改变人，从而改变社会趋向合理和善，理论上这要经历的过程无限长，就如马克思形容共产主义事业一样：若干年之后，高尚的人看到我们的骨灰，会流下眼泪。但是“理论上”有意识的地方也就一定有人的理想憧憬，人世中的不完善、罪恶虽然无穷无尽，但希望和罪恶一样，同样“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真理、公正、合理、“善”与美本身就只能永远趋近而无法到达，因此，重要的本就不是从功效上，从某一个人、某一种思想上去评价某种目标和观念，而是看到人“有此”目标和观念，看到作为“有所为”的人！人能以个人有限的方式主动地承担点什么，这种自觉、主动承担的是最可贵的。试想尽管人人自觉地程度不同，承担的东西不同，积极站出来的方面不同，但每个人都体现出了他的对真、善与美的世界的努力，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美好世界了。如果善能战胜恶，那么必首先来自对那些作为“善的欠缺”的丑恶现象的不逃避。
虽然我对人生也有无限困惑和无限的无奈，可是我选择同情和承担。有情感和能够做出选择，按照《黑客帝国》导演和编剧沃氏兄弟的话说，是人类这种物种的固有属性；但也正是这种属性，让人类一直无法被电脑人（machines）灭绝。
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有从事哲学基础教育、哲学观念启蒙教育的契机，或者应用哲学精神于审美、艺术、教育等各种应用中，那么，那将是我能设想的对我来说最有价值、最值得奋斗的一种事业。它胜过以前我为了克服社会生存现实加诸我的所有焦虑、痛苦而筹划的任何方案。它让我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而生的，能做这个事情，我的生命就能爆发出最大的力量和热情，反之，我的生命之花即使采取另一种方式来绽放，也必定光彩不及它。
附记：美学， 无论你将来要考研考美学或者工作中学美学，只要我们还在关注美学，且让我们首先把它悬搁，摒弃将它视为一个有固定、既成定义的概念，而将它视为一个符号(symbol)——不仅“美学”是，“哲学”、“逻辑学”也是这样的符号。
当代读书人对美学等学科的困惑不是我们自己，乃至不是我们的研究者的责任，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重建的历史大进程中的困顿的表现。文化重建的内容之一便是学术言说机制的重建，以及自此基础上的教育理念等的重塑。美学的国内研究基本上不倒退就是好的了，基本理论内核是没有人去攻破的。那些美学名头吼得响的，在我看来，多半都是做的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做得对做的深刻也是可敬的，于是问题就变成：美学自身的规定性和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美学，哲学大而无用的感受除了社会的急功近利之外，就从我们自身研究水平讲，是有内因的。美学原理远离群众，脱离时代，当然要被视为无用。但是美学基础理论的内核在我看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难以攻克，实际上，如彭锋老师说的：审美是人人都经历过，发生过的事情，理应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事情。那么审美研究即美学也理应是具有正常理论思维能力的人，可以揭示的奥秘。
美学某种程度在社会和群众中的疏离，其原因在研究内部一些重大基本问题上的纷争和困惑。从外部讲，国家不重视创造的价值，文化建设很滞后，教育理念更是三十年改革最失败的一环。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美学的人转行去作文艺理论，去作景观设计，去搞园林艺术，去当官去做智囊团。
但是还是有真正的有良心的人在作美学的。这些人也很庞大，他们很可怕：他们每天都在进步！他们是我们的良师也是所有想在美学事业上做出成就的人将来的竞争者。所以，你不必失望没有美学的同路人！——“你不是一个人！”
至于我，从03年改行美学（决定考研）到现在09年，我已经走过了六年的时间。人生中最难忘的六年也许就是这段时间了。在北大真正听课的是05到07年上半年，之后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了。我的个性很强，老师们难以驾驭我，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我导师说我完全不像一个女孩子！管他呢……
博士阶段我不准备读美学了。美学要真正前进，要真正进入言说——即说自己的东西，说合乎于审美实际的东西——先天不足，必得回去哲学基础理论上补课。就好像农村要建设，先得修路修光缆一样。
我从事美学是为了一个哲学目标和立场，现在我离开美学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的“离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回归”——我转向了古希腊哲学和中西哲学对比，做中西哲学在形而上思维方式上的对比研究去了。这个研究在我看来是为美学“高筑墙，广积粮”的举措，没有地基，谈不上大厦。为了美学家园，我宁愿此刻背上包袱去西方哲学流浪。呵呵。
我备在某所211高校中应聘讲师。讲哲学导论和美学导论；哲学和美学对我来说，互为表里，难以分割。最后，作为一个学友和同道，也作为一个先行者，送你一句经过朱良志老师阐发，我凝结的一句话：“‘诗’、‘思’本一体，道器非两边。”
祝：进步！春天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