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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女友上完外国文学导读课后和我讲起庞德对李白《长干行》的翻译，我还不知道中国诗歌之于意象派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庞德，对中国诗歌非常推崇，他认为很多中国汉字本身就是鲜明的意象。同时，中国诗的含蓄凝炼和情景交融更加使他倾倒，他从中吸收了营养融汇到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中，并认为在美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中“中国是根本性的”。庞德的长诗《诗章》（TheCantos）中有12章是以中国为题材的。

　　从52章到61章共10章，史称“中国诗章”，描写了繁荣昌盛的古代中国，宣扬了孔子的儒家伦理哲学，用他理想化了的儒家文明来反对基督教和资本主义。

　　庞德特别喜爱中国诗歌，1915年他根据美国东方学家费罗诺萨的译稿整理出版了译诗集《华夏集》（Cathay），收有《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以及郭璞、陶渊明、李白的诗共18首。如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被庞德翻译成《商贾之妻一封信》，这其实是庞德没有真正理解（或者是因为并非根据中文原作翻译而造成的）诗句的意思，将“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几句误认为是思妇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了。

　　此后，他又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诗的译本。其译作的共同缺憾是“达雅有余，信不足”。这或许是由于儒家“情本体”（李泽厚语）文化所造成的中国诗歌精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特性的缘故吧。

　　众多对于庞德代表作《在地铁车站》（InaStationoftheMetro）的译文中，我以为赵毅衡版本最为贴切：《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原文为：InaStationoftheMetro，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Petalsonawet，blackbough.）

　　彼此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不同，翻译与原文便有了距离，而不能完全契合。由是，翻译只有在可能性范畴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