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趋势下，预计不会要太长的时间，美国将一跃而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国入世后美国对华投资的增长，这种经济联系会更为紧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将继续高踞各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一位。但是，据统计，２０００年，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近２万亿美元，中美双方贸易额按美方统计为１０００亿美元（按中方统计为７４４亿美元），不过占５％，同年美国对华投资累计不过３００亿美元，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１２３００亿美元中确实所占比率有限，增长空间显著。

　　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基本上基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进行，应当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但是，即使不考虑文化传统、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中美经贸往来深化的过程也会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这个深化过程影响到特定利益阶层的利益时更为如此。当年尼克松为实现中美关系突破，也需要首先在美国国内说服右翼支持他的行动；而当时正处于“文革”浩劫中的中国，毛泽东主席为说服国人接受“美帝国主义”，也曾说服国人理解中美和解。

　　在经济学家看来，基于增进双方人民福利、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双赢的经贸往来，必然会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超过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因素，而居于双方关系的主导地位。据说当年在尼克松抵达北京当天，北京的《参考消息》报上特别刊登了一条列宁语录，大意是，“同强盗握手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强盗。”而中美关系合作的历程表明，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两伤。

　　二 美国应当积极推进其国内已经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进程以提高其竞争力，而这个进程也为中国特定产业的增长创造了空间

　　美国一直是以自由市场经济来标榜其经济体制的，不过，全球化的推进必然会使美国的特定产业失去竞争优势，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美国需要进行调整的特定产业则还居于相当大的增长空间。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总体的资源配置水平。

　　不过，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因为会触及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可能常常被迫作为有违其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行为，此次钢铁行业的保护就是一个代表。

　　实际上，近年来反全球化的浪潮中，有一股声浪就是来自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针对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的工人构成了竞争；他们抗议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全球化人士建议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地提高劳工和社会标准，实际上无非是找一个借口来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全世界的穷人不是这些反全球化论者所关注的，为跨国公司工作或在现代化出口行业工作的也不是这些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阶层所声称关注的、仅仅是能维持温饱的农民或打零工的游民，这些反全球化论者建议的提高主要行业的劳工标准同他们完全不相干。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大市场的竞争实力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处于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化应该是持 抵制态度的。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发展中国家推进全球化、试图从全球化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的愿望空前强烈；而发达国家中的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阶层，则已成为全球化的坚决反对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经受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在劳动密集型 的产业却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则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就业的调整等重大的现实问题。于是，这些阶层会转而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并且积极促使本国政府建立、强化贸易壁垒。此次美国对于钢铁行业的征税就是代表。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后果。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谈到拆除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问题时说，每年由于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数量的两倍。如果这些贸易壁垒还要强化。后果将更为严重。因此，如同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尽管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要更多一些，但是发达国家同样不容回避其内部的艰难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基于比较优势和利益驱动的全球化，比如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如此， 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这样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才可能不断提高。从当前最为激烈地反对全球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力量看，其就业的调整是迟早的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最终是会让给发展中国家的。在美国经济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纺织品、钢铁行业等。如果在这些领域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歧视性待遇，必然会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