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早期港澳关系的一些史实，探讨葡语世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探讨澳门在葡语世界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葡萄牙人对香港的认识早于英国人。16世纪葡萄牙的航海图上，曾将香港的鲤鱼门书作“盐江口”，可见葡萄牙商船航经鲤鱼门，往来于港澳之间为时已久。
　　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期，因地理条件的便利，便有许多葡萄牙人由澳门赴香港定居经营。亚马达切斯特洛在《香港葡侨》一文中，引用白乐贾的话说：“居于香港之葡人，生活极为艰苦，日间工毕，无娱乐去处，夜里又因城内歹徒横行，不敢外出。他们皆为安分守己，努力工作的人，晚上唯与亲朋团聚在家，共叙天伦，以消磨时间。对外界事，除非必要，则无理睬。此等初期香港的澳门葡人，对开发香港成为要港，居功至大。”
　　香港开埠后的二十年间，至少有800名葡人在香港定居。至1860年，香港政府聘用的葡人将近40人，被普通英国人和外国洋行雇为职员的则有150多人。那些在洋行工作的葡人往往充当译员。因为当时华人不会说英语。当时确实流行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English）的混合语言，但是，重要的翻译工作，还是需要译员来做。
　　来自澳门的早期香港葡人格兰披里曾任香港警官。他见香港警力不足，对日益繁重的警务，难以应付，便向澳门警方求援，使香港治安稍趋安定，犯罪率得以下降。香港域多利监狱瘟疫盛行时，葡医佬楞佐贝莱博士负责治疗，贡献很大。
　　从经济方面看，香港开埠之初，便有一些澳门葡人在港经商取得成功。例如，来自澳门的雷米迪斯（J.J. dos Remedios）冒险从事航运服务业，临终时，他的财富已积累至100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产。另一名葡萄牙航海家罗萨瑞欧（Marcos do Rosario）是斯蒂芬森洋行（Stephenson & Co.）的合伙人，经营与澳洲港口有关的业务，并获得成功。
　　早年澳门葡人在香港开设的规模较大的商行，还有罗桑的域多利药房、白乐贾的医务堂药房、苏桑的皇后道药房，以及哥斯达和德山合办的香港汽水公司。规模较小的，则有多士赖美弟斯、马哥士多罗三略、以都亚多贝莱拉、罗拔杜德西华等开办的商行。
　　20世纪前期，澳门葡商在香港开设的一些商行生意非常兴隆，对沟通葡语世界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作用很大。例如，1914年前，葡商布爹路兄弟（B.J.Botelho, J. Heitor Botelho 及P.V.Botelho）在香港创办绍和洋行，又先后在上海、青岛、济南、厦门、福州、梧州及旧金山、纽约开设分号。该行进口菲、葡、美所产雪茄、纸烟、软木塞、软木制品、打包箍、沙丁鱼、蜜饯等；出口桐油、茶叶、爆竹及其它中国物产，销往世界各地；兼营航运及佣金代理业务。沪行设有仓栈多处。又如，1914年前，原三利洋行职员梳沙(E.V.M.R.de Sousa)在香港德辅道中开设葡商贸易行梳沙洋行(.De Sousa & Co.)，并在上海设立分号。该洋行进口面粉、皮件、染料、搪瓷器皿、食品、玻璃器皿、棉花、亚麻布、呢绒、电器、发动机等；出口大米、茶叶、生姜、锡器、皮件、生皮、头发、精油及其它中国物产。再如，1925年前在香港德辅道中开设的葡商贸易行经济贸易公司（Economical Trading Co.）在九龙设有营业所，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澳门新马路澳门经济贸易公司、经济自由车公司和澳门西洋输运汽车公司均为其产业。
　　澳门葡人对香港印刷业贡献很大。例如，1844年，澳门葡人罗郎也（Delfino Noronha，又译为德芬诺）便在香港开设了著名的罗郎也印字馆。有人认为此为香港有印务所之始，罗郎也是澳门葡人在香港开拓商业的第一位。罗郎也印字馆承印《香港政府宪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及其它零担业务。1867年改组为父子公司，更西名为“Noronha　& Sons”，包揽英国驻华使领馆印务，兼营一般书籍文具商业务。1878年，该馆兼并上海望益纸馆（Carvalho & Co.），成立上海分号。该馆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1867年前，葡商卢斯（J.A. da Luz）在香港嘉咸街开设了今孖素印字馆，承办商业印刷业务。1884年，葡商机地士（Florindo Duarte Guedes）在香港云咸街开设机地士印字馆，经营印刷和出版业务，曾出版发行葡文报刊《中国回声》(O Echo da China)和《远东》(O Extremo Oriente)，1920年代尚见于记载。早年澳门葡人曾与香港华人合作在香港大屿山开采银矿和铝矿。白乐贾写道：“当时，有数名葡萄牙人，曾与中国人合作，在两处大屿山地方，开采银矿与铝矿。这两处一个是在现在的银矿湾，另一个是利马坑。今在此地的老一辈的居民，还能记得实有其事。”
　　澳门葡人对香港的园艺事业贡献也很大，他们将一些珍稀的树木和花卉引进到香港。前面提及的印刷业实业家罗郎也是一位热心的业余园艺家。在朋友的协助下，他先后将澳大利亚著名的冷杉和松树、新加坡的椰子树引进到香港。1876年，罗郎也和另一位葡商在九龙油麻地购买了两块土地和5英亩农田。罗郎也和业余植物学家索瑞斯（Mathias Soares）经常乘船从香港岛到油麻地从事园艺工作，并在大陆的欧人园地中首次生产出菠萝。菠萝种植后来成为新界重要的产业。当时在油麻地罗郎也的园地顺利生长并取得丰收的果树有香蕉、番樱桃、桃树、无花果和普通的番石榴等。澳门葡人在香港热衷于花卉种植。19世纪末，每年为香港花卉展提供大量各种花卉的是九龙一所经营良好、面积最大的花园。这所花园是葡人所有的。业余植物学家索瑞斯在西营盘有一个小花园，进行鲜花栽培试验。他将姜黄色百合花的球茎引进到香港，使这种鲜花在夏季普遍出现在居民的桌子上，或其它装饰物上。后来担任过葡萄牙驻香港总领事的罗马诺（A.G.Romano）在薄扶林经营了一个花圃。他最大的爱好是栽培稀有花卉，收集蕨类植物和兰花。
　　在语言方面，澳门葡人对英语，特别是涉及到东方事物的英语词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早年葡人在澳门、广州，最终是在香港与英国人的交往，导致他们将许多纯粹的葡语词汇，以及葡人从其它民族借用的词汇引进到英语中。澳门葡人的土语对早期中英贸易时代产生的洋泾英语也有过重要影响。这可从早年的文件和书信中看出。澳门葡人引进到英语中的词语主要是有关商业的，涉及财政、货币、度量衡，例如picul（担）、catty（斤）、cash（现金）等，这些都不是来自中文。英语中还有一些与商业和生产有关的词语是来源于葡人，例如Bamboo（竹）、banana（香蕉）、bhang （印度大麻）、mango（芒果）、tapioca（木薯淀粉）、papaya（薯木瓜）、plantain（车前草）、betel-nut（槟榔子）、jack-fruit（木菠萝）、saffron（藏红花）、camphor（樟脑）、sandalwood（檀香）、 beche-de-mer（海参）、cocoa（可可）、agar-agar（石花菜）、arrack（烧酒）、ginseng（人参）等。
　　通常在英语中使用而纯粹是来自葡语的词汇有praia（普腊亚，佛得角群岛首府）verandah（走廊）、mandarin（中国官员、官话）、compradore（买办）linguist（语言学家）、galleon（西班牙大帆船）、caravel（西班牙和葡萄牙轻快多桅小帆船）、stevedore（码头工人）、factory（工厂）、factor（因素）等。还有一些后来在英语中运用的词汇，如 bazaar（东方国家集市）、bungalow（平房）、pagoda（塔）、compound（院子）、amah（保姆）、boy（男孩、男仆）、coolie（苦力）、lascar（印度水手）、peon（听差、奴仆）、sepoy（英军中的印度兵）、molosses（糖浆）、lorcha（中国、泰国等地欧式船身的三桅帆船）、massage（按摩）、tank（大容器）、chintz（擦光印花布）、curry（咖喱）、copra（干椰肉）、jute（黄麻）等，是最早由葡人在印度和东南亚其它地区使用，然后传入澳门，再传入其它地方。涉及家用物品的普通名词，包括porcelain（瓷器）、parasol（女用阳伞）、palanguin（东方国家四人或六人抬的轿子）、cuspidor（痰盂）、kimono（和服）、calico（白布）、taffeta（塔夫绸）、shawl（披巾、围巾）、cambric（细薄布、麻纱）、cashmere（开士米）等，英语是受惠于葡语。
　　英语中某些动物和昆虫的名称是受到葡人的影响，如mongoose（?）、alligator（短吻鳄）、albatross（信天翁）、buffalo（水牛）、cobra（眼镜蛇）、mosguito（蚊子）等。
　　早期港澳关系的上述史实说明，葡语世界曾经对香港的发展产生过某些影响，澳门是葡语世界在亚洲对外交流的一个中心,它促进了葡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和语言文化交流。如果澳门今后能够保持这一历史传统，继续推动葡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澳门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将能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