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翻译作品的批评文章多起来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总的感觉是，就事论事的多，以偏概全的多，从总体上把握不够。譬如，人们常说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译本好，说他译得如何忠实、传神，可在私下又听见几个同行持相反意见，说译错之处不少，有的句子译得也不怎样。我觉得双方都说得不够全面。李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译家，也不是凭《包法利夫人》一本书成其名的，更不能因书中有些瑕疵，而对他说三道四，甚至否定他的文名。李健吾之所以成为李健吾，不仅因为他本人有深厚的学养、扎实的中文基础、高超的外文水平，也不仅因为他是优秀的散文家、戏剧家，能熟练地掌握母语，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在他的时代背景下，对文学翻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自林琴南的“口述翻译”问世之后，译事日隆，但也很杂乱，就法文翻译而言，早期不少译作，若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确实存在粗制滥造的现象。解放后，从事翻译的条件和环境好多了，一代译家也应运而生，傅雷、杨绛、李健吾等先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认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他们得天独厚的中外文素养，严谨的工作作风，比较适当地掌握了翻译度，使译文的面貌焕然一新，达到既忠实原文，又流畅可读的程度，从而规范了译风，使后面的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受益匪浅。

　　纵观新时期的文学翻译，总体质量无疑是提高了，但像傅雷、杨绛、李健吾那样公认的杰出翻译家却没有出现；我同意一位资深译家的说法：“强手如林，大师缺位。”也许再过若干年，随着一大批聪明奋进的年轻人得到更加切实有效的中外文训练和熏陶，新一代的翻译大师无疑又会出现。

　　评价一部译作应从总体上去把握，而不应挑剔几处细节上的微疵。对此，我又想到另一位法文译家对我说过的话。他在复译傅雷的一部译作后对我说：“我对照后发现傅雷也有一些错译。”我问：“你准备著文指出吗？”他说：“不能这样缺德。我借鉴了他不少；再说，如请傅先生来看我的译文，错译之处要翻倍呢。”我想，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人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近20年，拜读过很多译作了；如果说我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对翻译作品一定要有相对的“宽容度”，要从总体上去把握：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达到可以译书出版的水平了（个别疑难杂症没译出，或是漏译错译之处不说明什么），他的中文水平是否达到译书出版的水平了；此外，对质量的品位也得靠经验的积累。常有人问我哪个译家好？我总是说：老一辈的译作毕竟成熟耐看些。新一代译家在对原文的理解是基本过关了，中文也流畅，甚至也很优美，但给人总有千人一面的感觉，没有形成个人的风格，也许语言发展到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吧。也许有人会说，译者的风格应随作者的风格而变，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文如其人嘛，哪能避得开？傅雷译过那么多的作品，他的文字一看便知。译者充其量不要把悲剧语言变成喜剧语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