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世界将对气候变化有所行动了。这一次再也不只是欧洲人和几个旅行者。最近的调查显示，96％的韩国人和66％的乌克兰人视全球变暖为巨大威胁。这是来自一个政府间的气候变化专家组的报告。该专家组曾获诺贝尔奖。如其预期一样，此报告受到媒体的全面关注。在美国，商业界和议会的领袖都认为，采取行动已是迫在眉睫。
　　坏消息：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国家团结在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周围，那么这些美好的愿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而这种团结现在却是可望而不可及。最近，财政部前任秘书Larry Summers将这次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比作15年前关于健康保障的争论。虽然人们都认为采取措施至关重要，却又为了一些在行动中可能行不通的细节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先说国际方面。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下月将聚集巴厘岛。据说，将就出台一个继东京议定书的新协议展开一系列讨论。但这些磋商对要完成的任务却并未形成共识。它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某种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或是达成一些狭隘的石油，森林保护等协议？还是帮助各国适应全球变暖（因为某种程度的气温上升已不可避免）？亦或是把努力的重点放在预防气候变暖措施上。
　　巴厘岛的会议中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欲速则不达。多哈谈判的失败表明多边体系已是阻碍重重。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比现在更广泛地接受降低关税这一有益贸易的大智之举。想想看，就连巴西，印度，中国这些经济独立，自给自足的国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参与者。然而，多哈谈判却未能实现关税的降低。鉴于多哈谈判的失败，想要通过谈判实现一个全球性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就看起来大胆得近乎荒谬了。贸易促进各国的繁荣。所以，协议的重点是它的可行性。但是防治措施带来了成本。讨论者可能会就谁该支付哪部分费用，无休止的争论下去。
　　面对如此前景，有些人辩称美国应强制其他拖后腿的国家采取一致行动。上议院中一部主流的气候法案（由Joe Lieberman 和 John Warner起草）就以类似追加关税的处罚，对未能限制排量的国家相威胁。其中的逻辑是：如果假如发达国家限制排量而发展中国家不加以限制，温室气体排量密集型的产业就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假如发展中国家工厂的污染比发达国家严重，那么在美国限制排量就会带来全球总排量上升的副作用。
　　这个推理似乎有些道理，但却把人带进死胡同。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在世贸组织中挑战环保关税。美国则会争辩他们有权坚持自己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又会反驳美国，因为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更高。双方谁利谁负，尚未可知。但针对环保关税的法律争论，不可能促进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同一应对策略的形成。
　　此外，美国内部也有分歧。很多经济学家在炭税和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两者中，更赞成前者。这主要是应为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的繁琐复杂让政治违规有空子可钻。欧洲贸易体系就一度为游说者们纠缠不休。配额许可是以派发而不是拍卖的形式发放的。这让污染国家大发横财。并且配额许可数目很大，以致价格太低，起不到阻止排放的作用。同样，清洁发展机制设立的初衷是向贫困国家购买减量成果。但却变成了一场闹剧。中国的工厂最初设计成将温室气体排量最大化。然后对其改造，减少排量，以此产生减排积分。结果是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大笔的钱去购买减排积分。而全球变暖持续不停。
　　或许，美国议会能够通过一个可以避免上述缺陷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案。Lieberman 和Warner的努力令人尊敬的。问题是，在它临近实施中，游说者们会让它大打折扣。即使它能通过，该法案在初期也会给污染国家2/5的配额许可。这样便减少了他们限制排量的动机。限制体系之所以在政治上受到欢迎，准确原因他们将这种讨价还价的做法掩饰起来，使得政策转变看起来不会带来痛苦。如果政客们认为排放上限就等于变相的收税，他们会更进一步，直接提议征税。
　　所以，世界想要相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确实是件好事，并且情绪变化之快让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离透明和坦诚还相去甚远。贸易外交领域的僵局告诉我们，各国宣称想要行动是一码事，能不能行动起来又是另一码事。对个方的妥协条件进行斡旋，从而使共同行动成为可能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