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霍桑在《红字》中要表达的，是社会现状和人类命运，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他所关心的“善”与“恶”的哲理。

　　那座构成《红字》故事中心场景的示众刑台，时面被描述成“象是教堂的附属建筑”，似是要把社会的丑恶及不人道归咎于宗教，但继而又被写作“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表明了他对社会变革的不解与疑惧。从这一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洞悉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并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社会的不合理现状和人类的悲惨命运，归结为“善”与“恶”之争，但他的善恶观又深受宗教教条的浸染，成了缠夹不清的空泛议论，说什么“爱总要比恨来得容易，这正是人类本性之所在。……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进的过程变成爱。”还提出“恨和爱，归根结底是不是同一的东西……”；而书中那种浓重的阴郁色彩，也给人压抑多于振奋。

　　然而，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名著时，既不应苛求作家，也不该围于他的局限。的确，霍桑本人有保守思想和神秘主义倾向．他的《红字》也并非革命的教科书。但如果我们读了这部作品后，能够看到旧制度的黑暗，并唤起变革社会的理想，愿意为更美好的人类命运去奋争，不也是积极的吗？诚如作者在与全书开篇遥相呼应的结尾宁所写：“这传说实在阴惨，只有一点比阴影还要幽暗的永恒的光斑稍稍给人一点宽慰：‘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霍桑作品的一大长处是引人深思、发人联想；让我们就从这一“永恒的光斑”和“血红的A字”出发，去浮想联翩吧，“A”字又何尝不可以代表“前进”(Advance)呢！

　　作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霍桑的文学作品及其艺术成就对当时与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在当年英国作家威廉。朗格伦的《农夫彼尔斯》(1362)和约斡．班扬的《天路历程》(1678—84)这类宗教小说中，就曾把七大罪恶或人的品德变成具体人物登场。这种把抽象概念人格化并用来直接给人物命名的写法显然比脸谱化更为原始和粗糙。霍桑所采用的象征比拟笔法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当时即为麦尔维尔所师法，经过爱伦·坡的评论，转而为法国的波德菜尔所效仿，并开创了现代派文学的象征主义流派。

　　至于霍桑那种造染气氛、深挖心理的手法，更为后世所推崇，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犹太作家索尔·贝委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等，无不予以运用。单就这一点而论，霍桑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的代表作《红字》无愧于不朽巨著。

　　《红字》于一八五O年出版后，翌年便有了德译本，三年后又有了法译本。在它流传的一百四十年间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并被改编成戏剧和歌剧。我国自三十年代以来亦有多种译本问世。这次重译也是在前辈劳动基础上的新尝试，但愿能将原著的风貌忠实地奉献给读者。

　　①科顿(1584一1652)，生手英国1632年移居场萨诸塞，遂成为波士顿有权势的清教牧师，以善写训戒文著称，后卷入驱逐安妮·哈钦逊及罗东·威廉斯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