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死与戴利亚.纽科姆一点关系没有，他是在开一盏挂在黄铜插座中的电灯时触电的，当时他正站在邻居家马房潮湿的地板上。他带着自己的一只母牛去会邻家的公牛，也不知为什么，他当时竟没穿胶靴。

　　那年春天，有一种声音将很快在整个乡间消失，要不是因为战争，它说不定已经消失了。战争意味着有钱买拖拉机的人买不着拖拉机，而少数有拖拉机的人又买不着发动拖拉机的燃料，农民们只得赶着马下地犁田，因此，远近各处，你时不时能听到他们的吆喝声，那声音蕴含的是鼓动、抱怨、甚至警告。听不出他们具体在吆喝什么，正如你听不懂在内陆飞行的海鸥叫唤什么、译解不了乌鸦在争论什么一样。尽管从腔调上，你能辨出他们是不是在责骂。
　　对有一个男人来说，所有的吆喝都是责骂，无论他吆喝的是什么。他也许会大声喊“奶油和鸡蛋”，或者“下午茶”，但其用意都是一样的，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充满愤怒和厌恶。

　　他叫铁头.纽科姆，公路由小镇往西南方向转的地方是他的第一个农场。 铁头可能是他上学时得的绰号，那时他总低着头走路，一副准备随时一头把人撞到一边的架势。这名字一看就是个小男孩的名字，与他现在成年男子的行为和名声不符。 　　

    人们有时真有点弄不清他是怎么了。他一点也不穷，有二百英亩良田，一个带尖顶筒仓的装得满满的谷仓，一个车棚，一栋正方型的红砖房，虽然这房子看上去和这男人一样，似乎不那么好接近，窗上遮着深绿色的百叶窗，看不到窗帘，屋子正面的墙上有一道疤痕，那是门廊与前墙撕离的印记。屋子的前门原本应该是开向门廊的，所以没筑台阶。现在门开之处，是一片杂草、粗石，比门足足低了三尺。

　　铁头.纽科姆不贪杯、不嗜赌，他绝不会把钱耗在那上面。他自私且小气，而且似乎天生如此。他虐待自己的马，不用说，也虐待自己的家人。冬天他用雪撬拉牛奶罐进城时，正是早晨孩子上学的时辰，可他绝不会向其他农民那样，减慢速度，顺便搭孩子一程。相反，他挥起皮鞭加快行驶。

　　纽科姆太太从未跟他一起乘过雪撬或汽车。她步行去镇上，即便很暖和的天气，也总穿着过时的胶鞋和一件长长的土褐色外套，头上戴着一条围巾， 碰到人时会轻声打声招呼，但从不看着对方；或者抹过头去，一声不吭。我猜她一定掉了几颗牙。掉牙那时比现在常见，而那时用语言和衣着表达自己的思想状态也比现在常见。因此，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没人能说什么，”或者，“我不在乎，这些对我太过了，随你怎么想。” 　　时下，纽科姆太太可是被看成是极度沮丧的严重病号，而她那如此残忍的丈夫，却被关切而同情地认为需要帮助。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态度人们已习以为常，默许他们不理会别人地生活着 – 其实他们是被当成了大家逗乐的源泉。 有些人天生凌辱他人，而另一些人则让自己被别人凌辱，纽科姆家的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