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溢”是普罗提诺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用以说明“一”生万物的方式。“一”由于自身充盈，故而自然要溢出，但这种流溢却无损于自身的完满，犹如太阳放射光芒而无损自身的光辉一样。这种流溢说虽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仅用内在的流溢关系解决了柏拉图因分有或摹仿而遭遇的难题，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希腊哲学的“生成补偿”观念，因为生成不缺失什么，所以不用生成物的复归作为补偿。

“一”首先流溢出“理智”（nous，或译心灵、努斯等）。“理智”是“一”的影像，也是“一”唯一的直接产物。它作为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一”的绝对同一性，包含着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述它。当然，它仍然享有“一”的统一性，所以，多样性又是统一的，知与被知的差异内在于其中。这样，它就既是知识的真正对象，又是知识的主体。思想与存在、异与同、动与静等范畴也适用于“理智”。

“理智”也象“一”一样能够流溢。它流出的影像是“灵魂”。灵魂存在于理智中，犹如理智存在于“一”中。灵魂作为“一”之间接产物的第三种本体，已不是绝对同一体，也不象理智那样是一与多的统一体，而既是一又是多。当它转向理智和“一”并与它们相通时，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但当它转向自己的产品即可感世界，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中时，就成了多。灵魂是能动的、不朽的，它可以轮回，也可以流溢。

灵魂的流溢物是可感世界。可感事物有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形式是存在于理智之中的理念形式的影像，质料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漆黑的混沌。质料不是无，而是非存在，它本身不变，却作为载体承受形式的变化。

灵魂进入人的肉体后，就因为受到污染而堕落了。人的使命就是改造自己 ，使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经由理智达到与“一”结合。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回归或上升之路。上升之路有两条，即德性修养和辩证法。对应于灵魂、理智和“一”，德性也有三种，即公德、净化和观照。三者是依次上升的关系。“公德”即公民德性，目标是使人类仁爱交往，抚平激情，顺从本性，所以它是实践性的和否定性的德性，指导公众生活，限定欲望情感。“净化”为沉思德性，目标是使人从肉欲中解脱出来，在理性静观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观照”是最高的德性，它使人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灵魂出窍，舍弃肉体而与“一”处于一种合而为一的、不可名状而又无与伦比的迷狂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解脱”（ekstasis）。在这种神人合一的状态中，灵魂获得了宁静，享受着至福，体验着奇妙无比的的欢悦。但是，“观照”的境界是罕见的，只有少数圣贤之士方可达到（波斐利说，他与普罗提诺相处6年，普罗提诺曾有过四次观照经历，而他自己在68年中仅有过一次），而且可遇而不可求。不过，“公德”和“净化”阶段的努力是“观照”的准备，虽然这些努力并不必然导致“观照”，但若不努力，“观照”必不可能。

辩证法是灵魂回归的另一条上升之路，也是引导我们到达解脱的技术、办法或训练。它是哲学的高贵部分，不仅由一套理论和规则组成，亦涉及事实，知道真理，首先知道灵魂的作用。“这条道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变低级的生活。第二阶段为已经上升到理智领域、已在那里留下了足迹但尚须在那个领域中继续前进的人所享有。它一直延续到他们把握那个领域的终极为止。”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到达终极呢？“肯定是那些已经明白全部或大多数事物的人，那些在一出生时就已经具有了由此可生长出哲学家、音乐家或爱美者的生命胚芽的人。哲学家喜欢这条道路是出于本性，音乐家和爱美者则需要外在的引导。”

“一” 向下的流溢过程和灵魂向上的回归过程，构成了普罗提诺哲学的完整框架。第一个过程是他哲学的形而上基础，第二个过程才是目的。与晚期希腊哲学其他学派一样，他也把伦理学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他把人生的最高境界视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回到自身，过一种人神合一的内在的神圣生活。区别在于，其他的希腊哲学家一般都强调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他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注重人神合一。

普罗提诺把柏拉图的客观理念理智化、理性思辨神秘化，并揉合进了其他派别的思想，从而创立了以神秘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新柏拉图主义。他的神秘主义在波斐利那里又有新的发展。

波斐利（Porphyrius，233－305）是叙利亚人，普罗提诺晚年的得意门生。他不仅编辑了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写了《普罗提诺传》，还撰著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要句录》等作品。在哲学上，他有两方面的工作值得一提。

其一，他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是独存的实体，还是仅存于人的思想中？(2)如若是实体，有形还是无形？(3)如若无形，与可感物分离还是在可感物之中？这三个问题，他虽然没有给出答案，却启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关于共相问题的长期争论。

其二，他在介绍普罗提诺思想的同时也做了一些修改，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来世观念。他倾向于灵魂本性恶的观点，因而把神人合一的境界推向来世，并强调现世生活应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他把德性分为公德的、净化的、理论的、至福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现世的道德生活，后两个阶段是现世生活所不及的，只有依靠神恩在来世才能获得。现世的德性和快乐不相容，游戏、娱乐和婚姻均为罪恶。在传播新柏拉图主义时，他还同正在兴起的基督教展开了论战，抨击基督教教义和一些外在的仪式。

波斐利死后，新柏拉图主义的活动中心从罗马转移到了波斐利的家乡叙利亚，从而衍生出新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学派

第四章  教父哲学
引言
教父哲学大约发端于2世纪，终结于6世纪。根据教父们活动的区域和使用的语言，后人把他们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从总体上来说，以游斯丁、奥里根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比较注重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注重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则更多地注重信仰和伦理、注重人的罪以及救赎等问题。根据教父们的思想活动的特征，又可以把教父哲学的历史划分为护教时代（2世纪）、体系化时代（3－5世纪）和终结时代（6世纪）。当然，这种划分方法的界限不可能是绝对的。
教父哲学在时间上与晚期希腊哲学是重合的，它不仅是在同希腊哲学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亦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期希腊哲学从伦理向宗教观念的转变，既有哲学方面的内因，亦有时代需要的外因。关于基督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详述。至于哲学之转向的内因，恐怕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有关。希腊哲学以“学以致知”为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它既缺少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后盾，又没有发达的认识论作基础，因而注定了衰落的命运。结果，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作为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反其道而行之，它不再追求知识，而是以舍弃知识作为通达人生之境界的代价，这就为宗教的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更不用说斯多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根本就成了教父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如果说基督教的兴起是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可以说教父哲学的出现则是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原始的基督教本来是排斥知识排斥哲学的，但是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晚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它们利用的对象。当然，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够为教父哲学所利用，与它们的宗教倾向例如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分不开的。然而，哲学之为哲学乃源于理性，而宗教之为宗教诉诸的则是情感和信仰，所以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教父哲学主要是利用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制订和维护教义，并且在此基础上来确立其体系的框架
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
4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改变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社会中的地位，而尼西亚信经对信仰的统一也为基督教神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4世纪末5世纪初，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奥古斯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母亲是基督徒，父亲却是异教徒。奥古斯丁出生时并未接受洗礼。从7岁起，他开始按照热衷功名的父亲的愿望接受系统的教育。17岁时，他赴迦太基攻读修辞学和哲学，先后曾崇拜西塞罗、信奉摩尼教、悉心钻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最后于386年皈依了基督教。奥古斯丁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皈依基督教后却闭门思过、清心寡欲，被基督教誉为浪子回头的典范。他曾作过教师、神父，后升任北非希波主教，后半生忠心耿耿地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为基督教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教会称为“伟大的教父”、“杰出的大师”、“上帝的使者”等等。奥古斯丁一生著述甚多，《忏悔录》、《上帝之国》是他的代表作，此外重要的还有《驳学园派》、《独语录》、《论自由意志》、《论真宗教》、《论三位一体》等。
一、论自我意识

奥古斯丁哲学的目的是用哲学的手段论证基督教的信仰，为人们指明一条寻找上帝的路径。在他看来，这条路径既离不开知识，同时又不能局限于知识。为此，奥古斯丁必须一方面针对当时盛行的怀疑论而论证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知识的不足。

奥古斯丁的出发点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独语录》中，他与自己的理性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知道自己在思维吗？――我知道。――所以，你在思维是千真万确的吗？――是千真万确的”。在他看来，人可以怀疑一切，唯独不能怀疑自己思维的确定性。“难道有人怀疑他自己在生活、在回忆、在认识、在意欲、在认知、在判断吗？……当他怀疑时，他就知道自己不晓得任何可靠的东西；当他怀疑时，他就知道自己不可以毫无根据地表示赞同；尽管一个人仍然可以怀疑自己有所意欲，但他却不能怀疑这个怀疑本身”。奥古斯丁甚至用人的思维可能产生错误来证明思维的确定性。他说：如果我错了，我就存在。奥古斯丁的这一论证使他成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先驱。

除了“我思”这种经验的事实真理之外，奥古斯丁还在逻辑、数学等领域发现了“理性的真理”，如“同一个灵魂不能在同一时间既是可死的又是不死的”，“三乘三等于九”等。伦理学领域的一些规范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奥古斯丁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确认这些真理的客观有效性，而在于寻找它们的形而上学根源。这些真理之所以是真的，就在于它们分有了绝对的真理，而绝对的真理就是上帝。在这样的意义上，真理也就不是人的认识或思维的结果。感性经验是不能认识真理的，因为物质世界虽然景象万千，奇妙无比，但都是些变化无常的东西，在这里是不可能找到上帝的。真理也不是理智的创造物，理性不是创造真理，而是发现真理。人的理性只能借助“超自然之光”的照明，认识早就存在于自己内心中的真理。“不要到外部去寻找，要转入你自身。真理就居住在人的内心”。奥古斯丁描述了自己寻找这真理的过程：“我进入心灵后，我用我灵魂的眼睛……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也不是同一类型而比较强烈的、发射更清晰的光芒普照四方的光。……这光在我思想上，也不似油浮于水，天覆于地；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这个永恒或真理不是别的，就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