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配体制和分配政策。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是分配的客观条件，而在客观条件既定的条件下，还存在通过分配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财政收入规模也是不同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体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分配体制的集权和分权关系有直接的联系，比如欧洲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之所以较高，是由于分配体制倾向于集权，特别是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之所以最高，是因为这些国家实行高福利制度和政策，由政府包办的社会福利范围最大。而美国和加拿大的财政收入规模之所以相对较低，是因为其社会福利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由政府拨付的社会福利费水平则相对较低。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分配体制和分配政策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影响更为明显。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逐年下滑态势，直接导因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GDP分配格局的急剧变化。当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到位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才开始回升并相对稳定下来。
（四）价格水平。
财政收入是一定量的货币收入，它是在一定的价格体系下形成的，又是按一定时点的现价计算的。所以，由于价格的变化引起GDP分配的变化，也是影响财政收入规模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1.价格总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总水平一般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上涨是正常现象，而持续地、大幅度地上涨就是通胀。
在分析中可通过GDP平减价格指数消除价格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求出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并与名义财政收入增长率相对比。
(1) 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率，财政收入名义和实际都是正增长的；
(2)物价上涨率高于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财政收入名义上增长，实际上负增长；
(3)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大体相一致，财政收入只有名义增长，实际上不增不减。
只有因物价上升形成名义增长，而无实际增长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是通过价格再分配机制实现的。这时财政收入的增量通常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GDP正常增量的分配所得，另一部分是价格再分配所得(即为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税)。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过去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并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有利于国家的再分配，所以通货膨胀税是有些国家财政的一项经常性的收入来源。现实中造成通胀的原因通常有：
一是“财政发行”， 即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向本国央行透支或借款。由于财政发行而造成的通胀通常对政府是有利的，对财政来说，有得有失，而且得大于失。二是信用膨胀，由此而造成的通胀对政府收入来说也是有得有失，但得不偿失，对政府是不利的。我国在1994年以后实行中央银行法，明确规定财政出现赤字不得向央行透支和借款，只能发行国债解决，因此我国1994年以后的通胀基本上都是由于信用膨胀造成的。
2.决定价格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现行税收制度。
实行累进税制，由于纳税人适用税率会在通胀时出现“档次爬升”效应，财政收入既有名义增长也有实际增长，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收入则实际减少。
实行比例税制，意味着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物价增长率大致相同，因而财政收入在通胀时只有名义增长而无实际增长。
实行定额税制，通胀时财政收入增长率必然低于物价增长率，财政收入即使名义上是增长的，实际增长则为负。
我国现行税制是以比例税率的流转税为主，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和上交利润实行承包制，大体上相当于定额税制，因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通胀时期，出现政府收入名义增长而实际不增长甚至下降的情况。
（三）产品比价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产品比价就是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例。产品比价之所以会影响财政收入，一是产品比价变动会引起货币收入在企业、部门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形成GDP的再分配，使财源分布结构发生变化。二是由于各经济主体上交政府的税收比例是不同的，这时当产品比价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财源分布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关的企业、单位、个人上交的税收就会有增有减，这种增减的综合结果就是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变化趋势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变化的总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前两个时期，二者变动的趋势是相同的，即先降后升。1978到1995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下降。从1996年开始回升，到(2010年）。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常态时期则呈现出新的变动趋势，即财政收入增长率趋于下降，但由于财政收入增长率是与GDP增长率相伴下降的，因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仍维持基本稳定。
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国民经济的两项重要综合指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两项指标的动态综合地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政府政策的效应。
二、1978-1995年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及其经济影响。
这一时期的财政收支形势呈现出四个特点：
1. 从预算内财政收支（即现行的公共财政收支）来看，由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财政支出的增长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收支安排上，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政府一直为财力分散和财力短缺所困扰，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大。
2. 从财政与各部门关系来看，由于财政收入拮据，难以满足各部门正常的公共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各部门的公共投资，于是各部门另辟蹊径，纷纷出台各种收费和基金项目，预算外资金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外资金迅速膨胀。政府资金被分散化了，国家预算的统一性被肢解了，各部门代替了财政职能，特别是代替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1995年预算内投资只占全社会固定产投资的3%，基本上丧失了财政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结构的调控作用。
3. 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来看，由于长期实行财政包干制，财政收入增量向地方倾斜，中央可支配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分税制改革后由于达到中央集中财力的预期目标尚待时日，中央财政在预算内资金的调控上也显得软弱无力。
4. 从财政与银行的关系来看，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同时，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急剧增长，银行贷款呈急剧增长趋势。由于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拮据，而银行资金充裕，于是银行扩展业务领域，代替了部分财政职能。这是财政职能弱化的一种表现。
根据以上情况，从政策方面来判断，这一时期虽然在通胀严重的年份也曾实行紧缩政策，但从整体上说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表现为对企业减税让利，对居民提高其收入水平。这种扩张政策带来了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下降，却推动和支持了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是财政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付出的必要的成本和代价，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
三、“九五” 至“十一五”时期实现财政收支良性循环的历史过程。
1994年实行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了财政收支的大幅增长并导向良性循环。国家财政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多年呈逐年下降态势，直到九五时期才崭露头角开始回升，走出一个类似v字型的轨迹。这种增长是在当时经济增长率下滑、物价低迷的条件下实现的，可以说是我国财政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突破。与过去多年财政收支增长缓慢时期对比而言，这一时期财政收支大幅增长的历史性意义在于，说明只有具备适度的财政收支规模，才能使国家财政摆脱左支右绌的困境，提供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的较大空间，确立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应有地位，充分发挥财政在市场经济下的应有职能，也才能在当时形势下拉动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并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九五”后期开始的财政支出增长来自两个方面：首先，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带来了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其次，“九五”期间实行的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措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支出的增长起了加速作用。这种加速作用直接体现在增发国债本身直接增加了支出，还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地方、部门资金用于生产性支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了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而且为经济持续增长培育了自主性增长动力，从而也为通过加强征管使税收快速增长提供了经济基础。
税收增长和增发国债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两个车轮，二者共同支撑了财政支出的增长，自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其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财政支出的增长又为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益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增发国债保证了公共投资的增长，税收增长则保证了重点公共支出的增长。于是，财政收入和国债的增长带来了财政支出的增长，财政支出的增长支持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国债的增长提供了经济基础，形成了财政与经济以及财政收支之间的良性循环。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当时不仅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带来了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多年连续实施加大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也是存在的。
四、“十二五”时期公共财政收入形势出现新变化。
进入“十二五”时期，国际方面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冲击，国内方面，“三期叠加”影响凸显，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应，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必须主动适应、把握、引导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GDP增长率开始下滑，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财政收入状况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增速回落，由于加大了减税降费力度，财政收入的增幅被进一步拉低。从2012年开始，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开始下滑，而2012到2014年三年，由于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总体略高于按现价计算的GDP增长率，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维持基本稳定的状态。2015年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为5.8%，已经低于当年6.9%的GDP增长率，于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下滑到21.9%。2016年财政收入增长率继续下滑到4.5%，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下滑到20.7%。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必然加剧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科学的财政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2016年底，党中央确定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因此，财政工作必须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精心谋划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加快财政改革进度，依法增加收入，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并缓解收支失衡的矛盾。
第三节  我国当前财政收入规模水平的分析和评估
一、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水平
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等多种因素，这就是各国的财政收入规模水平各不相同而且差距较大的原因。所以，没有一种统一的和绝对的标准，也不可能有一种精确的模型来测算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的合理水平。一般只能采取本国自身的纵向比较和同外国的横向比较的方法来分析财政收入规模的发展趋势，作为合理确定财政收入规模的参考值，最终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通过政治程序来确定。
分析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水平需要从狭义财政收入和广义财政收入来考察。狭义财政收入即公共财政收入，广义财政收入则指加上其他三种预算收入的财政收入。
我国改革开放后财政收入规模变化经历了一个逐年下降而又逐年回升的历程，“十一五”时期间，已经达到GDP的22%左右，而且是相对稳定的。我国目前狭义财政收入的规模明显低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大体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因此可以判断，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狭义财政收入规模仍存在上升的空间。但是按狭义财政收入口径进行国际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口径差异，是不可比的。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应当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全口径财政收入，为此，在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起码还要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会保障收入，即按全口径财政收入进行国际比较。按全口径财政收入来估算和衡量，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水平已经相当于规模水平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美国的水平，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当前财政收入规模已经不存在继续提高的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