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名为《告考生》的声明中，包伟民表示：“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该声明的落款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师包伟民谨启”，公布日期为“2007年2月28日”。 【全文】
“在学校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我不打算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了。假如这个制度不变，那我就一个研究生都不能招。”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语气平静。
一个月前，51岁的知名宋史专家包伟民通过互联网发布了一则《告考生》声明，要求报考他的研究生“另投名师”。近日，包伟民的这个帖子引发争议如潮。包伟民强调此举系“个人姿态”：“我不是爱惹事的人，但我现在觉得，我是被逼到一个死角，不得不作反应，没招了。” 【全文】
在另一方面，这种类似封建社会“人头税”的助研费，也必然会使大学的功利色彩更加浓厚。如今，在许多应用学科，大学导师素有“老板”之名。无偿使用研究生的劳动为自己获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浙大开征研究生“人头税”，那么无疑将会进一步强化导师与学生间的雇佣关系。到那时，导师将不会再以传道授业为己任，既然已经为学生付了钱，当然更要努力剥削学生，收回成本。那样的话，招研究生与工厂招工就没什么区别了。 【全文】
浙江大学爆出的这一事件也是当前整体教育投入尚不充足的投影。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情形下，学校难免要片面追求“教育产业化”，难免直接或间接地授意教师通过包括向学生索取在内的种种手段去筹集经费，然后学校再从中分得一杯羹。这样一种经费筹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资金的“逆向投入”，也即不是高校在获得充足投入之后，通过层层发放来改善科研条件与教师待遇、减轻学生负担，而是学校通过向教师与学生伸手来弥补相关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会滋生出诸如无节制贷款、向学生乱收费或变相乱收费，及向导师收取所谓“助研经费”这样的非正常现象。
高校师生关系会否变成赤裸裸的雇佣关系？
周所周知，目前我国高校对研究生的补贴偏少，平均每人不过是２００－３００元／月。许多研究生抱怨“研究生补贴连地方上的低保都未达到，‘助研费’无疑减轻了我们的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一个在上海读研已三年的学生告诉记者：在上海, 每个月的补贴除了交水电费、网费等，剩下的钱只够喝水，一年算下来，倒贴是肯定的，为了填饱肚子，就要以兼职赚钱，研究生阶段很多时间都浪费在维持生计上，怎能沉下心来搞学问？
如今，在许多应用学科，大学导师素有“老板”之名。无偿使用研究生的劳动为自己获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认为：“助研费”政策的出台最直接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限制导师招生数量，增加导师使用学生劳动力的成本，从而遏制导师榨取研究生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导师盲目招生研究生，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郑智巍则表示了两点担忧：第一，教育本身是带有公共性质的行为，“助研费”方案的推出，整体上使得教育的商业化倾向更为明显，加重了高校的功利色彩，强化了导师与学生间的雇佣关系。导师既然付了钱，为了收回成本，导师当然要努力‘剥削’学生，导师成本支出还是要转嫁到学生头上；第二，在国家整体教育投入并不高的情况下，高校课题经费不应当用市场化的价格手段来予以贯彻。这种商业化、市场化的价格手段与高校整体学术氛围建设背道而驰。普遍来看，学生固然为导师带来很多经济利益，但是这不应当成为向导师收费的必然理由。经费调节应当通过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规定来进行，而不应当通过校方局部用这种原始的方式予以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表示，他游学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高校的文科并没有强行规定导师要缴纳经费，而是由导师自愿提供经费，学校不会硬性规定，更不会作为导师招收研究生的必要条件。
“助研费”：人文学科是否将“雪上加霜”
２００７年，全国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１７所高校将首批试点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截至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方案已向社会公布，其他一些试点高校的方案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并将在近期公布。
记者了解到，这１７所参与首批试点的高校中，有许多已初步计划推行和浙江大学类似的导师“助研费”制。然而，在高校，文科科研经费往往大大少于工科，一些文科三、五万就算多了，而工科科研经费多则数十数百万。不少人表示担忧：导师“助学制”的推行将会一定程度上挫伤文科科研的积极性。
一位长期从事文科科研的学者表示，对于高等院校科研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创造学术价值，培养学生学术水平。而往往纯学术性、基础性研究很难拿到有经费支持的项目，研究周期又长，按照目前评价标准，在出成果之前不算工作业绩。“难道从事这些倍受冷漠的项目，但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专家，没有做导师的资格？或非需要通过掏腰包买资格？”
复旦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栗建华则表示：研究生招生以科研项目为导向，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学校在推出一项新制度之前，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上，譬如，文科导师在上缴“助研费”的同时，也应推出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许纪霖认为，文史类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确实不一样，比如工科，有时候一个课题的经费就达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不对招生名额作出限制，导师肯定会抢着多招学生。从这个层面考虑，这个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文科非常不一样，即使没有任何课题，同样可以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他说.学校应该要考虑到，有的学科获得科研经费比较困难，而这些学科的存在对学校的发展是有益的，这时就要考虑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了。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文科学者的科研经费还是十分有限的，能交纳得起“助研经费”的还是少数。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一定不偷懒，不能任何事都采用“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