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尽管我们口中常念叨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彼得·圣吉，汤姆·彼得斯，菲利普·科特勒，但大多数接受的都是“二手货”。这不是说不能看经过翻译的大师著作，也不是说必须得读万里书行万里路，做到知行合一，而是说，我们所获取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方法往往来自于某某的演讲或是谁谁的讲课。不妨注意一下你身边的朋友，他们即使大半不是企业经理人，咨询顾问师，或商业实践者，但说起诸如领导力、执行力、有效沟通、组织变革、品牌营销等话题，他们总是一套一套，像是这么一回事，也有那么一个系统。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都俨然是管理学科班出身，问他们“师从何处”，答曰，余世维。

想想也是，最近两年，国内管理培训界、企业管理培训言必称余世维，这个名字一时满城风雨、铺天盖地。除去网络推波助澜等媒体因素之外，这可能跟余世维独到的授课风格有关。我听过他的几次演讲，光从现场效果上来讲，他在同行当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听他的课，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他有着很深厚的表演功底，他擅于借助语言及语言以外语调和肢体动作来达到表演的效果，而在语言方面，余世维喜欢用大量口语来讲故事，尽量不用或少用管理学术语、名词。平民化路线、口语化表达、戏剧化处理，这便是“余世维现象”的秘诀所在。记得艾伦·卫斯《顶峰：如何成为最赚钱的咨询顾问》和菲利普·科特勒《专业服务营销》都有把“出版系列磁带或所收录的现场演讲内容”、“同其他咨询公司建立业务网”、“建立网上平台”和“在行业协会和会议上发表演讲”等认为是为咨询顾问创造业务的机会来源。于是，回过头看余世维，其实对由他刮起的“培训风暴”我们早应该有意料。

当然，这不是说余世维的魅力可以被估计，也不是说他所推广的“执行力”、“经理人要修正自己错误”等理念本身并无过人之处，而是说他在管理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其实正是“西方管理中国化”的运作成果。换言之，余世维的核心理念是洋为中用，引进一些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为中国企业所用，同时，他的管理思想更加强调人性化、本土化，所以更加受到欢迎。如果你读过他的出版物（而不是演讲）如《赢在执行》、《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常犯的11种错误》、《领导商数》、《市场竞争策略分析与最佳策略选择》，你就应该发现他所写所说所论证的正是对国外学说的演绎所得。如，他倡导的“执行力”本来就不是中国常用的词，中国人习惯叫“贯彻”，从上到下全部贯彻；又如，余世维表达的观点大多借鉴自著名公司的领袖，而非自己总结。即使作为案例解读的公司，也大多是三星、麦当劳、日本航空、通用电气（GE）、迪斯尼……因此，仅在中国语境下的管理学普及这一点上，他的“纯度”不如曾仕强。

曾仕强跟余不同，他不属于那种演讲明星、时代弄潮儿，他的年龄和资历让他早就超越了前者的范畴而一跃成为“坚守传统”的管理学作家。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是在半年前，是一本名为《总裁魅力学》的书。同样探讨领导力，他把立足点放在了中国的土壤之上。于是，你所看到的卓越领导力，是应当依照《易经》三才之道的。“顺天应人，必然可顺势进展”。这本书虽算不上曾仕强代表之作，但对于习惯了欧美管理论调的我而言，这是一次不错的管理本土化范本的写作。

《中国人和中国式管理》、《中国的管理行为》、《管理大道——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中国式的管理行为》、《管理思维》、《大易管理》……曾仕强的贡献在于他把发展于西方的管理科学改造成了“可以”植根于东方文化的实践学科。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读不到“五力分析模型”、“7S流程曲线”等工业化气息颇浓的技术策略，我们所读到的是那种源自于仁爱、道德、中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有着深厚中华文明精髓的管理理念。在他的《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一书中，有一段作为“开场白”的话很具代表性。他说，西方管理，喜欢问：“Which is right? A or B?”而他们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 is right”，便是“B is right”。若是“A is right”那么A就成为共同遵守的标准；如果“B is right”，B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可到了中国，则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相信“圆满重于是非”的人性化行为。“把事情做对未必就是把事情做好”，中国人要求“把事情做好”，而非仅止于“把事情做对”。中国人当然也问：“甲对或是乙对？”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对”或“乙对”，却多半是“甲对，乙也不见得错”或“乙错，甲又对到那里去？”，除非实在是十分明显而简单的事情，否则我们总觉得“是非难明”，而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中和”的理念诉求。

在企业管理中比较中西的差异，中国人比较重视原则、规矩与和谐，西方人更注意过程严密、细节完善，不在乎伤感情；中国人比较擅长协调、随机应变，西方人则坚持分工、责任到人，一切按预定方案执行。因此，中外古今的管理标准自有因时因地的尺度，不可机械套用。从这个语境出发，当我一再看到书市上流行开《中国式管理的72个细节》、《禅道与企业管理》等有着东方背景的经管图书时，一个判断油然而生：是余世维那样的人普及了我们的管理常识；是曾仕强那样的人深化了我们的思维认识。它的一个推论是，在西方管理学为主流之外，中国式管理学开始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