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500强CEO与中国顶级企业首脑论坛”上，某富豪在讲台上演讲的第一句话，所有到会的企业家们肯定都不会想到，这句话是：“你们还活着吗？”就在大家不知其所云的时候，他自己应答：“是，现在还活着，明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
这一自问自应式的幽默，背后其实是一幅惨烈的图画——近年来，一些企业家被杀的事件仍然让许多富豪心有余悸。
这是最近发生的一起富豪被杀事件。据据新华社消息，2005年9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知名民营企业家云全民遭绑架，第二天，云的家人交付240万元赎金后，绑匪仍残忍地将云全民杀害。目前，杀害云全民的两名绑匪潘永忠和刘志军，已被缉拿归案。
云全民，生前系内蒙古祺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上亿元资产。这家公司生产的“西远”牌西装，在我国各大中城市的服装市场十分走俏。据了解，云全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富豪。
主持人：继上月胡润公布了财富榜后，日前福布斯也公布了自己的财富榜，可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普通百姓眼里，荣登财富榜本该是件非常荣耀的事，但很多上榜富豪却并不领情，有的人沉默低调，有的人以数据错误拒绝接受这一结果，更有人扬言要“告胡润”。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富豪不愿意露富？
富豪的尴尬
□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赵晓
最近几年，国外媒体热衷于中国富豪排行榜，但国内富豪反应冷淡，公众也是将信将疑。新浪网的调查表明，认为排行榜数据可信的人仅占10%，有近60% 的人认为真正的富豪怕树大招风而没有现身。
以美国人的眼光看来，能够上福布斯排行榜实在是非常牛的一件事，可以乘机扩大自己和企业的影响，是“免费的广告”，何乐而不为哉！规范、成熟市场经济下富豪们的财富干净且“成色”足，经得住考验，自然不用担心曝光。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除了保护私有财产法律不够健全之外，中国富豪不露富的主要原因是巨额财富的背后多少都有不便表白的“隐情”。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一个殖民、侵略以及血雨腥风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中国市场经济转轨也充满着曲折和艰辛。在这一过程中，致富者未必都是靠创造了财富而获得财富，有不少是靠“分配财富”或者说转移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的。这样的话，富豪们那天文数字的个人资产就不那么令人服气了，也不那么敢于轻易拿到阳光下来曝晒了。我以为，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富豪有不少可称为“转轨富豪”(当然不否认有“白乌鸦”的存在)。
有一些数据值得玩味：
——200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征缴量仅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只占到税收总额的4.7%，远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30%至40%的水平；
——2001年，中国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名下，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
即便是在已经征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所得依旧占了大头。来自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地的资料显示，工资和薪金所得一直占个税收入的六成以上。
——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富豪们收入私囊。
有调查报告显示：“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因此，富豪们的财富积累可以说是天生带有转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不少都有着转轨期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民营企业是中国的希望，民营企业的成长包含了中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业家的辛苦与心血。但是，我们不应该隐讳许多民营企业的发迹同样带有深重原罪的色彩。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难以避免的副产品。
由于“转轨富豪”往往也是“问题富豪”，《福布斯》执意让他们浮上水面，就无异于让他们成为靶子，让税务部门、社会监督、新闻曝光等强烈的阳光直射其上。一个唯物史观的思考是：历史是不能清算的，也不可能漂白，要想清除一切原罪，就好比是要将木炭洗白。因此，如何面对转轨富豪，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法治不可缺位
□ 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检察官 陈珍建
富豪们之所以不愿露富，除了中国传统观念等原因，笔者以为还有两方面的顾虑：
一是对政策和法律预期存在一定的顾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私产在我国人们眼中往往是被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在那个历史时期，几乎没有给民营企业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富豪们不愿露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未来某个时候政策发生剧变。
二是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和腐败存在一定的顾虑。在中国，公共权力是强大的，某些领域的腐败也是严重的。有的公共权力掌控者往往“盯”住富豪吃拿卡要“揩油”，一旦不顺心，就滥用手中的公权力想方设法“整”你。富豪们不愿露富，也有不愿“招惹”这些公职人员，给自己减少麻烦的意图。
要使富豪们打消这两个顾虑，需要营造良好的“露富”社会环境。为此，重点要从三方面努力：
一是形成稳定、明确的保护私产的政策和法律。目前，国家已经把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明确写进了宪法，这是营造政策和法律环境的实质性进步。但是，宪法的这一规定和精神，还需要在具体的政策和法律中细化、明确化、刚性化，还需要健全确保这一规定和精神能够长期稳定实施的机制。毕竟，我们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的时间才20多年，保护私产明确写进宪法的时间更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相比，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二是形成尊重私产、保护私产的政策执行和司法环境。无疑，宪法和法律、政策关于保护私产的规定，只有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和司法实践中自觉得到贯彻和落实，才能使人们逐步打消顾虑，形成良好、稳定的法律政策预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府、单位和公职人员，在公务中处理公私利益矛盾时，不得以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传统观念来对待私产。比如：在城市改造、拆迁等问题上，不得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由，以不平等、不公平的方式侵犯、剥夺私产。
三是形成良好的政务环境。这需要减少公权的行使范围，坚持依法行政和阳光行政，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水平，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有效监督，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等等。通过这些途径，制约公共权力，防止滥用权力，大幅度减少公共权力和公职人员对富人的“打扰”，使富人们真切感到：富人不是人人想吃、可吃的唐僧肉，而是受到国家、社会尊重和保护的社会财富创造者、拥有者。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富人不愿露富的历史才会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