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提倡提高收入，但却没有重视降低支出。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的CPI中，也没有将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列入监测范围，这样，尽管CPI上升幅度不大，老百姓却因教育和医疗等支出而感到贫困。”

　　零点的调查是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大中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等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进行的。根据调查数据，袁岳将城乡贫困人群的现状概括为“教育费、医疗费，支出没底；缺技术、缺机会，脱贫无路”。

　　“可以说，在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的基础性力量。良好的教育政策应当是社会和谐的正面力量，而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罪魁祸首。”袁岳说。

　　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向记者表示，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季铸说。

　　2005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强调了普及、发展、提高“三大任务”，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表示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

　　袁岳表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努力的方向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尤其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减负会有明显的推动。正在着手建立的城市和农村的合作医疗网络，也能够让农民在小病阶段得到诊断医治，避免发展成大病时加重支出负担。

　　“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了，但是政策执行起来需要时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如何分担，资金如何使用到位、如何监控等等，都是需要各级政府应事先考虑到的。”袁岳说。

　　（本报记者陈黛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