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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开始的地方
——读《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作者:丁国强发布日期:2005-11-07 14:50:22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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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曾先生是近代法学家、政治活动家，《临时约法》、“天坛宪草”的主要起草人。由杨琥编著的这本《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收录了张耀曾先生的文章、书信、日记等近 60万字，展示了法治启蒙的艰难历程。张耀曾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后担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积极推动制宪大业，参与倒袁运动，成为宪政救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发生断裂，西学开始浸染，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的思想激烈碰撞，政客们为了争权夺利制造出许多空头名号，宪政救国的设计屡屡被无心推行民主的政治家和昏睡麻木的大众所搁浅，张耀曾关于“树立统一政府于宪政之下，从事改进，俾政治纳入正规”的良愿无奈落空。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宪政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一场政治试验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作为孤独的法学家，张耀曾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是令人敬仰和感慨的。作为一个伟大失败者，张耀曾在历史的夹缝中倔强的坚持着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乱世，张耀曾拒绝充当一个随波逐流的投机者，毅然选择了退隐上海执律师业“人民间服务”，他的信条是:“倘政治上无发言地位，宁隐居求志，不问政事。”在苦苦探究“政治根本之精神”的近代思想家、政治家群体中，张耀曾是一个低调的“另类”。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翻阅张耀曾先生的文字，会有一种深深地感到一种“理解之同情”。。
宪政作为一种最根本的公共事业，目的是充分保障人的自由权利，这首先要求臣民尽快褪去奴性色彩，成为敢于担当的责任主体。张耀曾认为:“人子不尽人子之责任家必败，国民不尽国民之责任国必亡。”“人人不负责任，不知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偷安今日，不知明日。国家之思想不存，即独立之志气全痿。沉埋之根源，即在于此。”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奴性十足的人们习惯于听从主子的摆布，束手充当看客，没有主张权利的意识和冲动，完全听命于一人之政治。而宪政政治是一种多数人的政治，是要求施政者自觉接受宪法约束、积极承担责任的制度安排。责任主体的缺失造成了宪政实施的艰难。然而，公民意识和责任的确立并非是一纸法文所能实现的。口头上的东西、招牌式的东西对于宪政的推行是极为有害的。如果用“瞒和骗”的方式来推行宪政，就只能陷入“走了一圈又回来”的历史误区。张耀曾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夫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国民有自主之权；国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民气之常伸民力之常厚也。”在专制统治下，人们唯唯诺诺，道路以目，民气萎缩，民力稀薄，缺乏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专制霸权无处不在，控制着人们的内心和行动。要想建立健康的新秩序，就必须首先塑造健康的心灵，将自由民主的精神种子深植其中。斯宾诺莎说:“如果人的心也和人的舌头一样容易控制，每个国王就会安然坐在他的宝座上了，强制政治就没有了，人的心不可能完全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0页)自己处置自己的心灵，将自我思考的权利运用到最大限度离不开思想的启蒙和教育的养成。张耀曾发现了这一基本的常识:“一般人民智识发达者，即国家文明进步之特征也。”而“回顾我中国，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二十人，是故蚩蚩然不能进化。以致声气无由联络，血脉无由贯通，养成今日痛痒不相关之人民，亦可伤矣。幅员虽广大，户口虽殷繁，而无国家思想，无权利思想，无法律思想，无公共观念。”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的落后直接制约着政治的变革和法治的启动。张耀曾非常羡慕欧美国家的图书馆，“人民不问贵贱，男女有暇，则往图书馆观书，视为大乐。”有图书馆的熏陶和培育；才有议会上的从容论政。但是，在“侍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过渡时代，在救国的紧张背景下，宪政的果实确实难以从头培育，只能打破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走一条立竿见影之路了。
毛泽东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35页)而张耀曾所参与的制宪，却是在民主从理想往事实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的。立宪本身就承担了启蒙的一部分任务。张耀曾很清楚自己选择的是一条西西弗斯之路，他承认:“民国十五年间虽是不断的、反复的制宪，但是从未实行过一次。”宪政之所以成了“军阀装点场面的装饰品”、“官僚收拾时局的谋略”、“政客自慰的成绩品”，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在国民的心中激起制宪的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所以，张耀曾提出:“不要专在纸面上制宪，也不要专在委员会和国民会议制宪，大家要在国民身上制宪，努力启发他们的政治欲。”所谓“在国民身上制宪”，无疑就是思想启蒙，用以来确立国民的民权意识和宪法信仰，用清醒的法冶意识来抵抗官僚的政治手腕，从而使权力得到人民的有效控制，将公共需要转化为公共意志，并纳入宪法的价值场域。可惜的是，宪政观念只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所接受，被当作了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紧迫目标的工具，直到今天，宪法至上的价值理念还很难说是深入人心。这不能不让张耀曾等宪政的先行者抱憾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