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次晋谒”的“两次”，汉代以前只称为“再”。《左传·文公十五年》“诸侯五年再相朝”，就是“五年相朝两次”的意思。《谷梁传·隐公九年》“八日之间再有大变”，也就是“八日之间有两次大变”的意思。中古以前，行为的称数法不用单位名词（如“次”字之类），这里是词汇和语法都不合。
2.“不遇空回”的“回”，汉代以前只叫“反”。《论语》“吾自卫反鲁”，《孟子》“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都是“回”的意思。汉代以前的“回”只能有“迂回”“潆洄”“邪”“违”一类的意思。
3.“滥叨名爵”的“叨”，“再容斋戒薰沐”的“再”，“特拜尊颜”的“特”，等等，也都是当时所没有的词汇。
依古文家的理论看来，这一封信的本身也不是最好的文章，因为它的格调不高。所谓格调不高者，也就是词汇、语法、风格、声律四方面都和两汉以前的文章不相符合的缘故。
咱们现在模仿清代以前的古文，恰像罗贯中模仿汉末或三国时代的古文一样的困难。虽然咱们距离清代比罗氏距离三国近些，但是，这几十年来，语文的变迁竟敌得过四五个世纪而有余。自从白话和欧化两种形式侵进了现代文章之后，咱们实在很难辨认它和海通以前的正派文章有多少不同之处。然而咱们必须先能辨认文言文的特质，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文言文。现在我们试按照上面所说的词汇、语法、风格、声律四方面，谈一谈文言文的特质和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一）词汇
词汇自然是越古越好。因此，每写一句文言之前，须得先做一番翻译的工夫。譬如要说“回”，就写作“返”（或“反”）；要说“走”，就写作“行”；要说“离开”，就写作“去”；要说“住下”，就写作“留”；要说“甜”，就写作“甘”；要说“阔”，就写作“广”；要说“才”（“你这个时候才来”），就写作“始”；要说“再”（“说了三次他不肯，我不想再说了”），就写作“复”。其间有些是可以过得去的，例如以“回”代“返”，以“甜”代“甘”，以“阔”代“广”，虽然欠古，却还成文；有些是清代以前认为绝对不行的，例如以“走”代“行”，以“离”代“去”，以“住下”代“留”，以“才”代“始”，以“再”代“复”，等等，简直是不文。
词汇虽然越古越好，却也要是历代沿用下来的字。有些字的古义未有定论，或虽大家承认上古时代有这个意义，而后世并没有沿用者，咱们还是不用的好。例如《诗·小雅·頍弁》篇“尔殽既时”，《毛传》说“时，善也”，后世并未沿用这个字义，咱们也就不能写出“其言甚时”或“其法不时”一类的话。
一般人对于文言的词汇有一种很大的误会：他们认为越和咱们的口语相反的字越古。其实有些字的寿命很长，可以历数千年而不衰；有些字的寿命很短，只有几百年或几十年存在于人们的口语里。例如“哭”字和“泣”字都是先秦就有了的；现代白话里有“哭”字没有“泣”字，咱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后者比前者古雅。又如“裏”字，很像是现代白话里专有的字，然而《诗·邶风》已有“绿衣黄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又有“表裏山河”，前者是指衣裳的里子，后者已经引申为“内”的意义了。至于像唐李邕《麓山寺碑》的“月窥窗裏”，简直和现代白话的“里”字是完全一样的意义了。相反的情况例如“憨”字，它虽然对于一般人是那样陌生，但它却是南北朝以后的俗语，用于诗词则可，用于散文则嫌不够古雅。又如“偌”字，当“如此”或“如彼”讲。“偌”字对于一般人，当然比“如此”或“如彼”要陌生得多；然而“偌多”“偌大”并不比“如彼其多”“如彼其大”更古雅。相反地，后者比前者古雅得多了，因为《孟子》说过“管仲得君，如彼其长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其中正作“如彼”；而“偌”字非但不见于古书，而且不见于现代正派的文章。由此类推，写文言文的时候，与其说“尪”，不如说“弱”；与其说“慵”，不如说“嬾”（懒）；与其说“夥”，不如说“多”；与其说“叵”，不如说“不可”；与其说“棘手”，不如说“难为”。案牍上的词汇，向来是被古文家轻视的；因此，“该生”“该校”“殊属非是”“即行裁撤”之类，用于公文则可，用于仿古的文言文则适足以见文品之卑。所以咱们不能因它们违反白话就认为是最古雅的词句。
典故也往往是和现代口语违异的，但也不一定可称为最古雅的话。咱们试想：典故是根据古人的话造出来的，上古的人得书甚难，怎么能有许多典故？到了汉代的文人，才偶然以经书的典故入文；然而汉赋中也只着重在描写景物，不着重在堆砌典故。堆砌典故盛于南北朝，初唐还有这种风气。自从韩愈、柳宗元以后，古文家又回到两汉以前那种不以典故为尚的风气了。咱们现在学习文言，除了特意模仿骈体之外，最好是避免堆砌典故。因此，说“龙泉”不如说“宝剑”，说“钟期”不如说“知己”，说“弄璋”不如说“生子”，说“鼓盆”不如说“丧妻”。因为典故的流行远在常语之后。例如“生子”二字见于《诗·大雅·生民》篇（“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而“弄璋”用为“生子”的意义恐怕是最近代的事。至于“玉楼赴召”“驾返瑶池”一类的滥套，连骈体文中也以不用为高，普通的文言更不必说了。
方言的歧异也往往被认为古今的不同。自从北平的方言被采用为国语之后，有些人对于自己的方言竟存着“自惭形秽”的心理，以国语为雅言，以自己的方言为俚语。其实，如果以古为雅的话，国语并不见得比各地的方言更雅。北平话和多数官话都叫“头”作“脑袋”，叫“颈”作“脖子”，显然地，“脑袋”和“脖子”是俚语，“头”和“颈”是雅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像广东人称“大小”为“大细”，似乎是俚语，官话和吴语以“细”为“粗”之反，似乎才是雅言。这种地方就容易令人迷惑了。实际上，“细”和“小”在古代一般地是“大”之反，所以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韩非子·说难》：“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汉书·匈奴传》：“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也。”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细”比“小”还要妥些，例如粤语谓小的声音为“细声”，古代对于声音的小正称为“细”，不大看见叫作“小”。至于“细”当“粗细”讲，来源也很早，例如“细腰”“细柳”之类，但是这种“细”字只是“长而小”的意思。现在官话和吴语谓不精致为“粗”，精致为“细”，却是古语所没有的。这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每一个方言里都有合于古语的词汇，咱们非但不必努力避免现代口语，而且不必避免方言。一切都应该以语言的历史为标准。
相传唐代诗人刘禹锡要做一首重阳诗，想用“餻”字，忽然想起五经中没有这个字，就此搁笔。宋子京作诗嘲笑他道：“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中一世豪。”其实，古代文人像刘禹锡的很多。因为大家受了“不敢题餻”的约束，数千年来的文言文里的词汇才能保持着相当的统一性。假使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文人都毫无顾忌地运用当时口语和自己的方言，那么，写下来的文章必然地比现在咱们所能看见的难懂好几倍。但是，古人都并非因为希望后人易懂而甘心受那不敢题“餻”的约束，他们只是仰慕圣贤，于是以经史子集的词汇为雅言。“古”和“雅”，在历代的文人看来，是有连带关系的。咱们如果要学习文言，得先遵守这第一个规律。
（二）语法
古代的语法，比古代的词汇更不容易看得出来。现代书报中的“文言文”，较好的也往往只能套取古代的若干词汇，而完全忽略了古代的语法。关于后者，可以写得成一部很厚的书，我们并不想在这里作详细的讨论。只提出几点重要的来说：
第一，中国上古没有系词“是”字；而“为”字也不是纯粹的系词（例证见于拙著《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古代只说“孔子，鲁人”，或“孔子，鲁人也”；非但不说“孔子是鲁人”，而且通常也不说“孔子为鲁人”。这种规矩，在六朝以后渐被打破，到韩愈一班人提倡古文，大家却又遵守起来。例如苏轼《贾谊论》：“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和“王者之佐”的中间并没有“是”或“为”。
第二，中国上古没有使成式。所谓使成式，就是“做好”“弄坏”“打死”“救活”之类。“做好”，古谓之“成”（《诗·大雅》：“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弄坏”，古谓之“毁”（《左传·襄公十七年》：“饮马于重丘，毁其瓶。”）；“打死”，古谓之“杀”（《孟子·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救活”，古谓之“活（《庄子·外物》：“君岂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由此类推，咱们写文言文的时候，要说“想起”，只能说“忆”或“念”；要说“赶走”，只能说“驱”；要说“躲开”，只能说“避”。有时候，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可以当使动词用。例如《论语·述而》：“人洁己以进。”“洁”等于“弄干净”。《论语·宪问》：“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寡”等于“减少”。《左传·宣公十五年》：“华元登子返之床，起之。”“起”等于“叫起”或“拉起”。《史记·晋世家》：“齐女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醉”等于“灌醉”。《史记·卫青传》：“走白羊楼烦王。”“走”等于“赶走”或“打退”。《汉书·朱买臣传》：“买臣深怨，常欲死之。”“死”等于“害死”。由此类推，咱们要说“推翻”，只能说“倾覆”；要说“攻破（城池）”，只能说“隳”。使成式大约在唐代以前已经有了；唐诗里有“打起黄莺儿”的话。但是，后代只在诗词中有它，散文中非常罕见。俚语可以入诗词，却不可以入散文。使成式不过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第三，中国上古没有处置式。所谓处置式，就是“将其歼灭”“把他骂了一顿”之类。这种语法在唐诗里已有了，例如李群玉诗：“未把彩毫还郭璞。”方干诗：“应把清风遗子孙。”但是，它也像使成式一样，一般地只能入诗，不能入文。一般人以为“将”字比“把”字较古，其实即在唐诗里，“将”和“把”的用途也并不一样。“将”是“拿”的意思（国语里，“拿”和“把”也不一样，细看《红楼梦》便知），动词后面有直接目的语。例如刘禹锡的诗：“还将大笔注春秋。”王建诗：“惟将直气折王侯。”上面所引的“把彩毫还郭璞”可以倒过来说成“还彩毫于郭璞”，而“将大笔注春秋”不可以倒过来说成“注大笔于春秋”。近人的“将”字用于处置式，可说是一种谬误的仿古，“将其歼灭”一类的句子是极“不文”的。
第四，中国古代的人称代词没有单复数的分别。《左传·成公二年》：“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这里的“我”是鲁卫自称，并未称为“我等”。《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这里的“尔”是指颜渊季路，并未称为“汝等”。《孟子·滕文公》：“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其志”也未说成“彼等之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文法学初探》和《中国语文概论》里有更详细的讨论。
第五，中国古代有用“之”字把句子形式变为名词性仂语的办法。例如《左传·成公三年》“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若改为“臣不敢爱死，为两君在此堂也”，就完全不是古文的味儿，前者是用“之”字把连系式（句子）转成组合式（仂语），语气紧凑得多。这种语法一直沿用到后代的古文里。例如王安石《读孟尝君列传》“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若改为“夫鸡鸣狗盗出于其门，故士不至也”，也就变得无力了。
古今语法的异点，决不止这五条。例如上文所说的，古人称数不用单位名词（“两次”只谓之“再”），就不在这五条之内。较详细的讨论见于拙著《中国语法理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