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篇颂美东汉王朝的作品。它比较长安与洛阳作为京都的优劣.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
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其它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
《两都赋》自身的艺术创造力：
1.它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
2.在写作态度上，《两都赋》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而不是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虚诞的夸张；
3.在谋篇布局方面更费匠心，如其中先写地理形势和社会殷繁的轮廓，而后再细写具体的宫殿及场景，或大段铺写，或一笔带过，都有严谨的考虑；
总体上说来，《两都赋》既不同于司马相如赋的纵横疏宕，也不同于扬雄赋的瑰丽奇谲，而是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京都赋的基本格式，也就由《两都赋》确定下来。
西汉后期的主要辞赋家扬雄、刘向、刘歆等人，直到东汉前期的主要辞赋家如班彪、班固、傅毅等人，其身份已经不再是前一阶段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专以文学写作为业、侍奉于帝王宫廷的文人；他们或主要是学者，或以官僚兼学者。这一种身份上的变化，在辞赋创作中带来一种新的现象，即为了显示学问，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
用典增加了辞赋的涵量。在西汉后期开始形成的重视用典的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
东汉中期著名的传统大赋，有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长笛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充斥于东汉前期辞赋中歌功颂德的内容几乎一扫而空，阐发儒教思想的成分也明显减少。从传统大赋来看，由于统治思想束缚的松懈，抒情意味更为浓厚，表现世俗生活的内容显著增加，因而显得较为活泼有生气。
张衡《二京赋》
虽是传统形式的大赋，并且同样充斥正统的内容，但已经不再像班固的《两都赋》那样，完全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命题，一些世俗性的内容，抒情性和批判性的成分，正在悄悄地渗透进去。
总的说来，传统大赋由于其形式堆砌滞重，已不能适应文人抒发情志的需要。所以，更重要的转变是小赋的兴起。这种短小的赋篇，不仅完全以抒情为中心，而且往往带有尖锐的批判性。
抒情小赋始于张衡的《归田赋》。
张衡的《归田赋》
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其中隐隐地包含了批判的意味。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鶙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赵壹《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名篇，文中对当代社会乃至整个历史都提出了无情的批判。如：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此赋的风格也很独特，融铸骚句法、赋句法、散文句法于一炉，以适应于尖锐的情绪。篇末又缀以两首五言诗，也起到强化抒情的作用。同时，这也显示了东汉中期以来日渐隆盛的五言诗对于辞赋的影响。
东汉后期成就最特出的辞赋作家当数蔡邕。
蔡邕著诗、赋、碑、诔、铭等共104篇。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题材相当广泛，篇幅都不是很长。其辞赋以《述行赋》最知名。　
同步练习：
1.关于赋的源流有几种说法？
2.汉赋演变的脉络？
3.《七发》从哪些方面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
4.试比较《吊屈原赋》与《子虚赋》有什么不同特点？
5.怎样理解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
6.何谓¡°汉大赋¡±？
7.如何评价汉大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8．张衡《归田赋》的文学意义？
三、《荀子》
1.论旨明确，绵密严谨
《荀子》的议论散文都有明确的论旨，突出的中心，而且用概括性的标题点明主题。如《劝学》论学习，《修身》论道德修养，《非十二子》评论各家学说，《富国》讨论经济问题，《议兵》议论军事，《性恶》专谈人性论等。《荀子》的议论散文，不再是零散缀合的片言只语，大多是立意统一、体制宏博的长篇巨制，不但结构完整，全面系统，而且气势磅礴，论证严密。
《荀子》的议论散文，不再是零散缀合的片言只语，大多是立意统一、体制宏博的长篇巨制，不但结构完整，全面系统，而且气势磅礴，论证严密。
2.富于文采，讲究修辞
荀子特别重视“譬喻”的修辞艺术。不仅随手拈取个别事例作为比喻，而且往往引类连翩，寓议于喻，喻议结合，据以说理，深入而浅出。从日常生活体验出发，从反面说明不学习就不知道事物的底蕴。以正反事例对比，说明无论主观条件好坏，只要坚持不懈，用心专一，就能取得好成绩。
从日常生活体验出发，从反面说明不学习就不知道事物的底蕴。以正反事例对比，说明无论主观条件好坏，只要坚持不懈，用心专一，就能取得好成绩。
《荀子》标志着先秦说理文的成熟与发展。从《荀子》开始，议论散文才正式成为独立的文体，构成文学散文中的一个部类。后世常见的论说文体，既不是《论语》、《孟子》式的，也不是《老子》、《庄子》式的，而是从《墨子》开始，到《荀子》成熟，再经过《韩非子》以及汉代的贾谊等人的发展，而后绵延下来的。
后世常见的论说文体，既不是《论语》、《孟子》式的，也不是《老子》、《庄子》式的，而是从《墨子》开始，到《荀子》成熟，再经过《韩非子》以及汉代的贾谊等人的发展，而后绵延下来的。
从内容看，《成相》篇大约作于荀子晚年废居兰陵期间。这时他已多次遭受谗毁排斥，政治上不得志，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楚国的政治腐败使他越来越感到厌恶。满腹牢骚，一腔忧愤，都借助于民间流行的通俗文艺形式来抒发表达。
从内容看，《成相》篇大约作于荀子晚年废居兰陵期间。这时他已多次遭受谗毁排斥，政治上不得志，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楚国的政治腐败使他越来越感到厌恶。满腹牢骚，一腔忧愤，都借助于民间流行的通俗文艺形式来抒发表达。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秦汉时期颇为流行。《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成相杂辞》十一篇，可惜早已失传。
用先秦隐语来写作的，形式为问答体，前半设谜，后半破谜，在描述中掺杂说教的成分。但论理不透彻，也缺乏文学美质。不过，在体制上，《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
（四）荀子的文艺思想
“言必当理”
荀子对于诗书礼乐，主要重视其政治、伦理的实用性，他强调“言必当理”，对于“不顺礼义”的文章，一概斥为“奸说”，这是后世文学批评中“明道”、“载道”说的滥觞，由此建立了后世儒家文学观的基础。
《荀子》书中的文章，实践了他自己的观点，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
“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
荀子十分重视言辞技巧，认为言论应该有文采，内容与形式并重，“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既反对“言无用而辩”的诡辩学派，也批评“好其实而不恤其文”的墨家学派。
荀子十分重视言辞技巧，认为言论应该有文采，内容与形式并重，“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既反对“言无用而辩”的诡辩学派，也批评“好其实而不恤其文”的墨家学派。
荀子的《乐论》，是专门批判墨子的“非乐”的。他认为艺术产生于人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其社会作用很大。墨子只看到艺术消费的一面，而忽视其积极的社会效益。
荀子的《乐论》，是专门批判墨子的“非乐”的。他认为艺术产生于人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其社会作用很大。墨子只看到艺术消费的一面，而忽视其积极的社会效益。
韩非子法家思想
在政治思想方面，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慎到的“乘势”，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集其大成，建立了一套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政治思想体系，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法¡±，指的是国家的成文法令；¡°术¡±，指的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手腕；¡°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地位。
（一）“法、术、势”合一
（二）主张严刑峻法
在韩非子看来，天下很少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也很少有自善之民，一定要用法来约束人，才能使之就范，治国必须“远仁义”而“服之以法”。
他不相信人可以经教育感化而为善，只相信赏罚分明，以利驱使人、以害禁制人。
（三）反对鬼神卜筮
韩非将老子“玄之又玄”的“道”，解释为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客观规律。他认为天地、日月、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以及各种社会活动无不受“道”的支配，肯定了“道”的物质性。他还指出“道”是可以被人认识和掌握的，解除了老子“道”的神秘性。
韩非子坚决反对崇拜鬼神和卜筮占星之类迷信活动，具有一定的无神论思想。
（四）主张因时制宜
韩非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上古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是鲧禹治水的时代，近古是汤武征诛的时代，当今是“争于气力”的时代，历史条件不同，治国的方法也就各异。
这种历史进化论是韩非鼓吹法治、提倡革新的理论基石，也是他批判儒墨复古的思想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一是政论文，如《五蠹》、《亡征》。
二是类似寓言故事性质的散文，如《内外储说》、《说林上下》等篇。
三、《韩非子》文学特色
从文化思想来说，韩非鄙视一切属于艺术、美感范围的东西，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
但其文章很有特色。善于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超过《荀子》。
韩非子散文的风格:严密透彻犀利峻峭
1.层层铺展论辩透彻2.语气果决文笔犀利3.寓言故事嘲讽尖锐
“楚辞”，是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楚地域文化色彩。
《诗经》与楚辞：
《诗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广泛流行，楚人赋诗言志是常事，这虽然是把《诗经》作为政治、外交的工具运用，但《诗经》毕竟是诗，文学的传承是客观存在的。
《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的渗透。
关于屈原的悲剧：
（一）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屈原的“美政”，只能说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他一再提出的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实际统治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力求以他理想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对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他宁可怀抱这理想而死。
（二）个人与环境的对立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举贤授能”，是与“世卿世禄”的制度相对立的；“修明法度”，要对旧贵族的某些特权加以约束和限制。这样，必然引起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使许多人与他为敌。
（三）性格悲剧
屈原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
另一方面，当诗人意识到他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
汉代的班固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实际是看到了这一特点，不过他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已。
屈原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与实际的现实环境本来就难以协调，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混浊、衰乱的状态，所以，他无法挣脱个人心志所尚与昏浊现实不相切合而造成的悲剧。
屈原的人生悲剧，同时也成就了他不朽的楚辞。
三、《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干四百余字，是我国古代最宏伟的一首政治抒情长诗。
屈原的忠君爱国：
对祖国的深挚眷念和远大理想
屈原对楚国的热爱，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有根本区别，但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屈原强烈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对自己生长的乡土，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的依恋感情，至死也不愿离开；并且他孜孜追求的是，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并由它来统一中国。
这种对自己祖国的深挚眷念和远大理想，都是值得肯定的。深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
屈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是把他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认识的，是以他在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来评价的。
屈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是把他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认识的，是以他在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来评价的。
虽然如此，还是应该看到屈原对楚国的热爱，首先是高度忠于与他有着宗法联系的楚王朝，以及他深刻恋念着的楚怀王，这种思想感情的因素，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
保持和忠于自我的人格及思想自由
屈原的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同时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有着坚定的信念、炽热的追求，不惜与自身所属的贵族集团相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社会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保持和忠于自我的人格及思想的自由。
在屈原所描述的楚国政治关系模式。可以看出：他把君主的错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理想和追求。
（四）《离骚》的艺术特色
１．以纵恣的文笔，表达强烈而激荡的个性情感。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袒露的；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的；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慷慨悲壮的；斥责党人的卑劣，是愤激唾骂的。
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显示了个性情感的释放，从而形成了富于生气的强大感染力。
《离骚》的“哀而不伤”：
汉儒曾说《离骚》与《小雅》同为“怨而不伤”之作。从《离骚》抒泄的强烈而激荡的个性情感来看，此说言之成理。
从《离骚》抒泄的强烈而激荡的个性情感来看，此说言之成理。
２．运用想像、虚构和神话传说，编织奇丽的虚幻境界
由于强烈而激荡的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是大胆地驰骋着想象和幻想，运用虚构和夸张的手法，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自然现象揉合成一体，编织成奇丽的虚幻境界，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
《离骚》的后半部分，诗人更是完全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境界，用上天下地的求索，希望和失望的回旋，尽情地吐露了诗人的苦闷、彷徨，写出了他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这一部分，诗人从神话传说中汲取丰富的形象，通过奔放不羁的想象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在诗人的笔端，羲和、望舒、飞廉、丰隆以至凤凰、飞龙都供他自由驱使，构成了层出不穷的生动情节和美丽画面。
那些神话传说的神与神物，在《离骚》中不是当作“典故”来使用，而是作为活生生的形象参与着诗人神游天国的活动，成为表达诗人思想感情总体艺术构思的一部分。
那些神话传说的神与神物，在《离骚》中不是当作“典故”来使用，而是作为活生生的形象参与着诗人神游天国的活动，成为表达诗人思想感情总体艺术构思的一部分。
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实际有两种：一种是消极浪漫主义，一种是积极浪漫主义。
前者利用幻想、虚构以至神秘主义来歪曲现实、粉饰现实，引导人与现实中不合理的事物妥协或者逃避现实；后者虽然同样带有幻想、夸大和奇特的色彩，但在根本内容上仍然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引导人正确地认识现实，特别是唤起人们对于现实中的不合理事物的反抗。
《离骚》是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后世个性鲜明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离骚》是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后世个性鲜明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３．开辟“寄情于物”的表现手法
《离骚》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它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的先河。
《离骚》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它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的先河。
４．句式参差、篇幅宏大和内涵丰富的“楚辞体”
《离骚》借鉴楚民歌形式，汲取散文笔法，打破了《诗经》简短朴素的四言定格，创造出句式参差错落的“楚辞体”；扩大了篇章结构，增加了内容容量，更适宜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细腻微妙的情感。
在诗歌形式上，这是具有极重要的创新意义的。
５．大量铺陈色泽艳丽的辞藻，词采华美
屈原的笔下文采绚烂、感情充沛，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并灵活运用虚字和普遍使用语气词“兮”，既增强了诗中咏叹的抒情气氛，又极大地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性和音乐美。
四、屈原的影响
从屈原在当时的社会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创作成就来说，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人格、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激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屈原开创了我国诗歌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
屈原开创了我国诗歌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
屈原将自己一生孜孜追求和为之奋斗的高洁情操、政治理想和爱国思想，都化为他作品的生命和灵魂。屈原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在于他将社会实践、政治斗争与文学创作高度统一的方向。
屈原将自己一生孜孜追求和为之奋斗的高洁情操、政治理想和爱国思想，都化为他作品的生命和灵魂。屈原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在于他将社会实践、政治斗争与文学创作高度统一的方向。
屈原特立独行的节操、砥励不懈的理想追求和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之而顽强不屈的对现实的反抗、批判精神，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
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人们或有相似的人生际遇，或慕求屈原之遗风，从做人的准则到为文的风格都继其踵武。
如：贾谊因遭谗言谪迁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寄托自己身世飘落之悲愤。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遭遇中得到力量，忍辱负重，发愤著述，完成了巨著《史记》。
如：贾谊因遭谗言谪迁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寄托自己身世飘落之悲愤。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遭遇中得到力量，忍辱负重，发愤著述，完成了巨著《史记》。
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于我国古代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而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成就。屈原作品中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后人的影响巨大，不可数计的作家都从屈原作品中吸取艺术滋养。
楚辞与《诗经》：
（一）地域文化的差异
《诗经》与《楚辞》之间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丰饶的天然物产使南方人民的谋生活动较少艰难，曲奥多变的地貌和丰富多采的植被容易培养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未曾消退的、相信人与鬼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导致种种奇幻的想象。
地域因素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气质、性格方面，以及哲学思维、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
（二）艺术形式的差异
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更多地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1.创作传统
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流派的直接源头，《诗》、《骚》并立于世，形成我国诗歌创作的两大优秀传统。
2.表现形式
楚辞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是诗歌体裁的一次解放。它不仅是汉赋的直接渊源之一，而且给后世诗歌形式的变化创新带来重要影响。
3.表现手法
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除了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熔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于一炉外，最突出的是他的“香草美人之喻”。
“香草美人之喻”
屈原已将《诗经》的比兴手法，上升为象征比喻体系，其中包括动物系统、植物系统、事物系统、人物系统。
由此，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的先河。
“香草”意象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提到的植物（香草树木）有24种，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
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诗人用缤纷繁饰，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用群芳集萃，象征圣君贤王的周围集聚着贤圣治国之士；用众芳枯萎，表现所树人才的变质；用菉葹盈室，比喻党人佞臣的卑劣龌龊。
“美人”意象
屈原的“美人之喻”，表现以男女关系象征君臣关系。其美人意象比喻、象征着君王，或是自己。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所期望的是两美相投、君臣契合。
他又将群小嫉贤比为众女妒美，以男女婚约的变化喻君臣关系的改变，以美女被弃表现自己的见疏被黜，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
屈原以求女的方式表现自己执著而强烈的追求，以求媒致诒喻求通君侧之人，以闺中邃远难求喻楚怀王固执而不悟，以外出求女喻出仕他国。他向往的境界是不用行媒而君臣契合。
当然，这也是诗人对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美学理想的追求。
屈原所运用的比兴形象化是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的。它不像《诗经》的比兴形象化那样单纯和静止，也不再把用以起兴和比喻事物看成独立存在的客体。
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是浸染上一层主观情感的色彩；他的感情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是成为溶合了一定想象的客观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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