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鶡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此词追忆少时豪侠，抒发英雄报国无门的一腔不平之气，声情激越，词调悲凉。北宋表现爱国情感的豪放词作，惟此篇可与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相伯仲。可以说，在宋代词史上，贺铸是第一个表现出英雄豪侠的精神个性和悲壮情怀的词人，对南宋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及辛派词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夏敬观说：“细读《东山词》（按：即贺铸词集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知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这个见解很精到。
但是，贺铸词的主导风格，却是另外一种，那就是较多地继承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的路子，以秾丽精致的语言表现男女之情和人生愁绪，并时常把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结合起来。著名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其中“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种意象表现出愁思的广度、密度和长度，化抽象无形的情思为具体可见的形象，构思精妙，堪称绝唱。贺铸也因此得了一个“贺梅子”的雅号。
贺铸词长于造语，善于融化古人成句，却如同己出。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周密《浩然斋词话》）夏敬观也说贺铸词：“小令喜用前人成句，其造句亦恒类晚唐人诗；慢词命辞遣意，多自唐贤诗篇而来，不施破碎藻采，可谓无假脂粉，自然秾丽。”（《手批东山词》）这是符合贺铸词的实际的。贺铸精通音律，长于度曲，现存《东山词》中，自度曲有十数调之多。他善于以密集回环的韵位来突出词曲的音乐美。贺铸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影响。他一方面沿着苏轼抒情自我化的道路，写自我的英雄豪侠之气，开启了辛弃疾豪放词的先声；另一方面，语言上又承晚唐温、李密丽的风格特点，而影响到南宋吴文英等人。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早年有过与柳永类似的生活经历，词作上受柳词影响颇深。后期进入宫廷，为朝廷制礼作乐，仍然与歌妓舞女来往甚密，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因此，他的词内容比较狭窄，玉艳珠鲜的艳情和羁旅离愁几乎占了其《清真词》的大部分内容。不过，周邦彦虽然没有遭受苏门词人那样沉重的打击迫害，但仕途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深切地感受到漂泊流落的辛酸。“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红林檎近》），正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自白。而“飘零不偶”、羁旅行役之感也成为他词作的重要主题。漂泊的孤独疲惫和憔悴失意，成了周邦彦词的情感基调。即使是他在朝中做官，他的心情也一直是压抑苦闷的，词中充满孤独与悲伤，潜在地反映了北宋亡国前夕士大夫悲观失望的心理。
周邦彦的词作，内容不外乎男女恋情、离愁别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够广阔。他的成就主要在于融合诸家之长，使词这一体裁更加精致。具体表现在：
第一，周邦彦的词极端重视与音乐的配合，使词的声律模式进一步规范化、精致化。周邦彦善于创调，广泛采摘“新声”，使之规范化。所创词调，音韵清蔚，与柳永的市井新声有雅俗之殊。周邦彦还是第一个以“四声”入词的大家，填词不仅分平、仄，而且注意分平、上、去、入，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所以，他的词格律十分严谨，读起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得拗口的地方，本身即富有音乐美，同乐曲能够完美地结合，因而当时上至贵族、文士，下及乐工、歌女，都爱唱周邦彦的词。邵瑞彭说：“尝谓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诗律莫细乎杜，词律亦莫细乎周。”（邵瑞彭《周词订律序》）王国维也说：“读先生（按：即周邦彦）之词，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后世格律派词人都瓣香于周邦彦，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周邦彦极讲究词的章法结构。他在继承柳永词善于铺叙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柳词的直叙变为曲叙，善于将顺序、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 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将来及我方、他方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
如他的名作《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第三，周邦彦善于化用前人诗句，浑然天成，如同己出，既显博学，又见工巧，深受后人推崇。他还善于炼字，重在骨力，注意在关节眼上下工夫。在运用典雅语言的同时，也善于运用浅俗的口语与民间的俚语。而且，无论是用雅语还是俗语，他都能够化雅为俗，化俗为雅，使它们在一首词中融为一个整体，不显得突出碍眼。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致，对意象的选择很讲究，所以语言的表现力很强。王国维说他在这方面“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人间词话》）。
总之，周邦彦的词虽然在题材与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又一个集大成者，甚至有人将他比作诗中的老杜，称其为奄有众制之长的古今一人。“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着，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陈匪石《宋词举》）
四、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继元祐词人登上词坛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他们自觉地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并且日益贴近社会现实，去表现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李清照不仅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史册的第一流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多散佚，现存《漱玉词》1卷，为后人所辑录，存词约60首。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见解。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词不仅像诗一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李清照《词论》），以便“协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去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征。如果说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的角度提高了词体的地位，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李清照词的主要内容和情感都可以用一个“愁”字来概括，但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词的“愁”主要是围绕自己的闺阁生活来写的，写自己与丈夫的离情别绪，有些还能结合写景咏物来表现。如果将李清照前期词分为两半，可以说一半是对丈夫的钟情，另一半则是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以及对对禽鸟花草的眷顾。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家破人亡，受尽劫难和折磨。人生命运的巨变，也引起心境和词境的变化。此时的“愁”，已不是从前的“闲愁”，而是由乡关之思，身世之苦，丧失亲人的悲哀和理想破灭的失望等等交织而成的。因此，这“愁”往往表现得非常沉痛乃至凄厉，有了较深的思想意义，是她内心深处爱国思想的一种隐约而自然的流露。
在词的艺术方面，李清照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个性化的抒情和完美的意境。作为一个女性词人，李清照的词在描写心理与情感的活动方面有其特别的长处。她善于选择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表现情感的微妙变化，在起伏回环的语脉中层层破露复杂的心境。如“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等动作细节，典型地表现出年老寡居所独有的生活情态和寂寞心情。李清照还善于结合写景咏物，借以抒发美质难久、物是人非的感慨，使词极具个性化的意境和性格。第二是清新朴素而完美的表现手法。李清照善于把新鲜的口语和华美的词藻统一起来，雅语和俗语兼用，使词中的语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气息。她的词用典及点化前人诗句亦多融化无迹，近于自然，这是非有很深的语言素养不能办到的。李清照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比兴、比喻、拟人、夸张、用典、叠字，但又运用得非常自然而不见锤炼工夫，达到了“极炼而不炼，出色而本色”（刘熙载《艺概》卷4）的最佳效果。再加上李清照善于掌握声调韵律错综变化的节奏，以适应思想感情的起伏抑扬，词作声调和谐，富于音乐美，使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挚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抒写自我的情感世界，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宋室南渡，一批词人身经丧乱之苦，出于对国事的关心，他们抒写重大的题材，词风慷慨激昂，成为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重要作家，其中以张元干成就最为突出。
张元干在南渡之前，生活上十分疏狂放荡，时常是“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柳梢青》），创作上则模仿“花间”，内容不出酒畔花前，词风绮艳轻狭。靖康之难，他曾投身于抗金战争，在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更亲身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耻辱，也更加痛恨投降派的妥协误国。因此，他改变了早年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词风，而以豪放的格调、跌宕腾挪的笔势来抒发他慷慨报国之志，并表达对神州陆沉、权奸误国的愤慨之情。“元干喜作长短句，其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于歌咏。”（曾噩《芦川词序》）这类作品内容、风格的代表作有《兰陵王·卷珠箔》、《石州慢·雨急云飞》、《满江红· 春水迷天》、《水调歌头·举手钓鼋客》、《贺新郎·寄力伯纪丞相》、《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等。张元干的一些词写的虽是个人生活遭遇，但抒发的是爱国情怀，这种借身世之感来表现爱国精神的手法对后来的陆游、辛弃疾也是一种开启。他善于采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意，把它们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与眼前的景物风光相间交错，构成一种纵横的空间感与历史感；又很擅长于把心中低沉悲伤的情绪与激昂高亢的热情错综交织，形成脉络的起伏流动。在他的词中，这种情绪起伏变化、视境变换流动的作品屡见不鲜，读者由此可以深切地体验作者在当时处境下的复杂心情。
五、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向高峰。辛弃疾的词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浑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苏辛”。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而且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革新日益鲜明突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成为许多词人的选择，词体因此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词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词体与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最终确立。与此同时，以姜夔为代表的包括众多作家的另一派——骚雅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在词坛上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纵观辛弃疾的一生，可知他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首先是一个中原起义的豪杰，一个力主抗金的名臣，一个有才略有建树的地方官，一个凛然有节概的爱国志士。但“入仕五十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基本上是在无所遇合、无所作为的处境中度过了一生。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弘扬苏轼的传统，将词作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范开《稼轩词序》），将自己终生的追求、探索、苦闷、愤慨发抒于词中，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从而在词史上成为划时代的作家。
最能体现辛弃疾词特色的是他大量创作的抒写爱国志士渴望为祖国战斗的英雄之词。最能体现这种英雄特色的是那些抚时感事、情辞慷慨的爱国篇章。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业绩，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那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出英雄的精神个性。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如“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而对于那些偏安江左、庸俗圆滑、文恬武嬉、无所作为的媾和、投降派，辛弃疾进行了尖辣的嘲讽与抨击。他嘲讽偏安的南宋小王朝是“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指责文臣武将是“江左沉酣求名者” （《贺新郎》），将投降派或喻之为“水底鸣蛙”、“枝上蝉噪”（《江神子》），或比作“冻芋旁堆秋瓞”（《念奴娇》），是一群在国难当头时“蓄缩”不前的民族败类。辛弃疾的词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不仅拓展了词境，也提高和强化了词的现实批评功能，对南宋后期刘克庄等辛派词人以词为抗争社会的武器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辛弃疾壮志难酬、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他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辛弃疾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却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和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辛弃疾直接或间接描写农村的词约有三四十首，这是对苏轼农村词的继承和发展。词中有的描写农村的劳动生活，有的描写农村的自然景色，有的描写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这类词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在此之前，只有苏轼写过几首农村词，但辛弃疾的农村词表现内容更广，情意也较深厚，词境也有所拓展。可以说在唐宋词史上，惟有辛弃疾展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乡村图景和平凡质朴的乡村人物。另外，辛弃疾同样继承了传统词的内容，抒写相思离别及悲秋之情，并且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祝英台近》（宝钗分）、《鹧鸪天》（困不成眠奈夜何）、《临江仙》（金谷无烟宫树绿）等等，写情诉怨，缠绵婉转，代表了辛弃疾词的另一种风貌。如《祝英台近》：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
沈谦曾就此词赞颂辛弃疾的才华，认为：“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填词选说》）。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稼轩词最不工绮语。”其实，辛弃疾只是很少写纯粹的情词。辛弃疾一方面写别情，写相思，另一方面又在其中寄托自己的心境，表现个人的思想怀抱。而他的一些送别词，就更明显地具有借题发挥的意味，远非一般的离情别绪可比了。
辛弃疾用词这种形式来抒发自己渴望战斗的热情，壮志难酬的悲愤，他继承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并加以发展。他不仅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而且还打破了词与散文的界限。他的词创造性的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甚至经史子集等多种语言表现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形成了辛词独特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评价为：“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辛弃疾以“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写词，其词作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与这种英雄主义相呼应，辛词中的场景往往很阔大，想象奇伟，气势飞扬，有包举宇宙、囊括古今之概，构成一种宏阔的艺术境界。这是辛词突出的特色。比兴手法的运用是辛词的另一个特点。辛弃疾在政治上的孤危地位，使得他经常采用比兴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他继承屈原以来香草美人的传统，或托儿女之情以写君臣之事，或以自然风雨以喻时局变幻，或以花草飘零寄托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传统的比兴寄托手法在辛词中被运用得如盐入水，无所不在而又难以指实，趋于化境。使事用典也是辛词创作常用的手法。总的来说，辛词的用典凝练贴切，技巧高超，又涵蕴深厚，明白自然。但有时也有逞才使气之嫌。辛词语言运用，可以说在唐宋词家中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一方面，辛词大量运用口语俗语，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抒情写志的需要，他又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作里。而且运用得是恰倒好处、浑然天成。正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的那样：“任古书中理语、庾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苏轼的词中，已有些议论的成分，辛词更发展了这一点。辛词的许多议论都暗含在写景或叙事等生动形象中，较为含蓄，但也有一些词议论枯燥，甚至成了老庄言论的翻版。但不管怎么说，辛弃疾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或“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词在辛弃疾是手里，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辛派词人
与辛弃疾同时或稍晚的许多词人受到了辛弃疾的影响，作品在主题思想、感情基调、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与辛词接近，文学史称为辛派词人。主要的辛派词人不下五、六十人。和辛弃疾同时的有陈亮、刘过等，稍后有刘克庄，更晚有刘辰翁等。
陈亮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政论家和北伐中原的热情鼓吹者，与辛弃疾相互器重，交谊深厚。他的词，不仅题材、感情基调、大体风格与辛词相似，而且写作技法也很相似。他的那些爱国词，内容比辛词更注重与政事的结合，甚至可堪称“极论世事”（辛弃疾《祭陈同甫文》）的政论词。和辛词相比，他的词往往正面议论嫌多，而层次变化嫌少，不像辛词那样挥洒自如，流转多变，语言技巧也不如辛词那样老练，总体上给人以粗糙感。
刘过是位一生没有当上官的游士，长期流浪于江湖间，晚年和辛弃疾相交，很受赏识。他的词往往带有深切的山河之恨和渴望统一的热情，正如其豪爽、清狂的为人特点一样，刘过词的风格也是以豪放著称，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比辛词更为明显，“游戏笔墨，实为长短句之诗。”（《古今词话》）刘熙载认为“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如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但是，刘过的词风并不统一，他的大部分词还是沿袭着旧题材，写闺情、艳遇、献寿、宴饮，甚至写美人指甲、美人足，江湖习气过浓，“刻画猥亵，颇伤大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龙洲词）“沁园春等调，淫词亵语，污秽词坛，即以艳体论，亦是下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刘克庄是辛派后劲中成就最大的词人。他非常推崇辛弃疾，曾受辛弃疾之孙的嘱托，撰《辛稼轩集序》。他的词受辛词影响也大，常表现出对国事的关怀和壮志难酬的感慨，词中充满着“国脉危如缕”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刘克庄的艺术视野也比较开阔，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比辛弃疾又有所拓展，词作也富有艺术个性，风格雄肆疏放，比辛词更为散文化、议论化，说理叙事，运用自如。清冯煦说：“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但由于才力不足，终不似辛词的精深沉着。语言有时锤炼不够，失于粗疏，也无可讳言。
刘辰翁在总体倾向上也是继承辛词的遗风，只是身经亡国的时代巨变，他已经没有稼轩的豪迈之气。他的独特性在于吸收了杜甫以韵语纪时事的创作精神，用此来表现亡国的血泪史。他的词虽大部分是毫无寄托深意的寿词、酬词、咏物词，但也有不少作品或抨击南宋王朝的腐朽无能，或痛悼山河破碎，或抒发自己国破家亡的悲哀。词情深挚沉痛，风格遒劲有力，“略与稼轩旗鼓相当”（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虽格调怆楚悲苦而少有辛词之悲壮气概，但他胜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地方在于“志多可取”而不一味作衰飒之音。
六、南宋后期的词人
辛弃疾去世之后的南宋词坛，先后出现了两代词人。一是在南宋灭亡前已谢世的江湖词人群，如孙惟信、刘克庄、吴文英等；二是历经亡国、入元继续创作的遗民词人群，如刘辰翁、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和张炎等。从创作倾向上来看，这两派词人又形成了两大创作阵营：孙惟信、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属于辛派后劲，他们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较字工句稳，政治批判的锋芒有时比辛弃疾还要尖锐，但不免粗豪叫嚣之弊；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都是姜夔的追随者，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姜夔与辛弃疾同时，是与辛弃疾并峙词坛的领袖，为南宋格律词派的一代宗主，也是继苏轼以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其影响长期笼罩着词坛，尤为清代浙西词派所尊奉。姜夔虽有用世之志，但功名蹭蹬，终身布衣。他善音律，工诗文，尤长于词，常挟所作转徙于江南各地，出入达官贵人之门，当时名流如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和萧德藻等人都极为推重，曾自言：“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周密《齐东野语》），虽为布衣，名声却震耀一世。
姜夔词在题材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他的恋情词，往往过滤、省略掉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只表现离别后的苦恋相思，并用一种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从而将恋情雅化，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与超尘脱俗的韵味。如《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浩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姜夔早年在合肥（即词中的淮南）与一歌伎相恋，别后又写了多首词表达对她的思念。这首词以梦中情人想见开始，又以梦中归去作结，写出女子对自己哀婉相责和眷眷深情，而实是表现自己无尽的相思。意境幽幻凄迷，情愫悲恻感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两语：淮南浩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