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离骚》之外，屈原的另一首抒情长诗是《天问》。《天问》是一篇奇文，以一个“曰”字领起，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涉及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表现出深刻的怀疑精神，正如鲁迅所言，“怀疑自遂古之初，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在这些追问当中，连当时被奉为偶像的尧舜也受到挑战，不再是绝对权威。

《九歌》与《九章》是两组组诗。《九歌》共十一篇，其性质是祭神的乐歌。前十篇各祭一神，末篇《礼魂》，则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所祭神祗可分一下三种类型：（1）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中最尊贵者，即天帝）、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司寿命之神）、少司命（司子嗣之神）、东君（日神）。（2）地祗：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山神）。（3）人鬼：国殇（楚国阵亡将士）。

《诗经》的祭神乐歌中，神是庄严可畏的。《九歌》中的神则富有人情味与亲切感，表现出楚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而且，《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篇中还含有人神相恋与神神相恋的情节。《湘君》的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尤其是“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将阔大之景与萧瑟之象结合起来，将深秋之寒凉与惆怅感伤之情感溶为一体，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此外，《少司命》中“乐莫乐兮心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对人情作了精当的概括，也常常为后人所引用。

《九歌》的“九”不特指而是泛指，共十一篇。《 九章》则正好有九篇：《惜诵》、《桔颂》、《悲回风》、《思美人》、《抽思》、《怀沙》、《哀郢》、《涉江》、《惜往日》。其写作年代朱熹认为是“屈原即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卷四）。其中《抽思》是屈原第一次流放时所作，《哀郢》当是第二次流放时所作，这首诗中中的一段风光描写甚为后人所称道：

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此段描写情景交融，对山水作了精当概括的刻画，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因此被推为山水诗的鼻祖。

《怀沙》一般被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其中有名句云“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表现出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

屈原的作品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本传中对之予以高度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灂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其实概括了屈原作品巨大的人格力量以及其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屈原比兴象征的典型意象主要是“香草美人”，正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香草美人”的意象还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的比兴传统。

除了司马迁概括的之外，屈原作品还有以下一些特点：（1）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屈原作品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温柔敦厚”的标准：愤激起来慷慨雄放，忧患起来沉郁顿挫，感身世则深沉悲壮，言理想则刚烈不屈，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与崇高美。（2）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在句式与结构上与《诗经》相比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其句式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结构上更曲折繁复，与复杂、深沉的感情相适应。（3）想象丰富，擅长熔铸神话传说创造出雄伟壮丽、缈渺迷离的图景。这些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4）词藻华丽，讲求文采。

屈原的作品构成了楚辞的主体，不过，除屈原屈之外我们至少还应知道三位楚辞作家。史记的屈原本传中结尾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 宋玉、唐勒、景差便是屈原之外的另三位楚辞作家。其中唐勒尚未发现存世的作品，王逸《楚辞章句》言《大招》一篇可能为景差之作，并没能确定，不妨存而不论。倒是宋玉的作品不妨为大家略作介绍。《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为赋中名篇，对后世影响皆大，“雄风”、“巫山云雨”、“登徒子”在后世还成为典故在诗文中频频出现。可是，这些作品是否是宋玉之作，学术界还有争议，能确知为宋玉所的仅《九辩》一篇，然而就是这一篇使得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为杰出的楚辞作家，与屈原并称为“屈宋”。

第三章  上古神话与先秦散文

由于时代久远，也由于儒家具有“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能够系统而完整地保存于史诗当中。中国古代文献当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多散见于经、史、子、集各类书中，而且这些神话传说往往只是片断，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作品不多。

具体看来，《诗经》的《商颂·玄鸟》、《大雅·生民》载有商部族与周部族之始祖的神话传说：商的始祖名契；他的诞生颇为神奇，是由其母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部族的始祖名弃，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在情节上与契有相似之处：其母姜嫄因踩了巨人脚印而受孕，生下了他。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作品熔铸了一些神话传说形成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左传》、《国语》、《逸周书》中偶尔提及了一些神话传说；《穆天子传》中讲述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在诸子作品中，《庄子》的神话色彩最为浓厚，鲲化为鹏、望洋兴叹、黄帝失玄珠等都是很有名的故事。此外，《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也保存了一些神话材料。秦汉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由众人编篡而成，有着较多的神话传说，尤其是《淮南子》一书，载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些广为人知的故事与典故。《山海经》除了载有异国人奇异形貌、习性、风俗之外，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黄帝战蚩尤等神话传说更是流传广远，深入人心。当然，还应提一下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创世神话——盘古开天辟地：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岁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散文的起源一般可追赶溯为甲骨卜辞(1)、《尚书》中的商周文诰(2)、商周的铜器铭文(3)。在先秦时代，文学尚未自觉，文史哲不分，出现了“以历史为文”、“以学术为文”的文学形态，因此，论及先秦散文时，一般将它们划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中，《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之祖，也就是说，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因仅有鲁国的史书传世而成为专称。目前我们所见的《春秋》相传是孔子在鲁国史官所编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其所载史实上起鲁隐公元（公元前722年）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瓣481年），共计242年。

《春秋》有一个写作特点是后世人所谓“微言大义”的“笔法”。概括来说，其内容是纲目式的记载，通过谨严精炼的语言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暗寓褒贬。例如，鲁隐公元年有这样一段纲目式记载：郑伯克段于鄢。之所以称郑庄公为“郑伯”是因为“讥失教也”——他没有尽到教育自己弟弟的责任；之所以直呼“段”之名是因为段“不弟”，不像个弟弟的样子；之所以用“克”字是因为兄弟二人交兵时“如二君”——段的势力己相当大，二人相争如两国君相争。再如，《春秋》还以“诛”谓“杀有罪”，以“杀”谓“杀无罪”，以“弑”谓“下杀上”。

既然《春秋》有着“微言大义”的“笔法”，后世便有一些解释“微言大义”之书，又因《春秋》后来被列为“经”，这些解经之书便被称为“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是著名的“春秋三传”，据说《公羊传》的作者是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是谷梁赤，《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其中，《左传》的文学成就最高。

《左传》是“以事解经”的历史著作，其所叙之史实上起鲁隐公元年，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出十三年，共计255年。在写作手法上，《左传》的文学性大大增强，成为后世文学的范本，如韩愈在《进学解》中把《左传》列入应当“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陆游在《渭南集》卷十五《杨梦锡集句杜诗序》亦言：“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通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疑，久之，乃能超然自得”。

《左传》的文学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1）作为历史著作，《左传》不像春秋那样只是纲目式的记载，不是概述而是描述，而且还有许多描述故事性很强，如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出典即前面所提到过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鲍叔牙荐管仲的故事、晋公子重耳流亡的故事等；（2）擅长描写战争。无论战争规模是大是小，《左传》都颇能得绘影描神之妙。小战如长勺之战，以曹刽论战为核心，既有对战争局势的预测，又有具体的指挥，以曹刿两次所言“可”与“未可”制造悬念，在庄公向他询问“何也”的时候才全盘托出，一波三折，短小精悍；大战如春秋时代五大战役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重点不在于描绘战争场面，而是细致地交待出战前的政治、外交状况、民心向背情形，有时还借人物之口对战争作出预测、对战争之结果作出总结与评价，既全方位、立体化地描写了战争，又对战争作出精当的议论，适时适度且无说教气；（3）擅长描写行人辞令。先秦时，外交人员被称为“行人”，他们从事外交活动时很注重语言艺术，其辞令本身就很有美感，《左传》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些行人的辞令美。其中最著名的是烛之武退秦师的一段辞令描写，金圣叹对之有很好地点评：“分明一段写舍郑之无害，一段写陪晋之有害，而其文作连锁不断之句，一似读之急不得断者”、“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阴饴甥对秦伯的辞令描写也值得一提：“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二，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二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阴饴甥随口分出“君子”、“小人”的不同态度，借小人之口对秦国表示威慑，又借君子之口对秦国表示恳求，不卑不亢，不急不缓，很顺利地说服了秦服。（4）有许多生动精彩的细节描写。如写先轸盛怒时在国君面前的“不顾而唾”、写晋楚邲之战时晋国大败，晋人争舟，舟上之人挥刀斩去攀舟人的手指，以“舟中之指可掬”描绘出大败时的狼狈与崩溃等。（5）《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可并非是一本流水帐，除顺序之外亦常常以“初”字引出一段倒叙，另外还根据情况进行插叙与补叙，叙事方法相当灵活与完备。编年体史书是以时间为中心而非以人物为中心（纪传体史书便以人物为中心），但是，以晋公子重耳流亡的故事为例，把人物不同时期的事迹整合起来可以看出，《左传》不仅描绘出人物性格的富杂性，而且还描绘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动态过程。

《左传》深入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领域，其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德治、民本、重人事是一般文学史都提到的《左传》的进步思想，具体材料请同学们自己找来看，这里不再赘述。

文学价值很高的先秦史书还有《战国策》。《战国策》共三十三卷，主要记载了战国时士阶层的的政治主张、谋略与事迹，其中有许多阴谋（如郑袖割鼻、李园谋害春申君等，听讲），所以重伦理道德的儒家对之相当排斥，认为它“坏人心术”。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家的经典便载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事，却被称之为“《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可见不在于所载事迹如何，关键是看如何对待、评价这些事迹。从文学方面来看，《战国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更为复杂，这与当时的历史时期亦有关系，在乱世当中，更易有尖锐的矛盾、微妙的冲突，人在和平时期很难暴露的劣根性、阴暗心理以及性格的多种面目也都能较集中地表现出来，《战国策》便很好地描绘出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以春申君为例，《战国策》对其基本上是肯定与同情的，但也在具体事例中描绘了他的贪图权位、贪恋女色、刚愎自用等弱点。《战国策》进一步发展了《左传》的辞令描写，纵横捭阖、铺张扬厉，文学性很强。《战国策》情节也较《左传》更为曲折、细节更为生动，表现出先秦历史散文的进一步发展。

《国语》是一部典型的国别体史书。与《左传》、《战国策》不同，《左传》、《战国策》既叙事，又记言，《国语》则以记言为主。其中邵公谏周厉王弭谤一段相当有名，提出了“防民之中，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进步见解。

先秦时有着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诸子向门徒阐明自己的学说，门徒们又对老师的言行记录整理下来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诸子散文。

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儒、道两家影响最大，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儒、墨两家方是“显学”既受人重视的学说。关于先秦诸子的主要学说及活动，《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有着概述，同学们可以参考。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先秦时己露锋芒，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漫长岁月中更是影响深远。虽然五四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能否认的是，即使在今天，儒家思想还渗透于人们的言行举止中，潜移默化于民族性格中，只不过人们未必自觉、甚至对其还颇多误解与曲解。我们不妨精选孔孟原典，结合孔孟传略，帮助同学们理解儒家思想的精华。

第四章  秦汉文学（上）

秦王朝统一六国，结束了天下纷争的局面。但是，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却使得文化遭到了极大摧残，彼时可被称为作家的只有李斯一人，保留下的文学作品只有丞相吕不韦门客所编《吕氏春秋》与李斯的《谏逐客书》及其石刻文。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语叫作“一字千金”，典故就出于这样一个故事：吕不韦集门客之论而成《吕氏春秋》，悬诸咸阳市门，声称有能将此书增损一字者可赏给千金。

《吕氏春秋》是一部集体性作品，内容不免驳杂不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便将其归入“杂家”。总的来看，此书儒家、道家、阴阳家思想所占成分较多，表现出从战国末年至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学术也由分到合、注重集成与总结的历史趋势。《吕氏春秋》有着严密的体系，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逻辑性与理论性很强，不过，它能够以形象化的方式进行说理，生动畅达。例如，创作了二百多则寓言，有的寓言如《察今》一篇的“刻舟求剑”己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在说理时，《吕氏春秋》还不求雄辩，追求平实，其思想颇有可取之处。例如《重己》、《贵生》等篇肯定个体生命价值，《贵公》、《用众》等篇则又强调“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尤其难得的是，《吕氏春秋》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两种观念有机地放置于全书严密的系统之中，己经对“公私”问题有了可贵的辩证法思想。

李斯的《谏逐客书》产生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韩国人郑国作为间谍来到秦国，力劝秦人开渠兴农，其本意并不是为了秦国的国计民生，而是为了使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暇再向韩国发动战争。此事后来泄露，秦国一些目光短浅的王公大臣就向秦王赢政建言，指斥在秦国作官的外国人士皆包藏祸心，应当将他们逐出秦国，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便写下了《谏逐客书》这篇文章。此文一开始便单刀直入，话锋相当犀利——“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底下又以排比的句法、凌厉的气势、干脆利落的的语调摆事实，讲道理。既有正面立论——指出正是秦国之所以能“霸西戎”、“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蚕食诸侯”、“成帝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客”的作用，又有反面批驳——指出秦王在“色乐珠玉”等感官享受方面广收并蓄、并不看重产地是否为秦国，却又“却宾客而业诸侯”，这对于秦国“跨海内、制诸侯”是不利的，牢牢扣住秦王的心理，起到了很好的论证效果。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今存有7篇刻石文，多为李斯所作。从内容上来讲，这些文章不过是歌功颂德之作，不过，从形式上来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气魄雄伟，典雅浑朴，对后世碑铭有着深远影响。其中较著名的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碣石刻石》等。

汉王朝也像秦王朝那样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但是，汉王朝不像秦王朝那样短命，两汉合起来超过了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初，秦王朝在短期内便覆亡的历史教训引发了作家们的思考，贾谊的《过秦论》便是其中一篇代表性的政论文。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先以排山倒海之势表现出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接着又以摧枯拉拉朽之势点出这个强大帝国的轻易灭亡，这样的对比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震撼性问题：秦亡的教训即秦之“过”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上篇是为下文的滔滔雄辩蓄势，那么中篇便转入论述的重心，具体分析秦之“过”，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精辟结论。下篇又为前文推波助澜，对秦之“过”层层剖析，最后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警告汉帝不要重蹈秦之旧辙，嘎然而止却又给人以余音袅袅之感。贾谊的政论文还有《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均是铺张扬厉，气势恢宏，颇有纵横家风格；另外，文采甚为讲究，感情相当充沛，又颇有诗人气质。他这样的特点和年代稍后的晁错不同。晁错《论贵粟疏》其实与《论积贮疏》都是强调以农为本，可是比较这两篇文章就可以发现，《论贵粟疏》质朴却又切实，诚恳却又犀利，以立论深刻、逻辑严密取胜。除了这两人的的作品，汉代较优秀的政论文还有桓宽的《盐铁论》、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概而言之，西汉的政论文更有批判锋芒，而东汉的政论文则更温雅弘博。

汉代代表性的文体是汉赋，汉赋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骚体赋、汉大赋与东汉时的抒情小赋。骚体赋可以表明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其代表性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与《鵩鸟赋》，在体制上，它们保留了楚辞的句尾语气词“兮”字，句式也有效法楚辞之处，而且，发展了楚辞中不多见的主客问答形式，为汉大赋开了先河。

汉大赋的形成以枚乘的《七发》为标志。在汉初，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都曾经招致文士，其中梁孝王尤为突出，他在梁园（后世还成为文人雅会的一个典故）聚集了不少文人，著名的就有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作品主要以辞赋为主。《七发》以吴公子病重为发端，以吴客向他大讲养生之道为主体。吴客首先指出，吴公子的病症是因为“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然后以描述七事以启发之（《七发》便由此而来）。七事主要为：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田猎、观涛、悟道，随着吴客的娓娓道来，吴太子最后“据几而起，霍然病己”。在这篇赋中，汉大赋的文体特征己基本具备：（1）以铺陈写物为中心。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很好地概括了汉大赋的这种体制特点。（2）常常采取虚构的主客问答方式。篇中的吴公子与吴客并非实有其人，作者设计了一套对答将赋的主体内容展开。（3）劝百讽一。虽也有讽谕性内容，所占比例甚小，且甚为空洞。（4）词藻华丽，讲求文采。

汉大赋的形成以枚乘《七发》为标志，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非司马相如莫属。他曾写过《大人先生赋》，本意是要汉武帝莫要相信神仙渺茫之事，不想汉武帝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气”，真是汉赋“劝百讽一”特点的绝好体现。《七发》以二千多字铺除七事己是空前规模，司马相如又在他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中以四千余字的篇幅描述“七事”当中的一种——“田猎”，可想而知，这样的作品能有多少内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是适应当时强盛的汉王朝“润色鸿业”之需求而兴起的一种装饰性文体。

《子虚赋》、《上林赋》虽是两赋，前者写于司马相如游于梁园之时，后者写于武帝召见之际，二者写作年代相距十年，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一篇结构完整、内容连属的有机整体《子虚赋》：主要写子虚向乌有先生夸耀云梦田猎的盛大规模，乌有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侈靡”，对其提出了批评。而在《上林赋》中，紧承乌有先生之言论，亡是公对楚、齐皆有指斥，极力铺张、排比上林苑的巨丽之美、田猎之盛，渲染出汉王朝的强大国力，最后却又让汉天子慨叹：“嗟乎，此太奢侈！”，发布了“解酒罢猎”、开放上林苑、“出德号”、“省刑罚”等一系列命令，这些虚构性内容虽说本意是为了讽谕天子节俭、德治，但“劝百讽一”，汉天子欣赏的还是他笔下所渲染的巨丽之美、田猎之盛。

司马相如之后的西汉赋家主要有王褒和扬雄。王褒的《洞箫赋》擅长描摹物态，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的特点；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颇可比肩司马相如，其《蜀都赋》开了后世京都赋（如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两京赋》、左思之《三都赋》等）之先河。

汉赋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为抒情小赋阶段。汉时文人在西汉时多为“主上所蓄弄”、“倡优蓄之”（《汉书·东方朔传》），缺少人格独立精神。而在东汉后期，文学及文人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傅毅因文学才能而被当时的权贵“待以师友之礼”；黄香也因文学才能受到了皇帝的礼遇，一些出身并不高贵的人“以文章显”、“以才学见称”、“以善文记知名”、“以文章博通称”，逐渐改变了过去文人被统治阶层“俳优蓄之”的状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人甚至还依仗自己的文学才能傲视权贵——如张升“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其意者虽王公大臣终不屈从”；赵壹不礼当时的权贵袁逢、羊陟却为二人所器重，以至于“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以上可参考《后汉书·文苑传》）。祢正平击鼓骂曹的典故更是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此时，文人的个体意识觉醒了，很注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人生体验、自我情感，出现了不少抒情小赋，代表性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