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艺术形象:
《牡丹亭》是明代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一部传奇，作品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的地位。剧中的杜丽娘是第一主角，是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人物画廊中难得的典型形象。1 .她出生名门，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和严格管束，她如同笼中的鸟，强烈渴望冲出牢笼。她为此精神苦闷、忧郁。老师对于《诗经》“后妃之德”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她的认同，反而激发了她青春的觉醒。在“游园”中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美好青春与明媚春光的吻合，萌发了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和对理想异性的渴望。2.在生存环境没能给她的理想的实现提供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她只能到梦中寻找自己的理想。然而寻梦的失败使她由梦境的喜悦而徒然转为无限的悲怆，但她又不甘心就此死去，死前将自己的画像放在太湖石上等待梦中情人。3.进入鬼蜮的杜丽娘，由于离开了封建礼教的管束而显得更为大胆、痴情。她不满足以幽魂的身份和情人聚会，她能为爱情而死，更情愿为爱情而生。她毫无顾忌的与阴间的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她还一鼓作气，让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同。在杜丽娘对于爱情坚持追求中，可以看到作者讴歌爱情强大力量的用心。爱情的力量可以让死者复生，能够征服封建礼教。生动的表现出作者关于本剧“理之所必无”，然而“情之所必有”的主题思想。
试述《牡丹亭》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
《牡丹亭》是明代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一部传奇，作品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的地位。《牡丹亭》在艺术上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绚丽色彩，这既是作品本身理想化提的必然要求，也是作家本人抒情诗人气质的流露。1.作者为作品勾画的“理之必无”而“情之必有”的理想世界的题材和主题本身，决定了它必然采用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手法。情节结构上充满了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冥判”等只能在幻想当中才能出现的事物，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却似经过脱胎换骨一般，成为表现“情之必有”这一理想境界的有效手段。如杜丽娘死前将自己的画像放在太湖石上，而拾画者恰恰就是她从未见过的梦中幽会的情人。2.全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的色彩，充满诗意。剧中许多曲词能够将抒情、写景和人物塑造融为一体。如“惊梦”中[皂罗袍]一曲，写自然，暗写人生，在清秀婉丽的语言中蕴涵着深切动人的意境。这是杜丽娘由喜转悲、由叹为怨的转折点，写得哀婉缠绵，情景交融。
临川四梦：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传奇有《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作者戏剧创作的全貌，其中又均与梦有关，故而合称“临川四梦”。“临川四梦”是作者以戏剧形式表现出自己对人性、人生极其意义的思考。汤显祖所重的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情”，二是“矫情”。“临川四梦”中的前二梦写的上男女青年的爱情，表现“真情”的力量；后二梦则写士人仕途生涯和宦海沉浮，意在劝戒世人超越对“矫情”的贪恋。《牡丹亭》是“临川四梦”影响最大，并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一部传奇。
《牡丹亭》的爱情描写与《西厢记》表现的爱情的异同:
《牡丹亭》在思想上与《西厢记》有类似之处，但是，《西厢记》是先情后欲，《牡丹亭》则是先欲后情；《西厢记》描述的是情感的自然发展，更多的是表达“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而《牡丹亭》则特别突出了情（欲）与理（礼）的冲突，强调了情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种不同，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
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作品。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明清传奇：“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但元末明初的学者们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原因之一在于许多唐传奇都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三大传奇：即明中叶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的三部传奇作品。它们分别是忠奸剧的定型、历史剧的新篇、时事剧的发轫，三大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新时期的到来。
徐渭的《四声猿》在杂剧史上的成就：
在思想内容上，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洋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体制音律上，有不少创新：1.写成最早的一部杂剧合集。2.徐渭是大量写作短剧的第一个作家，或一出，或二出，或五出，长短不一，从此短剧大为盛行。3.在音乐上或用北曲，或用南曲，不拘一格，首开以南曲写杂剧的先例。
临川派和吴江派的主要分歧：
1.思想观念上不同。临川派主张“以情格理”的至情论，反对封建的理学思想和礼教观念，而吴江派则重视封建伦理的宣扬，正如吴江派的重要作家吕天成说沈璟的戏曲“命意皆主风世”。2.对曲律的看法不同。吴江派是强调“合律依腔”，主张格律至上，认为戏曲第一位的是作品是否合律，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所以他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而临川派主张内容重于曲律。3.重文采还是重本色的不同。吴江派主张本色，反对过于重文藻骈俪，临川派注重文采。
明杂剧体制变化的特点：
传奇化。1.结构上不遵守四折一楔子，体制自由多样。出现了很多短剧。2.音乐上可南可北，南北兼用。3.演唱形式灵活自由，可多人唱，也可连唱、轮唱。
评价前后七子的功过：
所谓前七子，指的是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后七子指的是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他们强调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文学越古越好，前后七子的作品重在拟古，艺术上没有太多特色，但对纠正台阁体的文风起到重要作用。在实际创作中，他们也写出了一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谈谈归有光的散文的特点：
归有光把生活琐事引进“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密切地和生活联系，因而写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当然，他写得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描写家庭琐事的作品，这类散文感情真挚，描写生动，在明代散文中别具一格，虽然归有光不能以重大题材来反映明代现实，但在复古派把持文坛的混浊气氛中，他却能以清新和富有真情实感的文字保持了散文健康的生命，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
竟陵派的得失：
竟陵派是稍后于公安派的文学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两人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他们提倡学古人的精神，积储文学底蕴，这与单纯在形式上蹈袭古风有很大区别，客观上对纠正拟古流弊有积极意义。再者敏锐看到公安派末流俚俗肤浅的弊病，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具有一定的胆识。但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均由明入清，特殊的境遇使得他们一方面留恋旧朝（明），一方面又不得不侍奉新朝（清），内心深处充满矛盾，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三人在诗风上有较大的差别，其中钱谦益和吴伟业的成就较高，影响较大。
梅村体：指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有《梅村集》。吴伟业诗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些描写明末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七言歌行，深情婉转，韵味悠扬，颇得初唐四杰及白居易诗的神韵，号梅村体。代表作有《圆圆曲》、《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等，久为世人传诵。
神韵说：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格调说：清代随着王士禛的去世，诗歌领域相对统一的时代结束了，各种诗歌流派纷争由此热闹起来。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法唐人的“格调说”便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肌理说：清代作家翁方纲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
性灵说：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堪称为人民代言的诗歌。
阳羡派：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如《点绛唇》上片奇幻小想象，下片在上片营造的气势上以今怀古，透露出作者悲凉慷慨的心境。陈维崧属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
浙西派：清代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这种观点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的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厉鹗继承了以朱彝尊为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
常州派：干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求实风气笼罩了整个社会，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取向，受到此风气影响，这时期的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便是这种差异的表现。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他所提出的恢复风骚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他的词气势雄健，风格俊逸。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
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
弹词：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用琵琶、三弦伴奏的讲唱文学形式，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弹词在语言上有“国音”（普通话），代表作《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土音”（方言），以吴语为多，代表作《义妖传》《三笑姻缘》。   
试述《聊斋》兼具志怪、传奇手法的特点：
1.六朝志怪小说大都形制短小、情节简单，缺少细腻感人的艺术魅力。唐传奇在次基础上有了发展，除内容的变化外，结构上从六朝“粗陈梗概”发展到有头有尾、情节丰富曲折的完整故事。艺术上主要通过“尽设幻语”的虚构手法，完成优美动人的故事。《聊斋志异》以志怪反映现实，且使用传奇手法，兼具志怪、传奇二体的特点，以至成为成熟的短篇小说。2.如《连城》一篇，内容上，突破“一见钟情”的框框，提出了互为“知己”的观点；在恋爱观上，继承了明代主情浪漫思潮。作者出色地运用传奇手法，具体描写了二人爱情的曲折发展过程，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
简述《聊斋》对传奇手法的超越：
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不仅继承了唐传奇的手法，而且还超越了它。具体表现：1.从故事体到人物体。《聊斋志异》在人物描写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性格复杂，它已经从唐传奇以叙述故事为主，发展到刻画人物为主。如《婴宁》中描写的美丽少女婴宁，爱花爱笑，天真无邪的清纯。2.环境描写。唐传奇中的描写比较少。《聊斋志异》发展了环境描写，并使之与刻画人物相互表里。如《婴宁》风景美丽的山上，住着同样美丽的少女婴宁。3.心理描写。唐传奇中像《红线》写红线取金盒归来的喜悦心情是唐传奇中少见的心理描写。《聊斋志异》中去不乏见到。如《聂小倩》写男主人公宁采臣对鬼魂聂小倩在几个不同场合相遇，所产生的不同想法和心理变化，表现了他们关系的进展等，都较好地以心理描写的方面达到了艺术表现的目的。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
此书是作者几乎花费毕生精力写成的，前后共达到40多年。书中的故事来源有：前代小说或笔记的改编、亲友所提供和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还有不少是作者的虚构。
《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分类：
1.对科举制的抨击与批判，作品一方面揭露考场的腐败不公，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考生灵魂被扭曲的情况。2.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现实社会中封建官府的暗无天日，和人民的含冤莫伸。3.由于蒲松龄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促使他写作了许多表现婚姻爱情的作品。
《聊斋志异》与过去的志怪小说的不同：
《聊斋志异》采用传奇的方法来志怪。传统的志怪小说，大抵叙述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又仅“粗陈梗概”，语言简约而显露不出文采。而唐代的传奇小说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小说的主体是人间人事人情人态。蒲松龄借用传奇的特长，来写花妖狐魅，使小说内容精彩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 
试述《儒林外史》两组对立人物及其意义：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似和对立的两组人物：1.一类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表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作者以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儒林群丑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如范进中举后变疯，写出了士子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是为了抨击和彻底否定封建科举制度。
2.另一类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人士。《儒林外史》中与魏晋风度相似的文人以王冕为代表。如传记载王母要回老家，王冕载母于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吴氏将这一行孝之举改为一幅舒张王冕个性与叛逆精神的图画。这里可见到卓尔不群的屈子形象，更可见到魏晋士人宽衣大袖的潇洒风采。这一类人物表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
试述《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的贡献：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运用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大杰出贡献。1.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局限于封建皇权的政治讽喻；白话小说《西游记》的讽刺多以调侃出之；明末清初的部分世情小说，如《金瓶梅》和《醒世因缘传》讽刺只是其中附带使用的手法；《西游补》等神魔小说中的讽刺已经上升为主导风格，但主要是嬉笑怒骂，是喜剧的讽刺。《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儒林群丑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以范进为例，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八股制艺如何摧残了士人的心灵，造成他们人格的堕落，作者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2.在以喜写悲这个主导倾向的规定下，作者将其讽刺艺术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主要手法：①以对比手法展示人物前后行为矛盾，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②以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行动。如严监生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③借用人物自己言行之间的矛盾，如严监贡正在表白自己从不占别人便宜，突然小厮进来，报告早上关起别人的猪人家找上门来等等。
《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
从结构来说，它不是严格的长篇小说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人物在一部分成为主角后，下一部分便退居配角，成为点缀，或不再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以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这样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个个中短篇小说串连起来。这在以前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儒林外史》的一大创造。
《儒林外史》刻画了哪几类知识分子？
主要刻画了四类知识分子：1.热衷科举，为做官奋斗的人，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吴敬梓在刻画这一类人时，主要表现的是他们如何通过科举来达到做官的过程。他们是性格已完全被扭曲，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的一类，2.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如王惠、汤知县等，他们只知一心往上爬，做官的信条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3.是表面上不愿参加科举，不愿做官的假名士，如娄三、娄四公子。这些人最初也是热衷科举的名利之徒，只是在碰了壁后，转而清高起来了。他们其实是一些庸才。4.真正远离科举、功名的人，如王冕、杜少卿等。在这些人的身上，寄寓着吴敬梓的人生理想，他们是《儒林外史》中的闪光人物。
 
试述《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红》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他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层到深层的悲剧意蕴。1.社会悲剧。《红》写出了由家庭悲剧构成的社会悲剧。它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①封建官僚家庭政治上的腐败是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如“护官符”的作用，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②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如一顿螃蟹宴便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奢侈和荒淫是分不开的，贾府的淫乱无耻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③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庭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由于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道路，他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爱情生活上来。2.道德文化悲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它的突出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它用“仁爱”来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原则，这是要以牺牲个性价值为代价的。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从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如薛宝钗尽管是婚姻上的胜利者，然而在个人自我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的淑女形象，她只是以压抑个性去服从社会和家庭。3.人生悲剧。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思考生命的本质，《红》在悲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峰。《红》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王国维认为解脱悲剧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而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
试述《红楼梦》对自然主义突破的写法：
《红》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观念，同时打破其束缚，对才子佳人的批评，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全新的面貌。1.《红》继承传统的写法并加以发展，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而以家庭琐事、儿女之事为内容，这一写法直接继承《金瓶梅》写表现日常生活，但抛开《金》的自然主义，并自觉避免才子佳人小说的公式化，更多带有典型化、概括化，因此具有艺术感，比中国传统小说更丰富。2.在曹雪芹看来，男女之间感情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肉体结合的快感，而在于精神境界的沟通和契合。他反对象《金》和猥亵小说那样津津乐道于男女交媾细节的描写。他提出贾宝玉的“意淫”、“情不情”的精神追求。
试述《红楼梦》人物塑造达到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
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达到了个性共性的高度统一的典型高度。如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女性人物中与男性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
《红楼梦》中描写的爱情的意义：
《红》的思想内容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复杂的。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爱情故事为主线，表面看来似乎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却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它的着眼点并不在爱情，而是以爱情为线索，通过贾府由盛而衰的描写，展现了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以及许多人的悲剧命运。《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具有突出的成就：
《红》与前人塑造的人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而不是脸谱化的。以前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往往好坏分明，阵营清楚，而《红楼梦》中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皆坏的写法。一大批的典型人物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鲜明的个性和充分的真实性。
《红楼梦》在诗词运用方面的特色：
《红》调动了我国诗词、散文、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一切艺术表现手段，创造出诗化的性格和诗化的意境与风格，这又是对以前叙事体小说的一个突破。古代小说中的诗词，往往用于场面、人物外貌等方面的描写，常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红楼梦》却将诗词歌赋与环境、人物、场面、情节等融合一起，达到人境合一、情景交融、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给人以整体感、和谐感。
谴责小说：中国旧小说的一种。指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大量出现的以暴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这类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类小说大都反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其代表作家作品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被称为“四大谴责小说”。
介绍《镜花缘》:
共一百回，是李汝珍根据《山海经》以及历代笔记杂著的记载，驰骋想象而写成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前半部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写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个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小说表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如主张男女平等、同情赞美妇女、反对八股文等，对各种丑恶现象也不乏批判。所以，小说中有才能的是女子，男人也缠足。小说的构思比较奇特，能通过想象的国度将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揭示出来，生动地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种种恶俗的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