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论上，后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与影响，却把柳开、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为宋初文风改革的开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论及五代文体薄弱后便说：“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邵伯温《闻见前录》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这是因为：在宋代文学尤其散文中，道统文学观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而柳开、穆修的创作虽无所成就，甚至谈不上是文学家，但他们对于“道统”的鼓吹却远比王禹偁积极有力。后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学渊源时，首先不是从散文艺术，而是从“道统”的意义上去寻找一个连结韩愈、柳宗元与自己的中介环节。创作现象常常是复杂的，而理论的归纳往往会被简单化，这是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并因此引起广泛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斗争。宋代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形成不同于前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这种情形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虽立国未久，统一、安定和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就已开始消失，各种危机都已显露出来——对西复、契丹作战不利，使得版图原本狭小的王朝面对外部的强大压迫；冗官、冗兵难以缩减，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间一再发生反抗活动，使政府疲于应付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其次，中国历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这时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自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成为风气。再有，宋王朝虽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却也同时利用佛、道，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而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既需要争取和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需要对儒学本身加以适当的改造。于是，所谓“变旧更新”成为时尚，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倡导变革者，具体主张并不一样，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重心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既维持这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权而又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庆历革新”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纯正的社会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内化来克服社会矛盾（由此形成了刘敞、欧阳修、二程等人对儒学的改造）。
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上述作家中，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够吸引许多优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文学上又具有一种包容和调和的能力，能够在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中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因而成为这一场文学变革的名副其实的领袖。而苏轼既与这一文学变革相联系，又有超出这一变革之主旨的较为豁达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

第一节　道统文学观的盛张

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坛上很有势力的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以震动人心，二是不仅涉及古文与骈文之争，而且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石介的《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本来，西昆派的文学是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罢了。
当然，这一类观点并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场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欧阳修在对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理学转盛，还迟于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个那一段时期中，道统文学观的盛张，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谓“古文运动”进行得比唐代古文运动顺利，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所以，它对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自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约制。譬如，苏舜钦很明白地说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冲谏议书》），而欧阳修本人，也有着“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的观念。当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较合理、对文学比较重视的论点，后面将会说到。但无论如何，在以道统文这个基本原则上，他和当代的理论思潮是合拍的。

第二节　梅尧臣、苏舜钦的诗

北宋初三种诗风鼎峙的格局，从实质上来说，还是唐代诗歌的延续，而西昆体一时大盛，又使得学诗者争相模拟，在真宗及仁宗前期形成了专事雕琢的诗歌风气。在时代发生变化以后，唐诗的风格已实难保持，而缺乏激情和才华的诗作者对李商隐的模拟，很容易成为空洞的文字游戏。因此，诗歌的变化在这时已不可避免了。于是，梅尧臣率先自树一帜，而苏舜钦与之呼应，他们在吸取唐诗尤其是白居易、韩愈诗歌某些因素的同时，又顺应着时代文化的特点，在诗歌的题材、感情表现和语言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打开了宋诗的道路。并且，由于欧阳修的竭力推举，他们在诗坛上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当过尚书都官员外郎，后人因称为“梅都官”，又以宣城之古名，称之为“梅宛陵”。有《宛陵先生文集》。在梅尧臣成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宋王朝外患内忧频仍，社会秩序十分不稳定，所以他虽一生沉沦下僚，对于国家、政治却抱有强烈的关切。梅尧臣早年和西昆派诗人关系甚密，但诗歌风格却与之不同，后来更是有意识地加以纠正。纠正的方向，首先是强调《诗经》以来文学干预社会、针砭现实的传统，反对诗歌中的娱乐、游戏倾向。在《答裴送序意》中他写道：
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
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他又尖锐指斥道：“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在理论上，这些议论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但对当时流行的无病呻吟、玩弄辞藻的诗歌风气，却有着一定针对性的意义。
作为他自己的诗歌主张的实践，梅尧臣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既欲以此感悟上层统治者，又借以表现自己的道德良心。像他的《襄城对雪》之二，就像王禹偁一样，面对漫天风雪，想到受寒冻的士兵，并以“念彼无衣褐，愧此貂裘温”表示自己的内疚心情；《蔡君谟示古大弩牙》则在观看古代弩机之时，表达了祈望边地战争胜利和士兵少受伤亡的意愿。再如《田家》、《陶者》等，则接触到劳者无所获的古老社会问题。后一首如下：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如果说上述诗所写的是古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那么另一些作品则直接批评了朝廷的具体政令措施。仁宗康定年间，宋与西夏交战，因兵员缺乏，下令征集民丁充当弓箭手，而地方官为了“媚上”，并不照所谓“三丁籍一”的诏命行事，无论老少，均难幸免。梅尧臣为此所作的二首诗，《田家语》借农民之口，揭露了老百姓不堪负担、田稼荒废的情形；《汝坟贫女》又用一位贫女的口吻，述说了被征服役者的悲惨遭遇：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诗中说“县官不敢抗”，同作者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当时梅尧臣正任河南襄城县令。在这样的诗中，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政治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的下层官吏对时政的不安和对民众的同情，以及改革政治的愿望。
在当时的诗歌沦于文字游戏、偏重于追求辞藻和形式之美的风气中，梅尧臣的这一类创作，对于恢复诗歌的严肃性、转向重大题材，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宋代政治诗的一般缺陷，在这里也明显存在着。正如《田家语》小序所宣称的“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其写作的出发点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是试图以此为讽谏书，而不是诗人为生活所激发的热情。以《汝坟贫女》为例，我们既看不到诗人自我的形象（“县官不敢抗”既不是正面写自己，也没有展开），也看不到那位“贫女”的形象，最后四句虽然试图表达出悲愤的情绪，但它的语言实际是概念化、一般化的。
总之，由于诗人偏重于叙述一桩事件，传达一种政治观念，使得诗歌的感染力受到削弱。倘与作者为悼念夭亡的幼女而写的《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之二相比，两者的区别十分清楚：
蓓蕾树上花，莹洁昔婴女。春风不长久，吹落便归土。娇受命亦然，苍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
虽说梅尧臣的诗在抒情方面大都不趋向激烈（这也是宋诗的一般特点），但这首诗尤其在结末二句，却令人惊心动魄，虽然它的语气并不夸张。
当然，政治题材只占梅尧臣全部诗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诗歌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是有意识地向各种自然景象、生活场景、人生经历开拓，有意识地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这也开了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为宋诗逃脱出唐诗的笼罩找到一条途径。譬如他写破庙，写变幻的晚云，写怪诞的传说，写丑而老的妓女，甚至写虱子、跳蚤，写乌鸦啄食厕中的蛆……有些是根本不宜入诗、破坏诗的美感的，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诗歌的一种趋向。
在以琐碎平常的生活题材入诗时，很容易显得凡庸无趣味，于是梅尧臣常以哲理性的思考贯穿在其中，加深了诗歌的内涵，使之耐人寻味。譬如《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开头“春洲生获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四句，以平易的语言写出河豚的珍贵，而后描绘它的面目可憎、剧毒可怕，人们却“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最终归结为“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把食河豚这一日常生活的现象，与“至美与至恶相随”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颇为深刻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诗的分量就显得不一般了。这也是宋诗在热情减弱以后，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一个途径。
梅尧臣诗歌的艺术风格，欧阳修谓之“古硬”（见《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又谓之“平淡”（见《梅圣俞墓志铭》）。所谓“古硬”的一面，主要是效仿韩愈诗的风格。梅尧臣的诗常用一些生涩怪僻的文字、暗昧阴郁的色彩、带有恐怖和荒蛮感的意象，构成幻觉性而非日常意味的诗境。如《余居御桥南夜闻袄鸟鸣，效韩昌黎体》，从九头袄鸟的传说写到鬼车夜游的景象，又如《观杨之美画》所描绘的画面是：
水官自有真龙骑，两佐并跨鲸尾螭。步趋群吏怪眼眉，云生海面无端涯。雷部处上相与期，人身兽爪负鼓驰。后有同类挟且搥，次执电镜风囊吹。青蛇有角鱼足鬐，上下引导神所施。……
梅尧臣学韩诗的目的，是为了矫正晚唐五代以来诗歌中疲软圆熟的弊病，以求雄健之美。他在《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中对韩愈的赞美，“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亦是他对自己的期望。但是，他所写的诗虽面貌很贴近韩愈的诗（包括上面举例的），却总是不大成功。因为韩诗不仅是表面上的怪异生硬，其中所涵蕴的雄张恣肆的力度，实际是唐人宏放的性格的变态表现，这是宋人从表面上学不到的。倒是他在比较平易流贯的诗歌中有时夹入古拗怪谲的诗句，反而有独特的效果。
梅尧臣所作“平淡”一路的诗，更具他个人的特色。他曾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试卷》）这里所说的“平淡”，是避免激情的表现、浓重的色彩、警策醒目的字眼，而求得自然淡远的意趣，下面两首，是他的名作：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钦溪。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鲁山山行》）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东溪》）
这些诗语气相当连贯，节奏比较舒缓，语言自然流畅，粗读近似白居易的风格，其实是典型的宋诗，它经过细密的琢磨而返归于自然，绝没有白体的轻滑。像“云外一声鸡”、“老树著花无丑枝”，都是新奇的句子，但它是意趣的新奇，而不是句式、语汇、修辞手段的新奇，所以读起来很平常。后一句甚至可以作为宋诗的一种审美特征来看。大抵六朝至唐，多以华丽为美，生气外发为美，而“老树著花无丑枝”，却是内敛的、令人心境平静的美。梅尧臣曾说：“诗家虽主（一作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至矣。”（《六一诗话》引）可见他所说的“平淡”，并非易至之境，他对诗歌创作实有很高的要求。
无论“古硬”或“平淡”的风格，也无论古体或近体，梅尧臣的诗多少带有散文化的倾向，只是其程度和表现形态不同。这种散文化的手段，主要收到以下几种效果：第一，诗歌的句子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固有的组合形式，散文化的诗句可以打破诗对这种形式的依赖，既重新获得一种“陌生感”、“惊奇感”，又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包括那种拗折生硬的表现；第二，这也是针对西昆体诗藻饰整丽、意象密集、眩人眼目而内涵浅薄的弊病，通过虚词的使用（如“千山高复低”的“复”字），比较符合常规语法的句式，和引入一般认为不宜入诗的寻常事物，朴素字眼，使得诗中意象疏化，诗中的视境不那么迅速变换、错综迷离，让读者更容易接近和体味诗歌的内涵；第三，梅尧臣（包括当时其他一些诗人）的古体诗，往往叙述性很强，而散文化的诗句才能叙述得清晰。
梅尧臣的诗，有时古硬得难以咀嚼，平淡得缺乏韵致，散文化的句子有时写得完全不成其为诗，以及他把一些丑恶的事物写入诗中，这些都是明显的弊病。但正如《后村诗话》所说的“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他毕竟在众多方向上开启了宋诗的道路，在诗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据说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借故诬陷，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有《苏学士文集》。
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苏舜钦与梅尧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诗之于时，盖亦大物。”所谓“大物”，即是指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若统治者有“采诗”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达到“长治久安”。因此，他批评“以藻丽为胜”的文学风气，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诗能“警时鼓众”。而且如前所言，他还提出过“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颇为极端的意见。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并无道学家的气息，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
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他的《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吴越大旱》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死者道路积”，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仍无情搜括粮食，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最后并以“胡为泥滓中，视此久戚戚。长风卷云阴，倚柂泪横臆”之句，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城南感怀呈永叔》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并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与之相对照，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
在反映时弊、揭露社会矛盾方面，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来得尖锐直截。这一方面是由于个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同苏舜钦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关。他本是自视很高的人，却总是受排挤乃至遭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合在一起，使彼此都强化了。《城南感怀呈永叔》的末一节说：“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愁愤徒满胸，嵘峵不能齐。”言外之意是：倘若自己能掌握权位，便能够拯救百姓；无奈自顾不暇，所以格外愤懑。而在有些诗中，他更把个人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如《对酒》：
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
这种诗情绪坦露激昂，略近于李白的风格，虽然毕竟还不如李白的意气高扬，不可一世。《宋史》本传说苏舜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在北宋诗人中，他确是有些唐人的气味。所以他的理论表述虽然迂腐，诗歌却因情感坦露而显得颇有生气，不是一副道学面孔。
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
不过，由于两人的所长不同，诗风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评：“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前面的《对酒》就是一个例子，下面再以《松江长桥未明观渔》为例：
曙光东向欲胧明，渔艇纵横映远汀。涛面白烟昏落月，岭头残烧混疏星。鸣根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
这诗中某些特异的语汇、意象，在梅尧臣诗中也可找到类似的用法，全篇的奔放豪健，气象开阔，则是梅诗中难以找见的；反过来说，梅尧臣诗的精微、深沉、含蓄、细腻等特点，苏舜钦也比较缺乏。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
但也有些小诗，苏舜钦写得相当精致，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第二句有些散文化，但用了一个“时”字，使视境动了起来，仿佛花树在一片青青草地中不时跳入眼帘。“幽”和“明”都是形容花，一重心理感受，一重视觉，配合得很别致。全诗的情韵近于唐诗，但更显得清幽细巧些，意脉也较为流动曲折。又如《夏意》：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也写得小巧别致，情趣盎然。它也不是以平行的意象呈现的，诗中的视线是在不断的流动转换中：先是幽深的小院，然后透过竹帘望见一树明艳的石榴，再是日在中天、树荫垂地的一片夏日景色，最后以一声流莺惊破主人的梦和午睡时的静寂。通过诗人内在体验的流程来构成诗的节奏，脉络肌理十分细密，这正是宋诗的一种特色。

第三节　欧阳修与诗文变革的完成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文化，一面寻求文学的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父早亡，幼时家贫。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仕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景祐初入京后，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庆历年间，再度积极参与范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复又长期贬外。至和年间入朝，逐渐上升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权要职位。晚年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这大抵是因为欧阳修虽主张政治改革，但态度比较稳健，以为王安石激烈变法流弊甚多。有《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