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言说”缺乏法律授权，增加了社会的行政成本
“推普”是国家的法定方针。从法律层面来看，各类媒体用“方言”（这里仅指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而非社会变体）符号作为新闻叙述语言于法无据。普通话的法定地位是《宪法》赋予的，《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都有明确规定。五十多年来，国家在“推普工作”上不遗余力，出台了数量可观的法律、政策、条例，也一再要求新闻媒体率先垂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下的各类“方言言说”节目形态置法律政策于不顾，公然抵触国家的相关法令，其结果是抵消了国家的推普努力，延缓了推普进程，也削弱了法律法规的刚性力量，极大地增加国家的法律成本和行政成本。在继一系列的文件下发后，2004年10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再一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一律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即可视为这种“有令不行”现状的绝好注脚。
那么，“推普”工作的必要性是否值得怀疑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境内语言有七八十种之多，“按照国内语言界的传统看法，这七八十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5] ，而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内部，亦存在不同的方言，目前一般认为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可谓“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方言林立的现状给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语文生活也与中国的国家形象极不相称。因此需要通过官方的力量进行语言规划，推广民族共同语。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官话”、到近代的“国语”，都曾被用作民族共同语。解放后，国家开始运用行政力量进行的语言规划，首先确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正如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一样，北方方言成为中国民族共同语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辽、宋、元、明、清的都城，近千年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使北京话理所当然成为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写进了宪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本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一）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一个国家的法定语言或官方语言就像这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一样，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6]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推普工作不尽人意，还待加强，而作为推普阵地的媒体却热衷于“方言言说”，可见其已经背离了国家的语言政策的底线，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政治、法律、政策的边缘，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却增加了国家的相关行政成本。“尽管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制定了许多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对社会语言文字混乱现象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但在建立完整的、系统的、适合今天语文生活发展的法规建设方面仍显得滞后。”[7] 应该说，在这方面，媒体要作的建设性的努力还有很多。
二、“方言言说”减弱了媒体传播功能，增加了社会的整合成本
媒体的传播功能包括“文化传播功能（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社会成员享有同一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监视环境、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功能，又在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8] 这是对媒体传播功能比较详尽地概括。实际上，早在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归纳了传播的三种主要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功能；（2）协调社会关系功能；（3）传衍社会经验。可见媒体除了传递信息之外，也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作为整合社会的重要工具，媒介通过其“议程设置”的“软性权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塑造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媒休对社会的整合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从宏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整个社会结构；从中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从微观看，涉及到社会心理平稳和个人的社会行为。”[9] 媒体的社会责任之大可见一斑。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向受众传递信息或意见，首先必须选择受众能理解的传播符号。语言作为最常使用的传播符号，不但具有符号意义，往往还具有文化意义。选择哪种语言作为传播代码，往往折射出传播者的主观意图。新闻传媒的“方言言说”舍弃人所共知的普通话的编码方式，采用“方言编码”，制造出所谓的“方言文本”以适应地域文化、地域人群的需要，彰显出强烈的地域色彩，“私家色彩”，从媒介的公共功能而言，这违背了其“社会公器”的性质，消解了主流文化，客观上容易造成“一方独大”“唯我独尊”的社会心理，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与整合。许嘉璐先生就说过，如果通用语不通行，“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全民族之间感情的融洽”，并指出近年来广东一些人的“粤语优越感”，“其实也是民族感情的离心感。” [10]
应该承认，语言是有暗示作用的。语言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语言社会功能来看，它是维系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作为语言再现事实的有机整体，新闻文本的意志和社会意义具有不同的效果。文本可以超出报道者的语境所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11] 媒体的“方言言说”立足于狭窄的本土，“接近一部分受众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众”[12] ，其负面的传播效果显而易见的。“方言言说”所彰显的强烈的地域色彩也使某些低俗的、顽固的、保守的元素披上了文化的华美外衣，得到了某种强化。地域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与地位，却并不一定要通过方言这种形式来加以表达与强化。在“方言语境”所形成的语义场中，糟粕也很容易曲解为精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言语境下形成的“狭隘的地域文化观最终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13] 。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整合的。陈水扁为了搞台独，大行“去中国化”政策，妄图通过改变“国语”的法定地位来分裂中国，即是通过语言进而从文化上分裂族群的典型做法；而与此相反，香港凤凰卫视倡导“全球化视野、大中华概念”，为了扩大其在华人圈中的影响，整合华人社区，毅然采用普通话作节目，为传承中国文化，团结全球华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事实证明，新闻媒体用民族共同语编排节目（栏目），不但不会削弱其影响力，还可以扩大其传播范围、有效地实现其传播功能，切实承担起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承文化的重任。舍内容而求形式的“创新”，局限于方言形态的“小众传播”，无法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只能导致媒介传播功能的减弱与缺位，这种做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民族凝聚力的塑造，必然增加社会的教育成本、文化整合成本。
三、“方言言说”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增加了社会的交际成本
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存在的。和文学一样，新闻是也是语言的艺术。借助对语言符号的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完成信息的传递过程。从新闻作品的语言类别来看，新闻语言应该包括新闻人物的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但如果新闻当事人（采访对象）用的是普通话，而叙述人用的反而是方言，那只能说这种人为制造的“方言文本”实属“硬作”，而现实中很多方言节目正是如此，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实际上，新闻媒介采用何种符号来传递信息除了要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要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理解原则。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不经济，不容易理解，那么这种语言所要付出的交际成本就大。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到的却是“该死”；上政治经济课，广东籍教师却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半天才知这一课说的是“私有制”。可见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相比之于普通话，“方言言说”的交际成本要大得多。以某媒体的一篇方言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为例：“……昨天中午2点多，我从凤起路、中河路骑车过来，快要到体育场路口时，只见毛十个一群的男伢儿在路旁边逛。格辰光，只看到其中一个最小的大眼睛、卷头发伢儿朝一个遇着红灯慢骑的女子跑过去，手脚轻快地拉开女子挂落后腰间的小皮包拉链。我在后面看得煞煞清爽，大吼一声“喂”，小偷儿连忙缩手，格女子也回过头来晓得发生了啥个事体，连忙道谢……”、“格辰光”、“煞煞清爽”，令人费解。[14] 作为大众媒体，不知那些不懂当地土话的读者要多花费多少脑力才能扫除“传通障碍”，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而用普通话词汇“这时”，“清清楚楚”来指代，不是更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吗？
所以，新闻媒体运用这种“方言言说”，哪怕主观上是为了照顾当地人的“方言情结”或者满足非当地人的“好奇心理”，但客观上却人为地设置了语言障碍，抬高了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形成了方言形态的话语霸权。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节目本来就是只给方言区的人看的，受众定位就在本地市场，不存在增加交际成本和话语霸权的问题。且不说这种只看市场的作法对不对，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汉语的方言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方言区，也不易沟通。如闽方言区可以分为闽北、闽南、闽东三个次方言，闽南方言又可以分为“闽南”、“潮汕”、“海南”等土语群，即使是同一种土语，也有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的差别，相互之间也是存在交流障碍的。如上海话，老年人对“烟”和“衣”，“简”和“既”分得很清楚，而年轻人却不分了。究竟哪一种才是正宗的方言呢？云南方言配音的电视喜剧片《春光灿烂猪八戒》在YNTV－6正式开播之际也遇到了难题：“由于是用方言配音，所以制作难度较大，特别是在选用哪种方言，才能体现剧中人物个性方面，煞是让导演伤透了脑筋。”[15] 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故“方言言说” 想要沟通便利却无法便利沟通，想要追求平等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16]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新闻媒体通过“方言言说”来“保方抗普”、彰显独立身份毫无必要，尽管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汉语史、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也仅仅只能存在于研究层面。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论语言地位还是交际价值，方言都是无法和普通话相提并论。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既是行政力量推行的结果，更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在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渐形成的”。[17] 可见汉语的各大方言本来就是同源的，不同只在于进化的历史不一，而北方方言的进化程度高（如北京语音没有入声，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等），影响力大，逐渐取得共同语的地位。再者，普通话也是各大方言的“公分母”，她与方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如普通话的词汇从吴方言中吸收了“尴尬、垃圾、懊恼、货色、龌龌”；从粤方言中吸收了“酒楼、买单、打工、炒鱿鱼”等，所以推普并非要消灭方言，而只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消除语言隔阂，减少交际成本。而媒体无处不在的“方言言说”倒是造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势不两立的表象，似乎两者既不同源，也不同道。要知道，国家的推普目标在于“普及共同语”，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学校教育”以及“公共场所”普及共同语，是要“消除方言隔阂”而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故媒体打着“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抗拒普通话话语霸权”等等的旗号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也只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新的话语霸权罢了。
信息传播与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言语交际行为一旦发生，语言环境便会同时发生，并对言语交际进行干预和制约。可以说，言语交际的过程也是语言环境构建的过程。”[18]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本着自律精神，遵纪守法，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良好的语言环境的创设，为净化当前混乱的语言环境，改善和提高群众语文生活的质量尽一已之力，因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是交流顺利畅通、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
 [内容提要] 本文对目前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大量使用方言的现象进行观照和分析，认为方言类新闻节目反映的是对新闻媒体本土化定位的错误理解，既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社会文明进步，也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社会力量的凝聚，在客观上将造成传媒歧视和文化分裂。因此，应在使用规范的普通话基础上追求广播电视新闻的本土化。
[关键词] 符号；普通话；方言；本土化；广播电视新闻
 “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最佳载体”；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与传播的工具，是我们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1] 但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语境中正确、科学地使用语言并造福人类却正在考验着当代人的智慧。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闻媒体改革开放不断向广度与深度发展，媒体竞争也日益激烈和残酷，各家的媒体的种种战略规划和改革举措纷纷出台，其中新闻节目的本土化发展成为媒体应对激烈竞争的一项基本策略。尤其是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新闻节目，为了在国内外强势媒体的夹击下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迎合本地观众的收视心理，在摸索新闻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大胆地直接使用本地方言土语进行新闻报道，目前广东、福建、四川、湖南、浙江等省地方台的新闻节目中就存在着不少方言土语类新闻节目，而且收视率较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针对这种特殊现象应如何看待呢？一些学者和新闻从业者认为，新闻运用方言进行报道体现了地方性的节目定位，是从语言上对受众的贴近，也不再有“普通话生硬的播音腔”，“把一天中发生的新闻以本地话的方式演绎出来，一开口就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2] 而以“不同年龄的新闻当事人用不同的方言讲新闻”为特色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则公开宣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国的（再进一步可能会说：只有长沙话，才是普通话）。”[3] 一夜之间，方言新闻报道似乎成了媒体竞争的杀手锏，成了新闻媒体增强贴近性、实现本土化的必由之路，也似乎要成了时尚和潮流。
我们认为，新闻本土化是新闻节目对本地信息的深层挖掘，对外地信息的本地化解读，以及采用适合本土观众口味的节目形式。新闻节目追求本土化既有社会转型和受众需求重心变化的原因，更是媒体争夺细分市场的直接结果。但是，新闻“本土化”决不能简单地同“本地话”划等号，本地话新闻也并非本地化新闻的应有之意；同时，新闻节目应使用何种语言，国家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我们千万不要用语言上的“接近性”标准来排斥新闻价值的其他标准，用地方认同来抗拒国家认同，用族群认同来拒绝民族认同。
那么，方言新闻节目的勃兴究竟反映了怎样的问题，触犯和违背了哪些标准，又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呢？我们认为，一些新闻媒体领导者和工作者思想认识上的模糊与偏差是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生长的土壤，而这种现象的继续蔓延和扩大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一、方言新闻报道似乎触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汉语是中华民族的粘合剂，是祖国统一的混凝土。统一文字和语言，这既是秦始皇的一大丰功伟绩，也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秉承与坚守。2000年，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对广播电视播音用语作出了明确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如确实需要使用方言（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和对台港澳的广播等），必须经过国务院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的批准。[4] 既然有法可依，就必须依法办事。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和宣传舆论阵地，新闻媒体应该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法律观念，对于普通话的使用问题也要站在法律的高度去认识，自觉地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来规范新闻报道。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国家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普通话为广播电视用语。其实，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有利于人们掌握好社会交际工具为社会发展服务，还对当今时代的国家改革开放和信息化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广播电视新闻面对的是社会大众，使用大众都能接受的规范的标准化语言，是信息传播渠道畅通无阻的前提和保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原则上也具有柔性和弹性。比如，它的通用范围分为两个层次，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可同时并用。而且，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区的个人行为只作引导，不予干预。
也许又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国家不规定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呢？这主要是从各种语言的特点上进行考虑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语言。在我国有着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对于方言来说具有较易推广的优势。另外，普通话是优美、丰富的语言；语言方面，音节结构中元音占优势，每个音节都有声调，音节在汉语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特点使普通话富有抑扬、和谐、悦耳的音乐美；词汇方面双音节占优势，构词法灵活多样，词汇丰富，能够反映纷繁的社会现象和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语法方面，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具有一致性，语序和虚词是最重要的两种组合手段，量词丰富，这些语法特点使现代汉语的表达容易做到生动丰富、简明准确。[5] 因此，无论从新闻准确性、表现力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将普通话作为广播电视用语都是合情合理的。在广播电视新闻报道中蔑视甚至抛弃它，如果不是政治上的无知，就是文化上的弱智。
二、方言新闻报道消解了大众媒体在语言上的示范功能
我国地广人多，语言各异、方言繁杂是各地区人民交流的一大障碍。自建国以来，国家非常重视普通话的推广。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现代化、信息化、标准化的需要，国家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同时，广播电视的发展极大的推动和提升了普通话的普及速度和质量，新闻语言更是成为了各民族同胞学习普通话的样板，人们愿意并且自觉的接受普通话新闻播音，方言新闻则只在少部分地区(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存在。而近几年，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才初见成效，方言类新闻节目的数量却呈现增长之势，这与部分新闻媒体领导者和工作者责任意识淡薄密切相关。
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部门是全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典范，担负着社会舆论导向的责任，如果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就会对社会产生误导。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也是在传播语言规范，人民群众常常就是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学习和掌握普通话的。广播电视媒体语言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中的新闻节目由于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直接性和广泛性，在语言传播中，社会民众更容易对其产生一种语言趋从性，即不加辨别的仿效其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进而形成一种语言时尚。[6] 目前，仍有少部分文化程度较低者尚不能顺利的使用普通话，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虽然基本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但并未形成讲普通话的语言习惯，有很多地区甚至还有很强的“方言优越感”。这样的现状与我国的目标——我国2010年达到75%的人在公共场所使用普通话，2050年基本普及普通话，即95%的人在公共场所使用普通话——尚有很大距离，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新闻节目的播音员、主持人更应该在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文字方面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然而，一些广播电视媒体呈现出的样态是：“示范”变成“失范”，“领头羊”成了“领头狼”；“广播电视语言的现状让人忧虑。……不规范的现象、港台腔、方言土语比比皆是，就好象没有要求一样。这是广播电视的失职呀！”[7]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先生认为：无论当前的广播电视节目如何改革，也不管栏目设置如何变化，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在语言方面我们要永远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8] 因为，语言绝对不只是语言问题，它深入个体的意识、思想和情感，也涉及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更关系到国家的认同、形象和尊严。
三、对“分众化”偏狭的理解易造成族群歧视和族群撕裂
广播电视新闻传播所面对的对象是大众，但是大众的需求却是多样化的。一家媒体或者一个节目所能满足的只可能是部分受众的部分需求。这是媒体分众化的理论根据之一。而在现实方面，由于媒体数量增长，竞争加剧，欲图生存发展，就必须对市场进行细分，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这也是促成大众媒体地方化发展趋势的重要方面。因此，一部分人认为，地方新闻媒体针对本地受众，用本地话播讲新闻，能产生亲切感，增强贴近性，提高传播效果，更好的服务小范围的受众，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事实上，广播电视所面对的“小众”、“分众”依然是“大众”，即使是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本地观众。特别是现在城市人口流动性很大，一个城市的建设发展往往依靠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人才共同努力。因此，收听收看当地的广播电视新闻，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变化，也是这些“外地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信息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作为反映社会信息的公共平台，理应为社会大众所共享。试问，大众媒体怎能通过语言传播接近一部分受众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众呢？这种对特定族群的排斥和屏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族群歧视，与种族歧视并无多大区别。
语言上的优越感会导致文化上的优越感，而文化上的优越感又会引致竞争中优先权。城市外来人口和非方言区人口，相对于方言区人来说，如果不向这一方言低头，事实上你将处于弱势和被动。当地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也不断地提醒你，你是外地人，你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因为你听不懂他们的话，当然你也就不能与他们一起平等分享公共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族群撕裂由此而起。陈水扁在台湾也首先是通过讲本地话来凝聚本地族群、排斥外省人的，这一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方言种类极其繁多，一种地方话的覆盖能力极其有限，用一种方言进行新闻报道，结果很可能是一部分“本地人”也无法顺利接受信息。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层次来划分，第一层级划分为十大方言区，第二层级又可分为104个片，第三个层级又有各种各样的方言小片、方言点。而汉语方言分歧之大，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就拿杭州这个“语言孤岛”来说，除了老城区是真正的杭州话之外，其他城区都有自己的方言，其中富阳区就有20多种方言。目前杭州正在营造大杭州的城市形象和国际型的大都市，如果以杭州话进行新闻播报，显然是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的。总之，“广播电视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为了社会，参与社会，它不同于友人之间的谈话，也迥异于亲人之间的絮语。它是媒体与大众之间的直接交流，要服务大众，更要引导大众；让人人可以听，更要允许人人能听懂。”[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