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处于所谓“学位饥荒”年代。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以无比的热情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想、理论和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相结合，于是涌现出各种思潮，诸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等等。其中，孙中山从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中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的三民主义思想，成为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多为改良派人士所倡导，并成为他们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动力。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则是革命阵营所派生的两个别具特色的支流。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并为此做了颇有意义的尝试。
辛亥革命时期文学艺术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它的社会教育功能。从而推动了小说的繁荣和戏剧的革新。这一时期，小说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小说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且翻译小说日兴月盛。与此同时，戏剧改良方兴未艾，剧作家们编演了大量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受到群众欢迎，进一步在戏剧表演形式上作了可贵的探索，产生了新的剧种——话剧。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是“南社”。
20世纪初年，新闻出版也呈现出兴旺的景象。这一时期，官办报纸一时称盛，而民办报纸更在数量和影响上远远超过官办报纸，计总数约在150种以上。杂志的兴办亦超过此前势头，日本东京和上海是两个刊行杂志最多的地方，据统计，上海有杂志46种，东京有杂志34种。进入20世纪，随着清政府废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的一些措施，新式教育得到迅速推广。
到1910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696所，全国学生总数为1300739人。新式学堂采用课堂讲授和分专业分课程学习的方式。教学内容除部分保留“读经”课程外，增加了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文化艺术知识。大大改变了旧式教育中学生知识结构单调狭窄的状态。留学运动进一步发展。20世纪初年，兴起一个留学日本的热潮。这些流日学生中，有政府选派的，有社会团体公派的，也有自费留学的。在流日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1907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逐渐增多，他们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
第一节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护国运动
一．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与反袁斗争的继续开展
“二次革命”的失败，最终结束了辛亥革命。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政策。1913年7月，袁世凯调整政府机构，为了拉拢和利用进步党，他任命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阁员除袁的亲信外，还包括梁启超、张骞等社会名流，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熊希龄组阁后1个月，袁世凯利用卑鄙手段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当上正式大总统以后，认为国会存在不利于其专制独裁统治。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徽章，使得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另外组织御用的“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5月，“政治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旨意，炮制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将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专制皇帝一样大。紧接着，袁世凯修改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置于终身总统的地位，而且还能使总统职位由袁氏世袭。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群众性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其期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白朗起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鉴于以前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是建立组织严密的革命党。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翌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就任总理，在袁世凯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
二.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1。洪宪帝制：袁世凯在取得“终身”总统之后，并不满足，他还要正式称帝。为了做皇帝，袁世凯积极寻求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1914年，他恢复了封建时代的官吏考试制度、陛见制度和各种封建职官的名称。他还先后到孔庙和天坛去祀孔、祭天，率领文武官员，身穿古式服装，行跪拜礼，重演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教育部则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逆流遍及全国。为了早日登基，袁世凯以放手卖国来换取帝国主义的赞助。先后同俄、美、日、英等列强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拍卖了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主权，以便获得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日本洞悉其称帝需要寻求外交支持的迫切愿望，于1915年1月28日，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此作为支持其称帝的交换条件。袁世凯称帝心切，于5月9日接受它的要求。其他帝国主义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为了掠夺更大的侵略权益，也纷纷对袁世凯称帝企图表示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袁世凯认为在政治、思想、外交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于1915年夏秋之间，开始了复辟的活动。首先是公开制造复辟的舆论，他授意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一篇名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诬蔑中国人“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缺乏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胡说“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在袁世凯指使下，杨度等人出面组织了“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活动。为欺人视听，袁世凯让各地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在各省军政长官监督下，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结果，“国民代表”1993人，无一人投票反对君主制，而且全都附上拥戴书，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字样。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帝位，宣布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正式爬上皇帝宝座。2。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和革命党人的反对。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以后，立即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人民维护共和制度。原来支持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这时也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在全国反袁怒潮日渐高涨的形势下，“护国运动”应运而生。1915年12月25日，云南各省宣布独立，蔡锷、唐继尧等组成护国军，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护国军向川、黔和两广进发。武装反袁斗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护国战争促进了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纷纷独立。随着全国反袁斗争形势的变化，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出发生了变化，日本这时也公开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亲信也感到复辟帝制已经绝望，不愿跟着他同归于尽，因而各谋出路。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赖在总统位子上。5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人民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6月6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护国战争至此结束。 第二节 北洋军阀的权力争夺与护法运动
一．军阀割据与张勋复辟 1．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分裂成以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着苏、赣、鄂等省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区。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握有中央大权，控制着皖、鲁、浙、闽、陕等省广大地区。此外，东北有日本扶植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南方有唐继尧的滇系和陆荣廷的桂系，以及山西的阎锡山和徐州的张勋，整个中国被分割掌握在军阀手中。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而造成的。2．“府院之争”： 南北军阀首先在所谓新旧《约法》问题上发生争执。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生前炮制的所谓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了由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而根据《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继任”总统，而不是“代行”总统职权。此举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段祺瑞被迫暂让步。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新旧《约法》之争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3．张勋复辟和讨逆运动： 1917年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和段祺瑞为代表的军阀政治集团围绕“参战问题”发生争论，使原来就已存在的“府院之争”更加表面化。这年，日本以提供贷款为条件，鼓动北洋军阀出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妄图从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操纵北洋军阀的段祺瑞企图依仗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因此对日本的贷款很感兴趣，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继之宣战。美国本来也想引诱中国参战的，但看到日本态度后随即改变主意，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段祺瑞因而支持和响应美国反对参战的主张。因此，参战问题成为府院斗争的焦点，也是国会中派别斗争的焦点。3月19日，国会复议对德宣战案时，决议暂缓讨论。段祺瑞竭力争取的参战案，被搁置起来。进一步，在美国公使支持下，黎元洪下令免掉段祺瑞职务，黎段矛盾白热化。段祺瑞随即指使皖、奉、豫等八省军阀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欲以武力倒黎。别有用心的张勋向黎提出愿进京调停，黎邀张进京。张勋入京后即拥溥仪复辟。一时间，北京街头又出现了穿着清朝袍褂、脑后拖着真假发辫的遗老遗少。复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孙中山发表了《讨逆宣言》。此时，黎元洪已被迫将国会解散，自己也躲进日本使馆。段祺瑞等军阀见驱逐黎元洪的目的达到，遂出兵“讨逆”。张勋复辟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倾刻瓦解，然而，段祺瑞却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继续垄断北京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动的军阀专制卖国的黑暗统治。
二．段祺瑞的统治和护法运动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后，黎元洪下台，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把持中央政权。1917年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而这时美国政府也与日本暂时妥协，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1916年10月，日本寺内正毅继任总理大臣，挂出“日华亲善”的招牌，实际上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则通过各项借款把中国的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日本得以加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1918年5月，段又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过中日军事协定，日本把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东三省，迅速代替了战败的沙俄在我国东三省的侵略地位。段祺瑞还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1917年夏，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并于秋天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西南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但是西南军阀只想以护法为幌子，借孙中山的威望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并非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918年5月，护法军政府进行改组，孙中山遭到排挤，不得不离开广州返回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已陷入绝境，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护法运动失败后，北洋军阀中皖系和直系的矛盾公开化，段祺瑞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挤出中央政府。冯国璋下野后，曹锟、昊佩孚成了新首领，与皖系矛盾更加尖锐。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西南军阀内部也发生粤桂战争，在军阀反动统治和混战下，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节 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活动
一．沙俄在蒙古的分裂活动 辛亥革命前后，俄、英乘机加紧分裂中国的活动，策动中国边疆地区武装叛乱，以至公然出兵进行武装干涉。1910年，沙俄乘中国在外蒙古实行新政之机，煸动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封建领主和活佛进行叛乱。1911年7月沙俄派兵进入外蒙要挟清政府停办新政，提出外蒙独立，在外蒙驻兵和建立行政机构等无理要求，遭到中国的拒绝。武昌起义后，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而增兵库伦，送给叛乱集团大量武器。12月，外蒙宣布成立“大蒙古国”，沙俄立即全力扶植。1912年6月，沙俄再次提出外蒙“自治”等无理要求，均遭到中国的拒绝。7月，《俄日密约》签订，俄日勾结侵略蒙古地区。11月，沙俄不顾中国的抗议，私下与外蒙当局非法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章程”，并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诱饵，逼迫袁世凯签订了《中俄声明》，追认“俄蒙协约”及其附件。十月革命后，沙皇政府垮台，1918年中国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沙俄在策划外蒙“独立”的同时，还强占了我国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还和外蒙煸动内蒙古的呼仑贝尔盟和哲里木盟先后举兵叛乱，并派兵增援叛军，但都被中国军队平定。
二．沙俄在新疆的分裂活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先后在新疆各地起义响应，沙俄以护侨民、“增设领署卫队”为名，乘乱出兵伊犁、喀什葛尔、阿尔泰。我国西北边疆再次出现分裂危机。1912年6月，沙俄借口“策勒村事件”不断增兵，在新疆的革命党人原先坚决抵抗，但后因袁政府的压迫才与沙俄妥协，俄军先后撤出伊犁和喀什葛尔。沙俄策动外蒙“独立”时，还指使外蒙军袭取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进而攻取阿尔泰。沙俄还借口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而派兵支持阿尔泰“独立”。1914年，沙俄非法移民阿尔泰，抢种哈巴河、布尔津河一带土地。十月革命后，沙俄侵略军被中国军民解除武装驱逐出境。
三．英国制造西藏“独立”
1904年7月，英军侵入拉萨前，达赖十三世出逃沙俄，至库仑被清政府截留。英国极力笼络达赖，挑拨西藏与清政府的关系。1909年英印当局公然反对清政府派军队进藏，并唆使西藏三大领主发动叛乱。武昌起义后，英印当局支持达赖武装叛乱，并增兵边界声援。叛军受挫后又借“调解”之名武装护送达赖回藏。达赖于1913年1月宣称“独立”，北京派兵入藏平反，英国公然出面干涉，以不承认民国政府相要挟。1914年7月，英国勾结西藏地方政府非法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和所谓划定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印度，这两个非法条约，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承认过。
第四节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中国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但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出现了许多变化。
1.封建土地关系出现若干变化：在土地占有形式上，官田、公产私有化的现象日益普遍，农村土地开始自由买卖；在地主阶级的构成上，出现了一批有政治背景的大地主，如军阀、商人、高利贷者、外国教堂传教士和外商等；在地租剥削方式上，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已有增长的趋势。2.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如粮食、大豆、棉花、烟叶等都有所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从而也导致了手工业者出现两极分化。
3.农垦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的鼓励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有了显著增加。这些农垦公司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二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三是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加上天灾人祸，广大农民的境地更加悲惨。
二．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1背景：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2．概况：在辛亥革命后开办的企业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针织、印刷等轻工业也有不少发展。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也有所发展。而这一时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3评价：中国民族资本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但中国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 三．工人阶级的成长 1．背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2．概况：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罢工的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开始由自在的阶段向自动阶段转变。3。评价：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社会背景：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并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继续用封建思想来禁锢人们的头脑，以维持他们的统治。逐渐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这种要求，首先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要打破封建的束缚。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2理论基础：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他们尽管政治思想不同，但大都接受了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3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民主”和“科学”。当时提倡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制度服务的封建旧伦理道德。提倡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斗争中，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鲁迅等一批先驱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4评价：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不仅促使人们更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1.条件：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从十月革命胜利中看到中国新出路，于是，一些中国人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使新文化运动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这个伟大变革的先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
2.舆论宣传：从1918年7月起，李大钊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文，在中国大地上，李大钊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陈独秀也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表明了他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转向社会主义。1918年4月，李大钊、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连续刊登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等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亦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
3.历史意义：先进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同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