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现实主义创作实践：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怀念狼》、张平的《抉择》、王蒙的《季节三部曲》、王安忆的《长恨歌》、池莉的《来来往往》、张洁的《无字》，以及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大厂》、《穷人》、《年前年后》、《破产》，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威风凛凛》，李贯通的《天缺一角》等。
第二章　诗歌
第一节　概述
一、“新生代诗歌”
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二、“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三、“非非主义”
“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五、女性诗人创作的崛起
90年代一批女性诗人的崛起是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她们以女性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表现出自觉的女性话语建设的努力。代表性的女诗人有翟永明《女人》（20首）、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和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此外还有海南、伊路、王小妮、李轻松等。
第二节　于坚、韩东的诗歌
于坚、韩东等“新生代诗歌”的创作特点
① 新生代诗人在价值观念上，“非英雄”、“非崇高”，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来告别精英意识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凡夫俗子的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我。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古都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是盛唐文化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作词、抒情写意的载体，但韩东这首诗却完全剔除了有关大雁塔的文化内涵，只剩下表层的生命体验和感觉。那些想当“英雄”而登塔的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新生代诗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市民话语渴望夺取话语权力的具体反映；同时又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被知识分子语言、西化语言甚至殖民话语异化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调整；但是，这种放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创作立场，无疑也疏忘了诗歌对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应有追求 。相同的作品还有《你见过大海》等。
② 在艺术观念上，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宣言的真正意图是，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从服务于社会需要尤其是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论泥淖中解脱出来，恢复诗歌艺术本身，恢复诗人本身的艺术敏感。于坚坚持用口语写诗，坚持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 ”，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备有力的强度，如同旋律急促的现代音乐。他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下午 一位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O档案》都是如此。他的《尚义街六号》就像叙家常一样地展览了他和朋友们在尚义街六号的日常生活：聚会、抽烟、聊天、排队上厕所、夸奖或攻击其中某人的作品、谈女人、用衬衣当抹布擦手上的果汁……“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再也不响”。没有想象，没有夸张，没有隐喻，完全用口语，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温馨、朴素的诗意。新生代诗歌在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表达中国经验尤其是平民经验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他们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生活中的口语的同时，在某些诗歌中，也使艺术风格走向了粗俗和平庸。
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
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大散文”概念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开阔了作者表现和思考的疆域。一大批具有深厚学术修养和人生阅历的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味和文化份量，使“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园地中枝繁叶茂的两棵大树。学者散文的作者将学者的理性思考与个人的生存感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现实文化建设的“民间情怀”，主要有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等资深的老学者，以及一批在解放以后的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如余秋雨、陈平原、赵园和李辉等，“新学人散文”与“老学者散文”一起，形成了90年代学者散文的丰富内涵。
②“美文”的提出恢复和强化了散文的艺术本体特征。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本时期的抒情散文也有了重要的收获。与60年代的抒情散文不同，90年代的抒情大多是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真实表露。如以西部边陲生活为背景的周涛和以西北独特文化面貌为背景的贾平凹的创作。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家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创作小憩，因发自本人的情感世界，所以也表现出浓郁的抒情性。如汪曾祺的《蒲桥集》、张炜的《融入野地》、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等，都是抒情散文的佳作。
③女性散文创作的繁盛。这些作者往往从性别角色出发，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表达自我敏感多思的情绪，抒情散文是她们的重头戏。也有一些女性散文家从性别角色出发又超越了性别角色，表现了对社会现实乃至人类命题的关注，如王英琦、唐敏和苏叶等人。
④“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第二节  余秋雨的散文
余秋雨散文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① 余秋雨的主要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
② 余秋雨的散文品格可归纳为三个要素：有悟性的文人，自然山水和封存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自然、历史与人这三者，也是由余秋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散文的内涵的总体特征。
③ 评价秋雨散文应该将其放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余秋雨出现在 90年代的散文文坛并迅速引起读者巨大反响，是有内在的文学自身发展与读者接受的客观规律的。其时，中国当代散文正面临着一个发展高峰上的平顶，在此之前有两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对杨朔散文的再评价和巴金《随想录》的完成，文学思潮变革的积累已经完成，接下来亟需的就是既具有作家讲真话的独立人格又具有散文艺术性审美性的作品。余秋雨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代的要求与呼唤下出现的。在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好的，往往是积淀了文化人格的自然山水游记，自然山水为他的情绪和智慧提供了具象，为他展现自我性灵提供了自由转换的天地。自我性灵正是余秋雨提供给读者并引起好感的重要原由。八九十年代散文文体复苏，余秋雨走出学术书斋写散文在这个文学变动的历史时刻出现，本身就有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他的广闻博识，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在修养，他的优美的文笔，造就了他的成功。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评价他为学术散文和文化散文的开路先锋和中坚作家。
④ 余秋雨的散文体现了当代文学 “话语转换”的历史变动，即从“知识分子话语”转向“民间话语”。他试图突围“精神和体魄”、“深邃和青春”、“学识和游戏”的矛盾。尤其是在《文化苦旅》中，他较好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俯视角，以一种平等姿态的“对话者”与“交谈者”的身份切入对历史文化的评价，引起读者的亲近感。综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余秋雨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起，完成了当代文学从“知识分子立场”向“民间话语立场”转变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转向和转折。��
第四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
①多样化、个性化小说新格局的形成。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作家已不再简单地充当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依照各自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转向探寻新的艺术空间，试图建构起个性化的创作道路。由此，民间的、历史的、媚俗的、游戏的、传统的、现代的等多种创作模式纷呈于作家的笔端，小说现象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这里既有新状态、新市民、新武侠、新言情等持各色旗帜的“新”字号小说，也有同一创作方法的不同变体（以现实主义为例，就有“新写实现实主义”、“新状态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既有由雅入俗的大众化写作，也有痛感人文流失而坚守精神圣地的精英写作；既有体制内的遵命文学，也有体制外的自由撰稿（如王小波）。
②本时期小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边缘性话语，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中期就已在中国出现，其消解颠覆一切的价值观和不确定叙述的文学观显示出相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各类“新”字号小说普遍地滑向性、暴力、死亡、阴谋等主题，并消解崇高、游戏人生。在这方面，王朔的创作最为典型，他的颠覆性的叙事使其作品在直率坦诚之中散发出浓郁的“痞”气。
③长篇小说的兴盛是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由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的畅销以及“陕军东征”引发了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据统计，仅1994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500余部，相当于50至80年代的总和。在这些作品中，尤以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一批史诗性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为深远。从整体上看，由于创作空间的拓宽，这些作品从思想意蕴到艺术手法都表现出了丰厚的美学意义，因而文本价值较以前也就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节  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
《白鹿原》对于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陈忠实《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凝重深厚的社会历史画卷。
陈忠实着力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白嘉轩身上复杂地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在白鹿村里，他是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牢记古训，以耕读持家，积善积德，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做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振兴家业，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日常运转。同时，他还是一个长者，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古风。对大儒朱先生尊崇有加；以兄弟之礼对待长工鹿三，同桌吃饭，同地干活；不论尊卑，视黑娃如亲子，供他上学，而对自己的子女，则严格要求，其风范为时人所称道。然而，他性格中还有保守、虚伪乃至残酷的一面。为了争夺风水宝地，对鹿子霖以利相诱。当上族长以后，又处处以宗法纲常教化约束村人言行，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当白孝文、黑娃等触犯族规时，他不悯亲情而施以严刑，果敢严明中夹着专断和冷酷。特别是对田小娥，更显出他的残忍，哪怕是在田小娥死后，尤深恶痛绝之，在其窑洞上造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民族文化的乖谬被他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对于这一人物，作者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力图细致地写出他们曲折的性格发展史，通过白嘉轩等人物的塑造，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及它们的相生相克的状态，从中寄托着对民族文化的讴歌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第三节  王安忆、余华、苏童的小说
王安忆小说取材与叙事视点变迁过程
王安忆是新时期一位重量级的女作家。在其 20 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不断地探索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最大可能的空间，将她对生活、人生、艺术的追求渗透于其中。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发展阶段，她始终是一位有活力的探索者。
① 早期带有理想色彩的“雯雯”系列： 1980 年至 1981 年间，王安忆创作了一批被称为“雯雯”系列的小说，写一个纯真、善良而又幼稚的女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和渴望温情理解的心理，这些小说具有作者“自我抒发”的特征。
② “雯雯”系列之后，她将目光从自身转向广阔的人生，写下了《本次列车终点》、《野菊花，野菊花》、《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庸常之辈》、《尾声》、《流逝》、《归去来兮》等，这些小说调动了她插队、在文工团和“文革”中的生活体验，写普通人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其中《流逝》曾受到广泛好评。
③ 八十年代 中后期，有了国外生活经历的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像在实验室做试验一样，设置一个封闭的环境来探讨人性。《小鲍庄》以沉郁、冷静的方式，呈现了一个远离政治漩涡和社会联系的村落中五户人家、十几个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涉及到儒家传统、民间文化、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行为方式、生命原欲与文化制约等诸多方面，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④ 从情和性两方面探讨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在相互交往中体现的人性，包括 《小城之恋》、 《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冈上的世纪》等，这些作品将男女双方从种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对其情和性进行观察和剖析，体现作者对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
⑤ 1999 年末，《叔叔的故事》发表，标志着王安忆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她的叙述意识更加自觉，叙述人“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公开暴露叙述动机、手段，而且“我”也成为叙述的主角之一。而在考察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历史进程、环境因素的关系时则流露出一定的宿命感、失落感。《纪实与虚构》当同属此类。
⑥ 《长恨歌》、《富萍》以都市文化为背景，展现了在社会挤压下一些人物的世俗生活，以及在时代大变局中无常的命运，以一种“苍凉”的心态和眼光，写出了对时间、历史、和生命的深入体验，被有的评者认为是继张爱玲之后将上海这一摩登城市写活写透的一位新海派作家。
第四节  王小波、王朔的小说
王小波小说的主要特征
王小波 于 1968 年开始尝试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电影文学剧本《东宫•西宫》；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小说剧本集《地久天长》；早期未竟作品集《黑铁时代》等。王小波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立身体制外写作，并始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既不媚俗，也不从权，率真为之而不失其度，表现出洞察一切的清明理性。王小波的小说，大多取材自“文革”历史，其主要特征是：
① 舍弃了“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关于“受难”的叙述模式，转以民间化的视角，审视由巨到细的生活场景，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究“受难”的深刻历史成因，从而把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导入一个新的层面。在王小波看来，“文革”充满了荒诞性，在将其分解示众的过程中，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所谓的“正统”和“权威”，把它们的伪神圣、伪崇高挑得面目全非，直至露出无聊和荒唐的原形来。在颠覆权威的同时，他也不盲从大众，因为他觉得历史的荒诞决不仅仅是权威操作的结果，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愚昧、迷信、狂信的累积和迸发。大众既是受害者，更是闹剧的参与者。由此，王小波将笔触转向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表现出他对待历史的冷静客观的立场和真诚坦率的态度。
② 对自然人性的讴歌：他的小说揭露了扭曲变形的历史对正常人性的压制和摧残，凸现人性的高贵魅力。《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就反映了人性的自然发展；与之相反，女团支部书记 X 海鹰，则代表了一种变态的人性。此外，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性”，也存在“常态”和“变态”之分，一方面展示了“性”的自然、纯洁，另一方面又具有颠覆性，或者影射现实中的一种权力关系。因此，“性”在王小波笔下既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又是一面张扬的旗帜。
③ 狂欢化的文体： A 、他经常运用夸张、讽刺、比喻等艺术方法，以顽童般的视角，把生活中的细微场景，装扮成一出出滑稽的闹剧，充满了喜剧性。《黄金时代》里老鲁对王二无休止的追打，缘于厕所里不知谁画的色情画， X 海鹰的帮教，更多地带有暧昧意味。 B 、幽默、活泼的叙事语言，在轻松中显出调侃，在表面的佯谬下隐含着思想的机锋，显出一种知识分子的风趣。
第五节  陈染、林白的小说
陈染和她的《私人生活》
陈染上大学时便开始小说写作， 1985 年发表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她的早期小说多受到当时文学潮流的影响，《纸片儿》和《塔巴老人》可纳入“寻根文学”，《世纪病》、《定向力障碍》则具有“先锋派”的文体特征。
到了 90 年代，其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她开始以一种回忆性的笔调叙述隐秘的女性情感，《私人生活》标志着陈染“私人化写作”风格的确立。此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角逐累赘》、《空的窗》、《空心人诞生》、《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站在无人的风口》、《嘴唇里的阳光》、《破开》等。
陈染是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的代表，幽闭空间中女性的自我幻想，情感的自恋，“寡居”于男性世界之外的女性与女性的交往，成为她叙事的典型方式。她的这一类小说都是在纯粹观念意义上写一种绝对的妇女生活，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男人在场或拒绝男人在场的地方，一些独居封闭世界的女人不断地与自己对话，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内心体验和自恋又自虐的女性形象。她们偏执地维护着边缘式人格，拒绝社会认同并被社会所排斥。在她的小说中，充斥着大段大段的梦境、呓语、幻想、独白和哲学化的生存之思。另外，躯体语言在她的小说里被转化为高密度的隐喻，使得她的的叙事空间弥漫着女巫般怪诞与迷乱的气息。
《私人生活》是陈染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叙述现代都市女性生命历程的“身边小说”。它从主人公隐秘的女性生活经验出发，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非凡过程中的特殊经历。主人公是在一个特异家庭中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她是孤绝于“群体”之外的陌生人，长大后与一个男人有一段紧张中相互吸引的“性”的关系，同时又与女邻居禾寡妇在暧昧的关系中密切来往。当她终于摆脱这些“畸形”关系的羁绊，在恋人的关爱中即将回到“正常生活”之中时，一场意外变故使她同时失去了母亲、女邻居和恋人。于是，在无以复加的痛苦中，她变成了“自闭症患者”，被送入精神病院。
这部小说囊括了陈染一贯写作的基本主题：恋父 /轼父情结；恋母/仇母意绪，生存之思与孤独之痛，从一个侧面探索了70至90年代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的女性“自我”的化身。
第五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90年代戏剧发展概貌
① 现实主义话剧： 90 年代的戏剧中，现实主义话剧仍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剧作家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外，往往还间杂着其他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显得更加繁复。有从日常人生的小事中提炼出来的戏剧，如《同船共渡》（沈虹光创作）通过退休的小学教师方老师与小夫妻刘强、米玲合住在同一所单元房子里所发生的摩擦、矛盾以及后来的理解、宽容，这些平民人家所演绎的平凡小事，道出人生的真谛；此外，还有《地质师》（编剧杨利民）、 《旮旯胡同》 （编剧蓝荫海、顾威）等。 90 年代的现实主义的话剧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注重靠近人性的本质内容，从而具有相当震撼人心的威力。
② 历史剧的创作成绩喜人：如姚远的《商鞅》，剧本选取了我国古代政治家商鞅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断，透视了在封建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改革家的人生悲剧。
③ 军旅剧的繁荣：《冰山情》、《抗天歌》、《青春涅槃》、《虎踞钟山》、《炮震》等剧作以较为上乘的艺术质量显示了军旅话剧的创作实绩，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审美趋向。 90年代军旅话剧矛盾冲突的主要模式，不是以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观念或阶级与政治的冲突构筑戏剧矛盾冲突，而是将笔触深入到戏剧人物心灵的深处，以人物内在的心灵碰撞、冲击构成戏剧矛盾冲突的主线，并在矛盾的发展与解决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人物心灵的激荡。
④ 小剧场戏剧的崛起：这样的剧场形式在 8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而真正凸显还是在90年代。小剧场话剧在物理空间上使剧场缩小， 《留守女士》 的空间舞台设置在一间咖啡厅里，为了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侍者笑容可掬地轮番向观众递送一杯咖啡；《情人》的演出地点竟选择了仓库。导演如此良苦的用心，其真正的目的是将舞台扩张到观众席中，让观众能够更大程度地得到心理体验并由此而引起共鸣。适应于这种特定的剧场形式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话剧，这给话剧的寻求突破危机提供了契机。其中既有发挥着先锋作用的实验戏剧，如《飞毛腿或无处藏身》、《思凡》、《与艾滋病无关》、《棋人》等；也有以写实的手法反映大众心理和社会热点问题的剧作，如《热线电话》、《情感操练》等。
第二节　《闲人三部曲》、《思凡》等戏剧
过士行和他的《闲人三部曲》
《闲人三部曲》的写作从 1989年开始，到1997年完成，由《鸟人》、《棋人》、《鱼人》三部作品组成。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
① 确认了一批闲人在剧作中的主角地位：闲人文化的兴起也是对 90年代滥觞的消费文化和闲适文化的确证。鸟道、棋道、鱼道这批原处于社会边缘的文化现象在过士行的剧作中已逐渐转化为人生的中心话题，对确立新的戏剧价值观做出了努力。
② 作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看似荒诞实是严肃的人生现象，来“完成对社会和自身的观照”，形成“一种批判性的自省”态度。这些在“闲事”上痴迷，甚至贯之以整个生命和精神的闲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对于处于社会中心却处事散漫的人群的对照和反观，对于缠身于看似严肃实是荒诞的人生构成了反讽。对鸟人、棋人和鱼人这些社会边缘人的生命形态的展示，也是出于对我们整个时代的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