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沫若的散文
张扬自我，热爱自然，关心社会是其特点。散文主要收录在《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中。其代表是《小品六章》。
（三） 梁遇春的散文
梁遇春(1906—1932)，福建闽侯人，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28年秋毕业后曾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翌年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因染急性猩红热，猝然去世。文学活动始于大学学习期间，主要是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和写作散文。1926年开始陆续在《语丝》、《奔流》、《骆驼草》、《现代文学》、《新月》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后大部分收入《春醪集》和《泪与笑》。
他的散文多谈人生哲理，博学多思。形成了非绅士的“流浪汉”风格。怀疑、彷徨、恣肆、追求是其散文复杂的主题。散文创造受到英国兰姆等散文家的影响。
五、“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一）语丝派散文：“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
（二）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自由主义作家组成
新月派的徐志摩：20年代有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风格是笔调飘逸，语言浓艳，修辞繁复，个性鲜明。
徐志摩的散文是才情和性灵的体现，浓艳华丽如贵妇人。《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的一夜》、《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浓得化不开”》等为其代表。
现代评论派的陈西莹、吴稚辉等。陈西莹以“闲话”著称，《西莹闲话》是其代表作。具有远离时政的贵族化和自由主义倾向。
六、20年代散文的特点
（一）个性化。五四对“人”的观念的发现在散文上的表现。独抒性灵、率真自然的散文较多。
（二）散文表现内容扩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可不谈”。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其共同特点。
（三）文体自由，风格多样。有闲适、幽默、犀利等等风格。
（四）受到世界文学的广泛影响。受英国的小品文、蒙田的随笔、屠格涅夫、泰戈尔散文诗等文体的影响。
（五）散文中智慧和学养深厚，散文成就斐然。

第八章   30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
本阶段文学的整体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全面走向成熟，从整体走向世界的十年。
    文学主流的政治化；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地位的确立；文学的多元化并存。
总体而论是：30年代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人文主义文学并存的文学时代。
20年代主要是新旧文学对文学读者和市场的争夺，文言与白话的矛盾和对立；30年代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乡村与都市成为主要的矛盾以及论争的焦点。
一、本阶段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国民党推行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力图建立“三民主义文艺”
    为维持思想政治的统治，国民党企图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1929年，国民党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提出了“三民主义文艺”的口号，（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文艺要统一于国民党的“中心意识”，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封建观念，鼓吹文艺专制，参与人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等）创办刊物，笼络文化人，公开宣称要打到“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以民族主义作为文学的中心意识，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企图形成文化上的统治地位。
（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早在20年代文学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就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1925年郭沫若和后期创造社再次倡导革命文学。1927年底到1928年底文艺界对“革命文学”进行了论争，传播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又一次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学”的口号，明确提出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任务。要求创造“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号召到“革命的漩涡中去”，？“我们的文学家，一个同时是一个革命家”。
在革命形势急变，马克思文艺理论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以及在日本左翼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为了与国民党党制文化专制主义针锋相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坚持艺术的“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促进“新兴阶级的解放”。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在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要求在共同目标下扩大文艺联合战线，培养文学青年，坚持文学斗争，“造就出大群的战士”，强调了作家与人民大众的联系，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左联成立后，先后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十字街头》（鲁迅主编）、《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革命文艺刊物，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保持紧密的联系。左联还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和作品做了系统的介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是自觉地把文学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文学运动，也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思想运动。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革命文学的倡导，不仅在文学界树立了鲜明的旗帜，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斗争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标志着党对文艺事业的直接领导，明确了文艺同革命的密切关系。左联的纲领强调了文艺在革命事业中要“作解放斗争的武器”，文艺作家“要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作家团体。
纲领：
1、 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出发，团结进步力量，攻击反动力量。
2、 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
3、 从事无产阶级文艺的生产。
4、 吸收外国新文学的经验。
局限：
政治上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左倾政治运动；组织上的关门主义；文学理论上照搬苏联的革命文学理论，将文学政治化，忽视了文学的本体性；艺术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
左联的成就：
1、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发展和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形成文化革命的统一阵线。
2、推动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传播，加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建设，第一次大规模探讨了有关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3、加强了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尤其是翻译介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丁玲、沈从文等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走向世界。
4、开展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展开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5、展开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6、左联文学创作上的丰收，巩固了革命文学的地位，赢得了读者。鲁迅的杂文、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的创作，和冯雪峰、胡风、周扬的理论建设。
（三）人文主义文艺思潮：自由主义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的文艺观
1、代表人物：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等
2、主张：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朱光潜）。并且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他们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但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代距离。
人文主义文艺思潮倡导者多为对西方文艺有较全面的系统理解，同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功底，他们的学识可以担当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桥梁。但在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的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梁实秋的文艺观：他根据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学术背景，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反思与评价，提出了以人性为核心的道德评价的文学评价标准，以古典的节制为美学追求。他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趋于浪漫主义，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浪漫的混乱。他在艺术上批判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在思想上否定个性主义，在整体上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梁实秋以人性作为文学的核心与唯一标准，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并且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核心。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以理节欲的人性论。在文学创造表现上，一是注意感情的节制，二是注重题材的选择。力图建立有节制的、健康、匀调的具有古典主义美学特征的文学。
梁实秋强调人性的普遍性，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提倡天才论，遭到左联文艺家的批判。
朱光潜（1897－1986）的文艺观：他通晓欧洲文学和心理学，是人文主义文艺思想的倡导者。主张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主张文学艺术的“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强调文学的表现人生和悦情作用。
宗白华主张“诗意人生”。（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息）
二、文艺论争
（一）左翼作家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论争
1930年6月，国民党纠集由政客、军官、特务、流氓和反动文人组成的法西斯文学团体，掀起了反革命文化围剿，鼓吹“文艺的最高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他们妄图用“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来抹杀和代替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用“民族主义文艺来抵制和取代无产阶级文艺。企图借助“民族主义”的招牌与刚刚成立的左联争夺文艺阵地的领导权。实质上是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专政对无产阶级的文化围剿，以争夺文艺阵地和领导权，进而消灭中共领导的革命。他们还发表文章称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称赞“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的骄子，是政治上的一种新倾向”，散布反苏媚日言论，攻击普罗文化是亡国文化，他们妄图以“民族主义”的旗号达到国民党专制文化一统天下的目的，出版过《前锋月刊》，创作了《陇海线上》、《黄人之血》等反动政治宣传品。
瞿秋白、鲁迅、茅盾等人对之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斥责民族主义文艺“是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揭露了他们的“麻痹欺骗”手段和法西斯面目，民族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效力的“宠犬文学”，“屠夫文学”，“杀人放火的文学”，该运动是国民党变相的文化围剿，是国民党指令走卒破坏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把戏。经过左翼文学阵营的层层剖析和揭露，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高潮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不久便宣告破产。
（二）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等人的批判
在1928年，为了倡导革命文学，一批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作家和一批从日本归国的激进青年，他们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营垒，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他们把主要矛头对准了鲁迅，同时还清算了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对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及其以后有一代影响和成就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批判。他们以当时的革命文学理论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此来构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
他们批判鲁迅的创作大都没有现代意识，只能代表清末义和团时代的思想，“阿Q的时代早以死去”，甚至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鲁迅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革命时代的文学》，茅盾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等文章，对革命派进行了批评。批判了革命文学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对文学本质的不重视，走上了文学标语口号化的道路。
1929年冬，在中共的指示下，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了对鲁迅等人的攻击，进而与鲁迅等联合，开始了成立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左联成立，宣告革命文学的论争结束。
革命文学的论争，为新文学题材、主题、人物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五四文学进行了重新的反思；对革命文学的机械论和概念化倾向进行了补正；加强了对文学社会作用和文学本体的认识；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但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论争没有深入和总结，文学深层次的问题被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所取代。
（三）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
以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形成的新月派，以徐志摩为代表，在思想言论上提出了“不妨碍健康的原则”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视无产阶级文艺为邪恶的瘟疫，向无产阶级文艺宣战。
其核心问题是“人性论”。新月派主要以梁实秋为代表提出了“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以资产阶级的“人性的普遍存在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人性论。认为文学应该表现最基本的普遍的人性。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文学是天才的创造，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左翼作家鲁迅、冯乃超等对新月派的文艺观进行了批判。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中，系统的驳斥了梁实秋的“人性论”和“天才论”，辩证的指出文学带有阶级性但并非只有阶级性。论争巩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地位，扩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
（四）左翼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和论语派关于“性灵文学”的论争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世间》，1935年创办《宇宙风》，以此为阵地，宣扬自我表现的“性灵文学”。
他的观点主要代表了自由主义的文艺观，要求作家表现封闭的自我审视的灵魂，排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关注和探索，提出把闲适和趣味作为文学的追求；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要求文艺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到自然，作个人生命的本能的、非意识的表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对艺术家社会责任的推卸，自然会受到批判；鲁迅等人针对当时的时代，提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作家应该创作出呼叫的、抗争的文学。
（五）左翼作家与京派作家的论争
京派是30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形成的北方作家群。朱光潜、沈从文是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和平静穆”作为美学追求的极至和最高境界，泯化一切现实，以达到内心“无矛盾，无冲突”的美学观。他们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鲁迅等提倡战斗的力的美，与之论争。
（六）关于“大众语文”的论争
1934年5月，汪懋祖、许梦因发动“文言复兴运动”，进步作家陈望道、赵元任、茅盾等集会，掀起反对文言文、保卫白话文的运动，展开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批评了欧化和半文半白的倾向，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方向，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七）对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和苏汶的“第三种人”的批驳
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等文中自称是“自由人”，以中立的姿态，既批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反对左联，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文艺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冒渎”。他又在《勿侵略文艺》中说让政治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反对“只准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胡秋原受到左翼作家鲁迅等人的批判，此时，苏汶以“第三种人”的姿态出来声援，他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攻击左翼文艺“霸占”文坛，使“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成连环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后来，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指责左联成了阻碍新文学创作的罪魁祸首，指出文学不必作阶级的武器，攻击左联作家“左而不作”。对此，瞿秋白、周扬、鲁迅、冯雪峰等人发表了系统批驳的文章，瞿秋白在《文艺家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超出阶级利益之外的“文艺自由”，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对胡、苏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揭露胡秋原、苏汶宣扬超阶级文学的虚伪性。
左翼作家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驳，坚持了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等观点，维护了左联在文艺界的领导权地位。
三、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一）时代的变化引起文学潮流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历程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社会革命，20年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30年代进入到社会解放的时代，从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思考和探求。
（二）三大文学派别：
1、 左联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左翼成立后注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要求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要求文学更自觉地成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要求文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忠实地反映生活。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要求文学反映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提出了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创作上，要求文艺家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参加具体的革命斗争，作品要表现“阶级的意欲”。
特色：对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推崇；对文学阶级意识的强调；对文学大众化形式的倡导和追求。
2、 京派
“京派”是鲁迅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30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在北京、天津形成的北方作家群。朱光潜、沈从文是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和平静穆”作为美学追求的极至和最高境界，他们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他们陶醉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美，置生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的追求文学和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成为文学贵族化的理想主义者。
主张：纯文学本体论。既不视文学为消遣，也不视文学为至上，而是追求文学的纯正，文学不应在政治纷争中去周旋，摒弃文学的商业化。
崇尚和谐、淳朴、节制的美学观念，带有古典主义的美学特征。于和谐中对立统一，节制感情，不能无节制的任意发泄。他们着眼于民族性的重造，从民族的长远生存来考虑文学的建设。
3、 海派
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以30年代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遣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三）创作趋向
（1）文学创作的题材空前的开拓，表现角度有了新的开掘
对社会、人生和平凡人性的表现以及对社会诸多领域的表现，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对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反映。如巴金的青年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老舍的北京市民世界、茅盾的都市生活世界等……
（2）文学形式与创作手法的多样化
30年代文学是社会立体的全景式史诗式反映。五四是抒情的时代，30年代是叙事的时代。30年代小说的成就最高。鲁迅《故事新编》、鲁迅的杂文、茅盾《子夜》，巴金的《家》、丁玲《一九三六年春在上海》、老舍《骆驼祥子》、沈从文《边城》、曹禺《日出》、《原野》等戏剧、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戴望舒《乐园鸟》等诗歌问世。
心理刻画放在具体的社会剖析中去完成，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去把握人的心理活动和走势，作品呈现出历史的深度。
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以及困境的思考。
海派作家对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的思考和表现。
（3）个人风格、民族风格和时代审美特征同步形成
对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全景式的反映；对民族命运和历史的反思；具体时代潮流中的战斗精神；以及个人的独特风格汇成了30年代文学的壮丽画卷，是中国现代文学独立品格的形成和走向成熟的标志。
左联文学的英雄主义，革命气慨；人文主义文学对文学本题性的追求；富有个性化的创作；对传统民族形式的发掘和借鉴构成了30年代文学的丰富画卷。

第九章：茅盾
一、茅盾生平简介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幻灭》时使用的笔名，另有笔名玄珠、郎损、德洪、东方未明等。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个开明的封建地主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沈永锡，具有维新思想，熟悉西方自然科学，其弟沈泽民与毛泽民同为军阀盛世才杀害）。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辍学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曾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编务，后主编《小说月报》，1921年与郑振铎等发起文学研究会，是中共的第一批党员。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拥护和参与者，提倡“文学为人生”的艺术主张。20年代后期，茅盾在“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后，通过小说创作来调整心态，以便从低谷中走出来，完成了从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到作家的身份转移。是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3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解放后，茅盾曾任过文化部长、文联名誉主席、作协主席等职务，《人民文学》主编，致力于撰写文学评论，奖掖扶持文学新人。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遗嘱中要求恢复党籍，捐出25万元，设立“茅盾文学基金会”，每三年评一次“茅盾文学奖”，鼓励长篇小说的创作。由于茅盾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和“二十世纪的别林斯基”。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１９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1916年－1926年是理论探索时期，作为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主要是从事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同时，思想受到左拉、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主张的感召下，参加革命活动，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茅盾的创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27年－1937年是文学创造取得重要成就的十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孤独、苦闷、彷徨、寂寞下开始写小说。作品主要有：《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7－1929年）、《虹》（1929年）、《野蔷薇》、《子夜》（1933年）、《路》、《三人行》、《林家铺子》等。主要写大革命前后的社会人生，写大革命后的幻灭、愤激，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幻灭》写追求光明的青年在革命前的亢奋，革命失败后的幻灭，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中的沉浮，不断追求、不断幻灭、不断追求的人生历程。知识分子把握不住时代，把握不住自己。《动摇》写一个小县城革命的动摇过程，写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革命思想的左倾动动摇。《追求》写在动摇之后的堕落、毁灭，痛苦的挣扎，追求的是歧路和末路。《蚀》是大革命时期的心理流程史，折射出现实社会的迷乱、晦涩，揭示了在特定历史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复杂心理，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阶段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