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的入侵：文化的尊严：文化空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菜园》 4、寻觅精神家园：人性、人情 ——文化长篇：《长河》《边城》：描写一个撑渡船老人的孙女和当地掌水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借助这一缠绵曲折的情节来描绘湘西地区的生活“宁静”和“民性淳朴”。在他的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人物心性无不美好；无论贫富军民，一律淳朴善良。整个作品充满一种牧歌情调。这部中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于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风习也能写得优美动人。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
- 24 -
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天保傩送大老二老)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渡船碾房
《长河》“常与变”“新生活运动”夭夭满满三黑子 5、对都市文明的审视：讽刺《八骏图》：达士“阉寺性”：虚伪、软弱艺术特色： 1、散文化、诗化小说：主观性，重视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情绪的体操”）；重视意境的塑造，纯情的人物，优美的自然景物的和谐；独特的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意识流的引入，结构散漫。 2、语言：多暗示性，富情感美，色彩美。沈从文：有些篇中的主人公虽是农民或士兵，但着重描写一些原始性的粗犷放纵行为，而不是他们健康纯朴的感情 (如《雨后》)；更多的篇章则是写知识分子的恋爱，作者以许多笔墨描绘一些世俗的纤细的感情 (如《八骏图》)。另外有一部分作品写旧军队的生活，如《入伍后》、《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 3、人物：人性生活方式老人：道德少女：美，单纯少年：野性，生命力李劼人(1890—1962)，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罗歪嘴、蔡大嫂（邓幺姑）
柔石(赵平复，1901—1931) 
长篇小说《二月》主人公肖涧秋《<二月>小引》鲁迅文嫂、陶岚《为奴隶的母亲》描写一个穷苦妇女，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给邻村一个秀才地主。整整三年，她离开自己的孩子，作为别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里。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权利。三年内，她生下一个男孩子，于是又被人夺下这亲生的孩子，赶回从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还是受着饥饿的熬煎，在前面等着她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罗淑：《生人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个性主义末路采用日记体，多方面地、细腻地刻画了这个在“五四”浪潮冲击下走出家门、追求新生活而又被社会逼上绝路的知识女性苦闷彷徨、挣扎反抗的精神轨迹。小说以大胆直率的描写，展现了莎菲在爱情追求上对苇弟和市侩凌吉士的复杂矛盾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主义者的叛逆性格。莎菲的心灵被这种矛盾撕扯着，在现实中，她找不到理想的恋人，人生的梦想被黑暗的现实击碎，而梦想的幻灭又衍生了更多的矛盾：失望、颓唐、苦闷，然而她又不甘堕落，于是幻灭与追求，理想与情感，生与死的矛盾不断的挣扎、冲突。
<水> 《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因反抗封建婚姻，跑到山下教堂当修女，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掳去，遭受蹂躏，被迫当了日军的营妓。当她历经种种磨难回到村子里时，大家都歧视她。但她忍辱负重，给村里的游击队送了情报，使敌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以后，游击队又派她回到敌人那里收集情报。她为了民族的解放自觉地作出了如此重大的牺牲，但村里落后的人们仍嫌弃她，使她欲碎的心灵再次
- 25 -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她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确实不同凡响。这是几年来忍气吞声的不幸妇女觉醒地表现，她们不甘心被压抑，被摧残，而要在过去的死亡线上开始新的生长。
吴组缃（1908—1994）《西柳集》和《饭余集》。
恋乡情绪小说：封建礼教统治下越轨的妇女，对她们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例如《菉竹山房》中守活寡的二姑(兰花)，过着鬼一般的生活。(人)
“社会剖析派”乡村社会的经济、道德的破产：《官官的补品》中的官官是地主家少爷，因回乡吃不到洋装补品，于是就雇佣了陈小秃的婆娘做奶妈，用她的奶做补品。这位纨绔子弟到上海跌伤住院后，又廉价收买了流落上海街头的陈小秃的血。最后陈小秃落草被捉，官官又和族人怂恿着把陈小秃推向河滩乱刀砍死。《一千八百担》的副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只写在大旱之后宋氏家族各房家长的一次聚会。他们为了一千八百担义谷，各施手段，勾心斗角，闹得不可开交。通过他们的唇枪舌剑，把宋氏宗族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描写了出来，而且各种人物的语言无不切合其职业、身份和心理。《樊家铺》写线子嫂为搭救入狱的丈夫，在一种特殊的情境里，亲手杀死了吝啬成性的放高利贷的母亲。作者选取了伦理道德的角度，从母女关系变态方面，反射了中国农村惊人的经济压迫。艾芜:
短篇集《南行记》:流浪者《人生哲学的一课》《山峡中》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城，富有神秘的传奇色彩，描写了为生活所迫以盗窃为生的山贼的生活。以魏老头为道的这伙山减，他们有着奇特的名字，有着不同常人的人生哲学。他们不信菩萨不信书本，“不怕”和“扯谎”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宁愿铤而走险，在“刀上过日子”，也不愿听任于命运的摆布。他们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一些性格被扭曲的畸型人物。作品着重地描写了一个叫做小黑牛的悲惨的命运。这个老实的农民，“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在这里，作品严厉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这条不幸道路的旧世界。作者把故事放在一个夜色凄厉的背景上加以描画，情景交融，气氛更为动人。作者正是通过这个人生社会的特殊角落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同时流露出对他们悲掺命运的同情和叹息。小说中的人物充满着浪漫、传奇的理想化色彩，他们来无影、去无踪，手段残酷，而内心深处却仍保留着正常人的善良和侠义，作者对这伙山贼采取了既批判又同情的态度。山贼中野猫子的形象最为感人，她既有被罪恶社会所扭曲的“野性”的一面，又有不曾完全泯灭的“人性”的一面，是一个“人情”与“野性”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
悲剧故事的展开和多姿多彩的山光水色的描写构成鲜明对比，显示了浪漫主义色彩。借自然景物的美反衬出黑暗的人生社会的丑，借自然景物的丑来烘托故事的悲剧气氛。语言简洁、明快，动作性强，是反映我国西南边疆风土人情的优秀作品。沙汀：写实、讽刺：审丑短篇《法律外的航线》《凶手》、《丁跛公》短篇集《土饼》和《苦难》以兵役问题为题材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小说写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为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所以匆忙地向县里告密，致使土豪邢幺吵吵的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被抓了壮丁，于是方、邢二人之间矛盾尖锐化，在茶馆里公开争吵，而且愈演愈烈，终至于当场出彩，打得鼻青眼肿。这场冲突不仅使镇上的头面人物失去了体面，而且通过冲突的喜剧结局，暗示出继前任县长被撤职之后，新任县长的整顿兵役也不过是一个骗局。正是这位高喊要“整顿兵役”的新县长，在接受贿赂之后，借一个可笑的理由，即壮丁排队报错了数，然后加上“没有资格打国仗”的名目，将邢幺吵吵的儿子“开革”出来。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将作品的锋芒指向兵役问题上弊政产生的根源——国民党政府，从而使小说有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沙汀的这些作品，将尖锐的政治揭露与对社会黑暗的剖析结合起来，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现实斗争中的迫切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作品的这种倾向性，即对于反面事物的揭
- 26 -
露、鞭挞和嘲笑，又是通过人物真实关系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沙汀刻划反面人物，是按照生活本身的生动和复杂的内容，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沙汀小说这种不露声色的客观描绘和在真实的现实画面里隐含讽刺喜剧因素的特点。
张天翼： (1906～1985) 张天翼的小说以讽刺与幽默见长。他熟悉旧中国中下层社会的各种人物，憎恶他们的灰色生活和庸俗作风；他善于用夸张的、诙谐的语言去揭示现实社会的虚伪与丑恶，抨击用“仁义道德 ”装饰起来的 “禽兽世界”。深刻地描写了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了他们向上爬心理的作品，是短篇《包氏父子》。主人公老包是某公馆的仆役，他渴望儿子包国维能够读书成名，千方百计地借债为他缴纳学费，而包国维却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和富家子弟引诱下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当老包知识他的儿子因打人被学校斥退、自己还须赔偿医药费的时候，因为受不住失望和债务的重压而昏过去了。作品生动地描画老包望子成名和包国维骄纵愚妄的心理和性格，笔致犀利，不仅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的庸俗观念，而且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对青年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华威先生》：小说突出刻画了华威──一个混迹于抗日文化阵营而专门闹磨擦、到处抢夺领导权的国民党官僚的形象。抢夺文化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破坏分子。因为它发表于抗战初期的 1938年 4月,较早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以及文化界黑暗的内幕，从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且围绕《华威先生》的暴露和讽刺问题，1939年文艺界还展开了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和文艺的真实性等问题的讨论。（速写三篇：《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童话《大林和小林》 (《两林的故事》 )、《秃秃大王》叶紫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 (鲁迅<叶紫作<丰收>序>”文学是战斗的”)《丰收》是叶紫的第一篇小说，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的过程。小说中的老农民云普叔终年勤劳，对地主抱有幻想，而结果则是他“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自己也终于忧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动人的艺术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农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掠夺，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对那些“抢谷和强盗”进行斗争而外，实在没有第二条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火》是《丰收》的续篇《山村一夜》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胆小怕事、受地主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
东北作家群(左翼新人)：“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与叶紫的《丰收》一起，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
萧军(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描写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比较宽广地反映了他们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的战斗，他们内部不同成份、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间引起的反应。陈柱司令、“铁鹰”队长和在敌人凌辱下觉醒起来的李七嫂等形象，真实地体现了东北人民保家卫国、团结抗日的战斗要求。作品着重地表现出这支游击队在血泊中成长的生动历程，揭示出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学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但就整个情节来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长篇《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后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气息浓重，
- 27 -
艺术上也更见成熟。
萧红(1911—1942)
一、短篇集：《旷野的呼唤》《手》，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二、代表作品：《生死场》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后的生活，正象鲁迅在序文中所说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作品没有一条贯串全局的故事线索，它只是许多生活画的连续。因为作者观察的深入和笔致的细腻，在明丽的画幅中含蕴着感人的力量。《呼兰河传》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小城三月》作家着力刻画了主人公翠姨这一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终于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这里，萧红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她以平静的语调写出了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三、艺术特色：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她笔下的乡土世界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重复并加固着传统习惯的积淀，世代延续中看不到生命的流动和发展，更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改革和创造，而是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命状态。萧红紧紧抓住乡民们对生与死的极度麻木与轻视的态度进行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自传式叙事方法。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自传式叙事方法是她自觉的审美选择与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儿童视角）。散文化的文体结构；诗化的风格。
田汉(1898—1968)
《江村小景》、《苏州夜话》，主题均系反对军阀内战。《江村小景》中兄弟二人的惨死，《苏州夜话》中老画家刘叔康妻女的离散，其根源均在于军阀内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苏州夜话》旨在暴露军阀战争罪恶，并写了画家刘叔康的艺术至上主义在现实风雨里的破灭，加之穿插了刘叔康父女离合的遭遇，情节较为曲折。其它如《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写的是爱情悲剧，抒情气氛很浓，虽然还存留着作者早期的“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感伤”，但也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写于一九二九年的三幕剧《名优之死》，刻划“一代名优”刘振声的反抗性格及其悲剧命运，通过舞台形象有力地揭示了狐鬼横行的旧社会正是艺术的敌人。刘振声一生尊重艺术，嫉恨邪恶。他以心血培养的女弟子刘凤仙因受有权势的流氓杨大爷的利诱，日益走上堕落的道路。刘振声为此而感到愤怒和痛心，他勇敢地和杨大爷展开了斗争，揭露了杨大爷的丑恶行为，杨大爷率领着他的鹰犬用最毒辣的手段凌辱刘振声，最后把刘振声逼死。是一篇旧社会艺人苦难生活的实录。全剧手法洗练，风格沉郁，是田汉这两年内最好的作品。《回春之曲》(三幕剧)作于一九三五年，写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两条线索结合较紧，不惟没有因为爱情情节的穿插而冲淡抗日主题的积极意义，而且还有所加强。以芦沟桥军民共同抗日为主题的四幕剧《芦沟桥》。《丽人行》表现三个不同阶层的青年妇女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朴实善良的纱厂女工刘金妹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女知识青年梁若英。女青年李新群
- 28 -
洪深:《赵阎王》之后，这一时期又写了《五奎桥》(独幕)、《香稻米》(三幕)、《青龙潭》(四幕)三个剧本，总题为《农村三部曲》。欧阳予倩：《屏风后》通过女伶忆情母女的不幸遭遇和“道德维持会”会长父子的道德败坏的生活，揭发了封建卫道者遮掩在“屏风”后面的恶德丑行。曹禺：李渔：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冲突：俄底浦斯式，不可知，命运悲剧——契诃夫式，生活悲剧，可知四幕剧《雷雨》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的客厅，鲁家的住房)内集中地表现出两个家庭和它们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它写的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周家，同时又写了直接受到掠夺和侮辱的鲁家。
周朴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者用力刻划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人性复杂性周朴园繁漪周萍(周朴园的影子)、周冲鲁侍萍四凤鲁大海鲁贵冲突=主题：命运（爱情——血缘）（宇宙是一口残酷的井）郁热——阶级——文化：繁漪（传统——个性）多余人：周萍，不满而无反抗，迷惘《日出》则在有限的演出空间内，出色地表现了包括上层和下层的复杂社会的横剖面。四幕戏的时间分配是：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剧情展开的地点是陈白露和翠喜的房间。选择这样的地点来展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画面。剧情是围绕主要人物陈白露展开的，她一面联系着潘月亭，由此揭露了上层社会的罪恶与腐烂；一面又联系着方达生，由此展开了下层社会的痛苦与黑暗。陈白露是个聪明、美丽的年轻女人。由于家庭的破落，她一个人单枪匹马出来，曾凭着她的美丽而成为明星。她追求爱情，曾与一位诗人结合，但终于痛苦地分手。明星与红舞女的生活，既给她带来金钱和虚荣，但也有被出卖的隐痛。她在大饭店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使她既享受着这生活，又被这生活所腐蚀。直到曾挚恋过她的方达生的到来，才使她有机会得以审视自身，质问自己的灵魂。她并非一个全然堕落的女人，当她发现一个被黑社会的头子金八看中的女孩“小东西”，被打得遍体鳞伤，即将被他们糟蹋时她挺身而出，然而，她眼看着“小东西”难逃一死，这使她看到自己既无力改变现实，也改变不了自己“永远卖给这个地方”的命运。方达生指引的人生之路，她已无力前行，继续沉沦下去，又因与她厮混的银行经理潘月亭的垮台，而丧去了现实的可能，而实质是，她那清醒的认识与不泯的理智，已让她看到自己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决然以一死告别痛苦的人生。金八陈白露方达生潘月亭顾八奶奶张乔治胡四李石清
- 29 -
黄省三翠喜小东西社会：阶级《原野》，这是一出描写农民向土豪复仇的悲剧。(象征主义) 仇虎、花金子焦阎王、焦大星、焦母
《蜕变》剧本写一个腐败的伤兵医院由于有一个热诚负责的丁大夫和一个来视察的梁专员，使这个医院在短期内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很好的为伤兵服务的机构。《北京人》。它以抗战前北京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为题材。时代的悲剧——新与旧的矛盾。曾皓曾文清思懿袁氏父女（袁任敢、袁圆）和象征性的“北京人”，意在由人类祖先的健康勇敢来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
愫方和瑞贞将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为剧本《家》。诗意特征：
第一，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从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如创作《雷雨》是先有了“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创作《日出》是先想到了几句诗：“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要睡了”。因此，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在《雷雨》和《原野》中都表现了一种“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感情。即使是情感的激流转入地下的《北京人》和《家》，情感冲突仍然难以解脱，随时可以爆发。
第二，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我们在前面曾说到，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进行描摹，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去想象和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虽然也反映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但却常常造成作品主题的 “多义性”。在《雷雨》、《日出》和《原野》中，都有一种让人不可解又惊畏的神秘力量，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也都是在经过研究者们研究之后才给予“追认”的。第三，时空感不确定，常带有偶然性或传奇色彩。特别是《雷雨》和《原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情节大起大落，人物性格激烈而极端，背景设计富于象征性，整体氛围的营造更近于诗意化。这与在曹禺戏剧中大量存在的象征性意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象征性意象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呈现的：即，以场景道具的方式，以人物性格的方式，以作品命名的方式。语言:潜台词,动作性,性格化, 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诗集《新梦》《哀中国》中篇《少年飘泊者》短篇集《鸭绿江上》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杨直夫、史兆炎的坚定、忘我的光辉品质。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企图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王曼英、李尚志、李士毅《咆哮了的土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党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革命工人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来到了家乡，散播了反抗的火种，受苦人的心里开始明白，土地咆哮了。农民的思想起了变化，善于思考的王贵才、较多束缚于旧传统的王荣发老汉、愁苦沉默的吴长兴等人，都在实际斗争中开始觉醒。一九三二年才易名《田野的风》出版。
阳翰笙(华汉)：长篇小说《地泉》，包括《深入》(即单行本《暗夜》)、《转换》、《复兴》三部曲，反映农村革命的“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换”，工人运动的“复兴”。
- 30 -
胡也频(1903—1931)
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莫斯科去》
殷夫(徐白，白莽，1909—1931)
《别了，哥哥》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孩儿塔》的序文中，他这样写道：“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
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
〈孩儿塔〉序》) 蒲风(1911—1942)是中国诗歌会中最热心、最活跃的诗人，写有诗集《茫茫夜》《抗战三部曲》《钢铁的歌唱》，长诗《六月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