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學綱要（修訂）
序
古文字研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高等學校開設“古文字學”課程，卻是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事。
1934至1935年，唐蘭先生第一個在北京大學講授“古文字學”課，所著《古文字學導論》一書，為古文字研究科學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是古文字學發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唐先生在“自敘”中寫道：“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學裡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過去的文字學者對古文字無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學，結果，文字學和古文字的研究是分開的，文字學既因語言音韻學的獨立而奄奄待盡，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沒有理論和方法，是非漫無標準而不能進步。”唐先生認為，要打通這一層隔閡，就必須把自己所持的理論和所使用的方法寫出來，和學者們共同討論，才能使古文字的研究成為一門科學。
五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看來，唐蘭先生的《古文字學導論》確有兩大功勞：一是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來改造傳統文字學，使文字學因注入新的理論和新的材料而獲得生機；二是把當時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上升到理論來總結研究，第一次把偏旁分析法和歷史比較法作為方法論的原則提出來，使古文字學擺脫了猜謎、射覆的習氣，而建立在扎扎實實的科學基礎上。所以，《古文字學導論》一直成為大學裡講授文字學和古文字學的主要教材，絕非偶然。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古文字學導論》僅僅是唐蘭先生計畫“唐氏七書”中的一種，書中對於古文字學的許多重要原理，只有提綱挈領的論述，缺乏具體材料的詮釋和說明，初學者難以掌握。特別是三十年代以來，文字學和古文字學已發展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傳統文字學由於吸收了現代語言學理論和古文字學的成果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古文字學也因綜合運用多種學科（如語言文字學、歷史考古學、文獻考據學等）的理論和方法，並廣泛吸收這些學科的成就而發展成為多科性的邊緣學科。在這種情勢下，唐蘭先生“導論”式的教材已漸漸地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了。
1974年，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明先生編著的《古文字學講義》一度在高等院校中廣為流傳，一些高校的部分專業還直接採用高先生的《講義》為教材。《講義》包括理論、字表和專題三部分。“理論”方面對唐先生的《導論》有所發揮；分欄式的“字表”則是《講義》的特色，通過分欄字表來學習古文字的基本字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字表”後來擴充為《古文字類編》，已由中華書局出版）；“專題”著重介紹甲骨文和金文有代表性的原材料。實踐證明，用《講義》來培養和訓練考古專業的學生，提高他們辨識古文字材料的能力是比較成功的，但對中文專業來說就不完全適用，例如《講義》中過多地介紹音韻學和訓詁學的常識，就跟中文系相關課程重複太多。從形勢發展看，編撰一部適應面較廣，可供文科有關專業通用的古文字教科書是很有必要的。
八十年代初，陳煒湛同志負責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和歷史系考古學專業（後歸入人類學系）高年級學生講授“古文字學”選修課，即針對兩系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的實際情況，著手編寫適合兩系教學需要的古文字學講稿。隨後，陳煒湛同志和唐鈺明同志分別擔任中文系和人類學系的“古文字學”課的教學工作，他們在古文字學講稿的基礎上，通過教學實踐，合作編成一部簡明實用的講義，並於1984年由中山大學教材科油印出版，名為《古文字學綱要》。《綱要》在中文系和人類學系試用，頗受同學們的歡迎，尤其在激發學生學習古文字的興趣、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方面，有較明顯的效果。1985年，國家教委下達高校文科教材編選計畫，我校古文字學研究室承擔編寫“中國古文字學”的任務，由曾憲通、張振林、孫稚雛、陳煒湛四位同志擔任主編。由於曾、張、孫三同志手頭還有別的工作，短期內無法專注於此，而陳煒湛同志與唐鈺明同志合編的“古文字學”教材已在教學中試用，效果亦佳，故主編人一致決定以陳、唐二位編著的《古文字學綱要》為基礎，責成編著者作進一步的修改和補充，以發展成為正式的文科教材。
1985 年10 月間，中山大學古文字學教研室獲得以楊振寧博士為基金會主席的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的資助，邀請國內在古文字學的教學和科研方面經驗豐富、成績卓著的部分學者舉行了一次小型的古文字學研討會，會間曾就高校古文字學的教學工作交流了情況和經驗，著重討論古文字學教材編寫的有關問題，並對陳、唐二位的《綱要》提出修改的意見。這次研討會是建國以來首次就古文字學教材進行專門探討的學術活動，與會者毫無保留地暢談了自己從事古文字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心得和體會，討論十分熱烈。解放以來，由於地下古文字資料大批湧現，許多學者都致力於解決新材料提出的新問題，無暇顧及綜合性方面的研究，以致概論性、通論性的古文字學著作和教材都異常缺乏。這次會議反映了我國的古文字研究雖然有著豐富的實踐，但對於古文字學領域內的許多重大問題還研究得不夠充分，學術界一時還不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見。根據這種情況，大家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編寫教材和通論性的著作，系統地闡明各自的觀點、材料和方法，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
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統一。只有這樣，中國古文字學的理論體系才能在豐富實踐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並更加完備起來。
小型研討會後，陳煒湛、唐鈺明同志充分考慮了各方面的意見，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反復進行修訂和補充，終於完成了《古文字學綱要》的全部書稿。筆者有幸，爭先睹之為快。初讀一過，覺得新編《綱要》有如下幾個特點，是一部頗具特色的教科書。第一，《綱要》的知識覆蓋面較廣，適應性較大。古文字學目前已發展成為與多種學科密切相關的邊緣學科，高等學校開設古文字學課的不僅有漢語言文學專業，還有歷史學專業、考古學專業、文獻學專業等。《綱要》從總體上看雖然側重於漢語言文字學的內容，但同時也兼顧到銘刻學和出土文獻方面，知識覆蓋面較廣，適應於不同專業和不同層面的需要，便於相關學科選用和參考。
第二，《綱要》的教學目的和要求比較明確。一部教材最緊要的莫過於確定本課程的目的和要求。《綱要》把“培養學生具有閱讀和鑽研古文字原材料的初步能力”作為教學的出發點和基本要求，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古文字學講得天花亂墜，如果連一片普通的甲骨文，一篇常見的銅器銘文都無法通讀，這樣的教學效果是值得懷疑的。《綱要》著眼于培養學生閱讀古文字原材料能力，既有利於啟發學生綜合運用各種知識去掌握第一手資料，也是提高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的根本保證。
第三，《綱要》在編寫體例上有利於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總論”，綜述古文字學的性質、作用，古文字的起源和發展，古文字的結構和演變，以及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等，是關於古文字學的基本理論；中編“分論”，分別論述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的內容、類別、特點和演變規律，是關於古文字學的基礎知識；下編“選讀”，精選並摹錄有代表性的各類銘辭近二百例，附有釋文和簡注作為“讀本”，讀者可以從中領略先秦出土文獻的概況，為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打下基礎。以上三個部分既互相聯繫，
又互為補充，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樣的體例有利於在教學中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即在一般原理的指導下，通過掌握有關的基礎知識，達到通讀先秦出土文獻的目的；反過來，又可以用具體材料來驗證理論與知識之是否符合實際，進而判明其正確之程度，做到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統一。
第四，《綱要》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力求反映最新學術水準。本書雖然篇幅不多，卻全面涉及古文字學領域的許多重大課題。編著者在介紹和論述的過程中，不僅注意總結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治學方法，而且力圖反映近年來古文字研究的新成就和新進展。在廣泛汲取前人及時賢成說的同時，作者還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屢創新解，避免人云亦云，即不是簡單的複述，而是往往寓作於述之中。對於學術界有爭議的問題，則本著百家爭鳴的精
神，參校各家說法，或擇善而從，或在介紹中表明編著者傾向性的意見，力求做到準確、客觀，反映八十年代的學術水準。
第五，《綱要》材料翔實，條理明晰，語言也簡明扼要，深入淺出，流暢可讀。當然，《綱要》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關於古文字形、音、義的關係就談得較少，特
別是有關字音和字義的問題，似有專門論述的必要。對於古文字的考釋，書中只作為一般方法加以介紹，還沒有將它提高到古文字學核心的重要地位。“戰國文字”雖然首次以教材的
形式出現，但對其特殊性尚缺乏充分的闡明。凡此種種，都是今後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古文字學”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字學系列課”中的一門選修課（此外還有文字學、漢字源流和《說文》研究等）。現在，中山大學出版社根據國家教委文科教材會議的精神，決定將陳煒湛、唐鈺明同志編著的《古文字學綱要》公開出版；這不但可應兄弟院校選用教材的急需，也是我校文科系列教材建設的一項有意義的嘗試。我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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