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谢灵运诗歌从整体结构而言，往往先作出游，次写见闻，末尾谈玄说理，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这种以叙事——写景——说理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使谢诗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至于形成这种程式化结构的原因，可以说与谢灵运山水审美意识上的局限有关。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当他政治失意进而游山玩水时，只是把山水作为一种感观上的刺激，以此掩饰他对权位的热衷。故而他在写景时，并不能真正做到情、景、理三者的完美融合，也无法形成一种完整浑然的意境。
21．简述从陶渊明到谢灵运，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沈德潜曾将谢灵运诗歌与陶渊明诗歌作过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涛胜人正在排。”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具体说来，从陶渊明到谢灵运，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火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而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和“尚巧似”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余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如果说陶诗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那么谢诗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而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谢诗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陶渊明的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但平淡之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与人格，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则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因而他笔下的物象，就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他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描尽水态，而且写来也鲜丽清新、自然可爱。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2．简述鲍照诗歌的内容和艺术风格。
答：鲍照出身寒微，却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才士。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但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其诗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备遭压抑的痛苦，其中充满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如《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首四句情绪慷慨，激愤难抑，他拔剑击柱，仰天长叹，悲愤满怀，因为有志难伸；中六句以轻松的口吻表现罢官后的天伦之乐，在轻松的背后，隐含着失志后无可奈何的悲哀；末二句故作旷达之语，既有孤寒之士的人生隐痛，也有讽刺权贵的意味。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出身贫寒而又沉沦下僚的鲍照，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和更深刻的感受，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深刻的反映。这些诗歌也同样传达出寒士们慷慨不平的呼声。二、描写边塞战争、反映征夫戍卒的生活，其中也渗透着诗人自己的慷慨不平。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表现将士们誓死报国的决心和诗人建功立业的愿望，与梗概多气的建安诗风颇为接近。三、描写游子、思妇和弃妇的诗，在鲍照的诗中也占相当的比例。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哀怨凄怆，细致感人，如《拟行路难》其十三描写思念家人故乡的情怀，其十二则描写了思妇对游子的思念。四、反映统治者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疾苦，在鲍照的诗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拟古》其六就具有代表性。
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但在当时却被目为“险俗”或“险急”。首先，从诗歌的思想内容与情调来看，鲍照以寒士的身份抒发了贫寒之士的强烈呼声，表现为昂扬激越之情、慷慨不平之气和难以抑制的怨愤。他描写边塞战争、征夫戍卒以及游子、思妇和弃妇的生活，反映普通百姓及不幸家庭的悲哀；同情百姓的疾苦，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和官僚政治的腐朽等，都是很有特色的。其次，从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风格特征等方面来看，鲍照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多得益于汉魏乐府和南朝民歌的艺术经验。鲍照现存的二百首诗中乐府占八十多首，其中有三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有的是学习汉魏乐府。有的是学习南朝民歌。学习民歌，在当时曾被文坛盟主颜延之等人轻视，鲍诗也被视为“俗”。鲍照在这些俗体调的诗中，又以跳荡雄肆、酣畅淋漓的笔力，“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尽情发泄孤寒之士慷慨不平的激愤之情，因而被视为“险”或“险急”。他的诗以凌厉之势和“发唱惊挺”的独特魅力，不仅在当时标举独出，征服了同时代的许多读者和诗人，而且也深得后代诗人与诗论家的赞许。鲍照诗歌俊逸豪放、奇矫凌厉的艺术风格在中国诗史上有着突出地位。
23．简述鲍照对七言诗发展的贡献。
答：鲍照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对七言诗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自他之后，七言体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日益繁荣起来。
首先，鲍照大胆采用这种一般文人视为鄙俗的形式，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在鲍照以前，七言诗虽有完整之作，如曹丕的《燕歌行》，但是曹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作七言诗的并不多，且为大家所轻视，西晋时傅玄作七言诗，还说七言是“体小而俗”，与鲍照同时的汤惠休作七言，被颜延之讥为“委巷中歌谣”。在七言为当时人所轻视的时候，鲍照独大力作此类诗，这在当时是颇有胆识的。
其次，他的七言诗打破了原来七言诗句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的缺点，以七言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形成具有新创特点的七言歌行。这种七言形式，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注重气骨，命意奇警，崇尚奔放美，与诗人激荡不平的情感相统一，因而极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其七言乐府《拟行路难》十八首，代表了盛唐七言乐府歌行之前的最高成就。鲍照大胆变革，改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而且创造性地自由换韵，为七言体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鲍照的大胆革新使七言诗体大大发展，直接影响到唐代七言歌行的创作。
24．简述永明体的产生过程和主要代表人物。
答：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间，故又称“永明体”。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这反映了诗歌从比较自由的自然声韵发展到讲究格律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在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南史•沈约传》载沈约撰《四声谱》，一般认为是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后人所记述的“八病”。同时，沈约的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钟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来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此外，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谢胱，是齐梁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常常在诗中表现仕宦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对后来唐诗的繁荣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另一位积极参与创制“永明体”的王融，也是颇有才华的诗人，其诗歌清新自然、流畅而有韵致。在南朝作家中，范云、江淹、何逊、吴均、阴铿等人，都深受“永明体”的影响，而其中诗歌成就较为突出的，则是梁朝的何逊和陈朝的阴铿。何逊的诗歌在艺术形式和技巧等方面的有益探索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为律诗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阴铿的诗善于锻炼字句，对仗工整，讲究声律，很多作品都可视为唐代五律的滥觞。
25．请简要分析一下应如何评价永明体。
答：“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如有“四声八病”之说，强调诗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明体诗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声律，合理地调配运用诗歌的音节，使之具有和谐流畅的音韵美．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要求过分苛细，则势必会带来一定的弊病。永明体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繁琐并十分严格的，这无疑会给诗歌创作带来一些弊病，前人已多有指出。
然而前人的评价，一般只是充分注意了永明体给诗坛带来的消极因素的一面。而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永明体的诗人不乏优秀之作，而且后来格律诗的成熟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那样辉煌。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时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经过许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永明体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当然，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再加上声病的限制，也产生“文贵形似”之偏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之弊。不过他们的优秀之作，毕竟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涛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辞赋、骈文以及后来的词、曲等文学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即使有人对“永明体”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给予客观恰当的评价。
26．简答“大谢”、“小谢”山水诗的特色。
答：晋宋之交，我国古代诗坛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玄言诗的消失，山水诗的兴起，正如《文心雕龙•明诗》所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诗人，世称“大谢”；其族人谢胱，受谢灵运的影响较大，现存的优秀诗篇也大都是山水诗，世称“小谢”。二谢均以描写自然山水景物著称于世，但又各具特色。
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家，才学出众，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但他生活在刘宋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屡遭贬谪，便心怀愤恨。为了排遣政治上的不满情绪，谢灵运纵情山水，肆意邀游，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因此，他的山水诗都带有孤清、闲适的情调，采用哲理典故来言情述志，表达了他对刘宋王朝的对抗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谢灵运的山水诗，崇尚声色，“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登池上楼》是其代表作。然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多数不能做到情景交融和意境完整，又由于过分追求修饰，以致词藻堆砌多，玄言词句多，往往有句无篇，且结构多半用“叙事一写景一说理”的章法，使人读起来感觉呆滞、单调。
谢胱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其代表作。作为“永明体”的积极参与者，谢眺还将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因此他的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蕴含着深长细微的诗思与情致。谢胱的山水诗虽然较少繁芜词句和玄言成分，但由于他情趣单调，一味追求声韵。在有些篇什里存在着钟嵘所说的“篇末多踬，此意锐而才弱”的缺点。
27．简答“宫体诗”的内涵及其意义。
答：“宫体”之称，始于梁简文帝时，指萧纲及其周围文士所写的诗歌，全称应为“东宫新体诗”，代表作家有萧纲、徐陵父子、庾信父子、陈后主、江总等人。其产生是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结果，是永明体的进一步发展。就其内容而言，宫体诗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其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同对器物的审美观照的心理是一样的，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也包括对爱情心理的细腻刻画。这类诗歌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因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宫体诗中有少数作品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等。此外，咏物之作在宫体诗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如萧纲《咏云》、《咏藤》纤细地描摹物形物态，显得琐屑而无生气。
然而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其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胱、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虽是批评的口吻，但也说明宫体诗在格律化方面比沈约等人的永明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萧纲的《采菱曲》、徐摘的《咏笔》已基本合律，这类诗在宫体诗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宫体诗语言的风华流丽、对仗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28．试论庾信前后期创作的不同及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
答：庾信的一生，以四十二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对他的创作杜甫曾评价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由此可见庾信创作的诗文前后期是迥然不同的。
庾信早年仕于梁朝，完全是一个宫廷的文学仕臣，与徐陵才学向埒，为文并重绮艳，影响甚大，形成了一派新的诗风，世称“徐庾体”。这一时期，庾信的诗文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但他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为后期的创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庾信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因梁亡被迫仕于北朝。因此他后期的作品主要是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乡关之思和屡遭离乱的身世之感，创作风格也一变而为沉郁、苍凉。而且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杜甫在《咏怀古迹》中也评论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充分肯定了他晚年作品的价值。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一位集大成的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同类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体裁方面，他诗、赋、文皆工。在风格和技巧方面，他融南北文学之长．至后期而臻于老成，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同时，他把南方的文学技巧带到北方，其作品深受北方文人喜爱，人们竞相学习，据《北史•庾信传》记载“当时后进竟当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小传诵”，这样就促进了南北丈风的融和，推动了北方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也受到唐代作家的推崇与模仿。
29．齐梁时期，文学的“新变”意识更加突出，请简答其主要表现。
答：齐梁时期，文学的“新变”意识更加突出，对于文章体貌深有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永明声律说兴起。《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胱、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其“新变”的意义是揭示四声协调的规则，并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上，从而变以往自然的巧合为人工的声律，开启诗文格律化的道路。永明声律说对诗体转变的影响很大，形成了所谓“永明体”，同时对文章的韵律之美也起着强化作用。文章写作更注重声调谐和之美。
二是文笔之辨的深入。对于文笔的辨别，发生于宋齐时期。颜延之认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他肯定了“笔”的文学性，反映了文学的自觉意识。至于文与笔如何区分，刘勰认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但随着宋齐以来美文的衍化，原来无韵的文体也或多或少地显出韵律上的经营，笔与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梁时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重新提出对“文”的界定：“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追究“文”的实质，对原来文笔之辨的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
三是不拘常体的呼声。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本人在创作上也有探求新变的具体实践，这种意识也是以齐梁文学较善于创变为背景的。
30．简述中国小说的起源。
答：“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与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不完全相同。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此外，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们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则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从简略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胡应麟称后者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其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不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子部小说家类和史部杂传类缺少严格的区别，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
31．简答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主要内容及影响。
答：志怪小说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足其兴盛的土壤。可以说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得以流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具体说来，首先，受佛教中佛经故事的影响，由于印度思想的输入，佛教大行，翻译的佛经很多，鬼神奇异之谈杂出，使志怪小说发达起来。其次，受巫和方士的影响，鲁迅谈到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和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止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因而，中印两国的鬼怪都合于小说里，使志怪小说发达起来。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等。三、佛法灵异，如颜之推的《冤魂志》。志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r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
32．试述《世说新语》的内容与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答：《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36门，其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又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具体说来，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如《王子猷居山阴》、《华歆王朗》等。二、崇尚老庄自然，大多篇章描述了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包括士族文人放荡的言行，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淡，如《刘伶病酒》等。三、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如《石崇要客燕集》、《石崇与王恺争豪》等。四、对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斗争、社会风尚、人际关系和文学艺术成就也有所反映。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具体说来，一、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善于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有的篇章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而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后各人的表现。有的篇章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有的篇章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坐!”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二、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既有典雅的辞句，又有生动的口语，善于将语言写得逼似人物身份，使人如闻其声。如《俭啬》篇写司徒王戎的吝啬；《简傲》篇写钟会访嵇康，表现了嵇康傲岸的个性。正如明代胡应膦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世说新语》是记叙轶文隽语的笔记小说和小品文的先驱，对所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模仿者不绝，有梁刘孝标的《续世说》、明何梁俊的《何氏语林》等。《世说新语》的许多故事成为古代诗文中的典故或小说、戏曲的创作素材。如元关汉卿的《玉镜台》、秦简夫的《剪发代宾》等都是从《世说新语》的故事发展而来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植七步成诗等情节也来自《世说新语》。此外。“拾人牙慧”、“一往情深”、“难兄难弟”等成语，也出自《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