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杜甫律诗有着浑融的境界。他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慨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
还有，杜甫律诗有着出神入化的技巧。他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最后，杜甫律诗的重要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精于用字，刻画细微，在其律诗中表现最为精彩。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刘熙载说“少陵炼神”，就是指这一点。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他的自觉追求，正如他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21．试简要评析一下杜甫律诗的代表《登高》。
答：《登高》是杜甫最有名的一首七言律诗，写于他晚年流落夔州之时，是诗人登高有感而作。全诗如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的开首四句，是对登高所见秋景的描绘。这四句诗，一粗一细，一虚一实，通过具体形象写尽了登高所见秋景，为以下悲秋作了准备。诗从颈联开始转入集中抒情，短短的十四个字中含有多层可悲的意思。尾联继续写悲秋，而内容更加侧重眼前，最后写诗人连借酒消愁排遣苦闷都不能做到，更是可愁可恨。
杜甫的这首悲秋诗，不同于文人骚客的无病呻吟，它凝聚着诗人毕生艰难求索而不遇的感喟。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一味哀伤，而是蕴含着悲壮的感情，能使人感受到诗人那种博大的胸怀。
在艺术上，前四句写景，景中含情，后四句即景抒怀。具体说来，诗中将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与滚滚而来的江水联系起来，使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杜甫用了许多在动作上相互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流转之感。
此外，全诗在声律句式上也有着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真是精彩极了。
此诗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中则称“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22．联系作品分析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
答：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其感情基调是悲慨。其中，“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浓度、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集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非顿挫不足以尽之；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或者说，沉郁顿挫即感情特别充沛深厚而又无法一下倾吐出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梗塞其间，几经反复，才终于被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了。
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和他的经历、思想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已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共三段，每段都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可谓“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极具沉郁顿挫之情。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而“幼子饿已卒”、“无食致夭折”，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但又没有喷薄而出，接着便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昧。又如《蜀相》一诗，第一联充满向往之情，感情是激昂向上的；第二联充满了荒凉之感，感情突转为悲伤向下；第三联充满了景仰之情，感情再次昂扬向上；第四联充满了凭吊之悲，感情又跌入沉痛，几经反复，一颗英雄惜英雄的沉郁之心，被表达得极为顿挫有致，《北征》、《洗兵马》、《秋兴八首》等也都是这样的例子。
23．简述杜甫诗歌的地位和影响。
答：杜甫是衔接从盛唐到中唐转变的伟大诗人，他忧国伤时，善于把时代的灾难、民生的涂炭和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用典型事例反映现实，他的诗歌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诗史”。又由于他善于涵古茹今，转益多师，所以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成为一位既集前人大成．又开后人无数法门的诗人。
从广阔的视野说，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次，杜甫集六朝、盛唐诗歌之大成。兼有各种风格。就诗歌传统自身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显然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来自乐府传统；而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他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影响。五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是他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到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而从语言或意象七说，杜甫与前辈诗人也有着各种联系。他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集大成者。
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在晚唐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他在诗史上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24．论述韩愈的文学理论。
答：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不仅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住诗文创作理论上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散文。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是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他反对内容空洞无物、形式雕琢华丽的骈体文，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散文，内容要言之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
二、提出“气盛言宜”说，并且提倡作文时语言上的创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这样就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三、提出的“不平则鸣”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即“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四、追求雄健怪奇的诗歌风格。在诗论上，韩愈提倡追求雄健怪奇的审美风格。他在《调张籍》诗里说“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怪怪奇奇的意象，他评孟郊诗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这些都说明他自己提倡和追求的是矫健怪奇的诗歌风格。
韩愈是当时文坛领袖，同时又是诗文高手，对后代有很大影响。他的文与道关系论，对宋代以至清代一些作家、文论家均有深远影响。“气盛言宜”论、“不平则鸣”论也影响了后代以气论文、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观点。他追求雄奇怪健审美风格的诗论观和创作实践，对宋诗的以议论、才学入诗都产生过影响。
25．简答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及其在诗歌上的创新。
答：韩愈诗歌带有“以文为诗”的特点。首先，他常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写终南山的高峻和景象变幻，连用51个带“或”字的诗句加以铺排描写。可以说，韩愈有意识地以文为诗，追求“非诗之诗”。其次，韩愈构思、想象、意象都很特别，在艺术上蓄意追求恨重、怪奇、险劲的境界。如其《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浞用其韵》，着意搜罗奇语，但因有真情实感贯穿，所以仍然不失诗的感染力。有些诗以丑为美，将生活中的丑陋事物写入诗中，如《答柳柳州食虾蟆》，韩愈常进行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26．简答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
答：唐代的李贺是一个苦吟诗人，他有高度的艺术才华，醉心于浪漫主义，由于刻意的苦吟而追求创新，李贺的诗以奇著称。他的诗歌称为“长吉体”，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在构思与艺术想象上具有独创性，往往超出常人的智力和自然时空的局限，充满神秘色彩。如《梦天》诗的前半部分写瑰丽的月宫仙境景色，扑朔迷离，后半部分突然转而俯览人世的沧桑，构思甚为奇特，想象力惊人。
二、诗歌意象非同寻常，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和怪诞华美的词汇，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异想天开、从未有过的意象。强烈的主观色彩常表现为意象复合的“通感”，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新鲜，化平易为惊险、瑰丽。鲜明瑰丽的意象和丰富的主观色彩，是李贺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代表作如《李凭箜篌引》。
三、“冷艳怪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诗歌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表现出一种悲哀的美。字词上浓妆重墨，经常选择感情强烈或生新拗折的字眼，使用比较特殊的修辞方法，如喜用“啼”、“泣”、“腥”、“酸”、“冷”、“鬼”、“死”等字，使诗歌充满幽冷哀伤的色彩。
四、唯美倾向。他的诗是苦闷的象征，其直观幻想和描写，在艺术修辞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李贺诗在构思、意象、遣词、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瑰丽、冷艳的浪漫风格，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独树一帜。
27．论述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答：白居易是中庸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论著作是《与元九书》。
一、诗歌创作主张“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在《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
二、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三、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即内容，为最重要。
四、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自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他要求诗歌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否定了诗歌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藉，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歌必然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不能不说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28．试分析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答：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边事、宫女诸多方面，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
如果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成就显然高出许多。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其一，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琅琅上口；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含蓄而切当。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又如《井底引银瓶》最后的议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气氛，引发读者的深切同情。
当然，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涛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如《七德舞》、《法曲歌》、《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涛作不够精炼含蕴。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
29．试答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背景。
答：唐代古文的发展，兴起于武则天统治时期，陈子昂为其先驱；发展于安史之乱前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作出了重要努力；繁荣于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为其领袖；衰微于晚唐，杜牧、孙樵、罗隐等为其余响。
一、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年间的所谓“小中兴”时期。但社会矛盾并未真正缓和。一部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深刻感受到社会的矛盾与危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迫切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
二、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复古思潮成为古文运动的推动力量和指导思想。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是以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
三、从古文自身发展的情况看，古今文体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代已经开始，后经“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力主恢复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出一大批倡导古文的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
四、形成了教化中心说和完整的道统文学理论。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萧颖士、柳冕等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这对韩柳古文运动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30．简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答：韩愈、柳宗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是支配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基本理念。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愈、柳宗元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他们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采取重道亦重文的态度。
二、陈言务去。韩愈提出“唯陈言之务去”和“词必己出”的主张。韩愈认为学习占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在文章体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他指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可以认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及韩愈，但也一再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
三、文从字顺。韩愈提出“文从字顺”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在“言”与“文”的接近与统一上进了一大步，使语言的革新获得成功。赵翼也在《瓯北诗话》说：“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浑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
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艾的普遍原则，即“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由此出发，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与韩愈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地尽兴抒发。
上述古文理论，在韩、柳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除写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外，还将真性情的穷苦愁恩之声写入文章中，变“笔”为“文”，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创造出上继三代两汉古文、以奇句单行为主的新文体，以及与这种文体相适应的多种艺术表现方法，从而使散文在文学价值上压倒了骈文，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奠定了此后散文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31．韩愈、柳宗元在散体文创作上的开拓。
答：韩愈、柳宗元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首先，从辞采来说，韩愈、柳宗元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其次，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韩愈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等等。柳宗元也力主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再次．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二、韩愈、柳宗元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的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心悸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椎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