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歌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读者，也就远离了小说的本义。大众，就是小说的‘大圈子’。”“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将小说看作是“面向大众的艺术”，他们以各自对自己所生存的工厂生活乡镇社会的熟识，去描述工人、农民、车间主任、乡镇干部这些平凡普通人们的人生故事，以他们与这些普通人同甘共苦的心态，去描写他们的痛苦与欢乐，表现他们的希冀与追求，不作居高临下的伦理教诲，而以平朴真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不作横眉冷目的道义指责，而以平平实实的社会现实的描述，对下层社会平凡普通人们的关心与情，对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同甘共苦生活的描写与展示，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平民意识和平民色彩。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再没有了蒋子龙《乔厂长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的昂扬色彩英雄气概，有的只是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厂长、车间主任，有的只是为了生存而努力挣扎的平民百姓，有的只是干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分享艰维，作品充满了阴郁色彩平民意味。何申的《村民组长》中的村民组长黄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带领长林一组的村民们奔小康。韦晓光的《摘贫帽》中的地区摘贫工作组进驻斋田乡，与乡民们共同奋斗努力摘贫。刘醒龙的《路上有雪》中的乡党委书记安乐费尽心机，全和团结村干部努力改变乡村面貌。“新现实主义”小说摆脱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创作以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关心描写下层百姓生活的平民意识，使小说创作真切地反映平民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使小说创作不再只是成为作家个人生活和内心情感的录写与宣泄，从而使小说创作赢得了大众。
刘醒龙在《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一文中说：“充盈是从‘现实主义’中区分现时主义的重要标准。在充盈之中是生命，是世界，是一个人的灵魂和血肉，是对生活的公允，是对艺术的实在和平静。”“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表现的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坚持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以客观朴实的写实手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现实，无论改革途中的艰难与曲折（关仁山《大雪无乡》、刘醒龙《菩提醉了》、韦晓光《摘贫帽》），还是经济困境中的磨难与挣扎（谈歌《大厂》、何申《穷县》、刘醒龙《分享艰难》）；无论是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刘醒龙《伤心苹果》、关仁山《太极地》、何申，年前年后）），还是基层干部的鱼肉乡民横行霸道（何申《信访办主任》、阙迪伟《乡村行动》、彭瑞高《本乡有案》），“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都毫不掩饰地予以生动地描写。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曲折命运，我们从中可以见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解放初期的文学创作，翻身解放的豪气和强烈的政治热情，笼罩与掩盖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内核，使创作溢出浓郁的浪漫气息虚幻色彩。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的批判，使“写真实”、“干预生活”等现实主义精神遭到了否定。1959年“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使文学创作进一步走向脱离生活粉饰现实的歧途。六十年代对邵全麟“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批判，使现实主义复归的局面遭到了抑制和打击，百“文化大革命”中提倡“三突出”“高、大、全”的“阴谋文学”横行，现实主义的传统被彻底否定了。文学新时期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努力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但是或多或少难以摆脱解放以来现实主义遭到扼制歪曲的阴影，或努力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或着决描写诗情画意的理想，或努力突出作品的史诗色彩，或着力勾勒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刘震云认为：“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洗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也是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如果在现实中一定撞得头破血流。”“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延续了新写实小说的写实手法，以对转型期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以对经济大潮中处于困境中人们的复杂关系的平实描写，使九十年代文坛涌动着现实主义的浪潮。
2．在肯定“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成就与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描写，却常常热衷于对故事过程的平实叙写中，缺少对所写故事的理性思考，缺少对题材的提炼与开掘，因此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何申就曾经说：“……似我这样业余写作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支研究文学中较深的内容，只是肚子里有不少老杂事，写出来哪怕是给人们提供点素材，终归也是件有益的工作。”由于“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瞩目于反映当下的生活，由于所描述的生活缺乏积淀，由于对所描写的题材缺乏深思和开掘，作家们只是将所发生的故事按照顺序原原本本写来，常常所描写之事显得琐碎而平消炎 ，呈现出是璞而非玉的素材意味。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下层人们普通百姓的生活的描写，在描写处于经济困境中人们的挣扎与奋斗时，努力写出基层干部与民众的分享艰难，使作品洋溢着平民色彩。但是不少作品仅将立足点置于如何摆脱经济的困境，将经济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准则，而忽略了对道德伦理的规范与评判，这常常使作品远离了善和美，而呈现出对恶与丑的姑息和纵容。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书记孔太平，为了“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从而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百般姑息纵容“占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养殖场场长洪塔山，因为“养殖场一垮，全镇财政一瘫痪，自己的政治前途了就终结了。”他想方设法从派出所里弄出因嫖妓被抓的几个客户，他费尽心机通过关系把检举洪塔山的材料从检察院抽走，他将放狗咬伤舅舅而被关的洪塔山保出，他还有意让洪塔山当上县人大代表，甚至洪塔山强奸了他的表妹，他却忍辱劝说舅舅放过了洪塔山。孔太平这种为了自己职位的升迁而对作恶多端的洪塔山的姑息纵容，抛开了一切道德伦理、礼仪廉耻和人格人性，令人难以接受。谈歌的《大厂》中的厂和吕建国，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被公安局抓了，他找关系拉公安局陈局长上鸿宾楼聚宴，为了郑主任与厂里一千多万元的合同，吕建国苦苦哀求公安局放人。谈歌《年底》中的刘厂长在明星宾馆包了一层楼召开定货会，想尽办法讨好客户，甚至以厂办公室女招待小李同意嫁给客户瘳主任的傻儿子的代价，定下了一千万元的合同。彭瑞高《本乡有案》中的塔城乡副乡长唐政，乡长苗志高因嫖妓被抓，唐政就去县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等四处活动，想方设法要把苗乡长弄出来。甚至苗乡长想吃老同兴的面，副乡长唐政就去店里买了面，亲自给关在拘留所的苗乡长端去。这些作品中的人们，大多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而费尽心机，置伦理道德礼仪廉耻于不顾，违心地拜倒在这些腰缠万贯颐指气使的场工、客户们的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而作家们又大多对作品中主人公的这种作为抱容忍体谅甚至赞同的态度，使作品脱离了美与善。
人们曾经将现实主义称作“无边的现实主义”这大概是因为现实主义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发展中不断有着探索与变化。“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创作内容的丰富生动，却忽略艺术形式的探索追求，无论是刘醒龙，还是关仁山，无论是谈歌，还是何申，他们几乎都以相似的笔调、相近的构思叙写故事，关注故事过程的顺时序的叙述，而不在意于作品结构的精心营构，关注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而忽略人物内心灵魂的勾画，关注语言的平实流畅，而无意于语言的精雕细琢，使他们的创作缺乏鲜明的个性，以至于若将作者的名字掩去，读者几乎难以分辨某篇作品出自哪位作家之手。这种忽略小说创作艺术形式和技巧的探索与追求，显然了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不足。针对人们对“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不足，刘醒龙反驳说：“……因此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要内容。……在鲁迅和张承志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宁要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作爱有两种，一种用思想和灵魂写作，一种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前者注重形式，后者注重内容。鲁迅和张承志是属于后者。”刘醒龙在此混淆了生活的形式与艺术的形式之区别，主观地认为鲁迅与张承志是“宁要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记得茅盾在《读<呐喊>》一文中曾说：“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刘醒龙这种与事实相悖的辩驳，显然不能说明问题。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生活，关注与描写平民百姓生活中溢出浓郁出浓郁的平民意识，以客观写实的手表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推崇等，都使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生活素材的缺少深入思考与开掘，对道德伦理的忽略与漠视，对艺术形式的缺乏追求与探索，又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难以掩饰的不足与遗憾。
第六节  九十年代“新”小说概述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以文学刊物举旗帜打旗号似乎成为文学创作中一种突出的现象，《钟山》的“新写实”、《北京文学》的“新体验”、《上海文学》的“新市民”、《特区文学》的“新都市”、《钟山》的“新状态”、《上海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又称“现实主义冲击波”）等，还有“新历史”、“新乡土”、“新表象”、“新新闻”、“新笔记”等等，这些以“新”字号为标榜的形形色色旗帜的树起，虽然体现了进入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中刊物的生存策略，但也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与小说创作的繁荣。虽然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存色彩斑斓的面貌，但细细审视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历程，检视进入九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对于总结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对于跨入新的世纪不无意义。
1．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化的色彩。以“新市民小说”创作享誉九十年代文坛的邱华栋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那些在九十年代之前去寻找理想和价值杠杆的作家们。”文学新时期初的小说家们，大多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进行创作，或自觉地承担着对民众寻进启蒙的启蒙者的职责，或自然地表示出担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真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寻找远大理想、强调高尚情操、追求精神价值、突出人格力量，成为理性化创作的基本内涵。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虽然还有被人称为激进理想主义的张承志、温和理想主义的韩少功、平民理想主义的梁晓声，但是大多数小说家都不再承担启蒙者的职责和代言人的角色，他们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现实化’过程中”。1988年刘恒在谈到他自己的小说《四条汉子》时就反对小说创作“讲究文化，讲究人类，讲究忧患意识”，“认为小说是一种更大众化更直截了当的精神领域，深奥和神秘有违它的本性”。九十年代大多数的小说家们不再一味追求崇高和深刻，有时甚至“躲避崇高”、“回避深刻”，不再执著地追求理想，而是努力面对现实，他们更多地注重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注重对丰富的人生的叙述与坦现，不管其是崇高还是卑劣，无论其是深奥还是浅薄，他们不再努力去作道德伦理的教诲与评判，他们不再努力去追求思想的深刻、境界的高远，而是实实在在地写下他们感受过体验过的生活。范小青说：“我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没能力也没欲望干预生活，所以干脆放弃思想，写生活本身，写存在，不批判，不歌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评价。”方方的《落日》中，丁太守寡含辛茹苦将如虎、如龙兄弟俩拉扯大，他们却将得病未死的母亲送进了火葬场；邱华栋的《眼睛的盛宴》里，戏剧学院毕业的男大学生居然到大宾馆里作面首陪有钱的老女人跳舞聊天；陈丹燕的《女友间》中，为挚友安安布置新房的小敏竟然与朋友的丈夫同床共枕；朱文的《我爱美元》里，父亲出差特意来探望儿子，儿子竟然千方百计带父亲去寻花问柳。作家们极为客观平静地写下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故事种种人生，不作任何褒贬评断，无论是卑劣丑陋，不管是否有悖伦理道德，他们常常把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突出个体存在和自我意识，强调欲望的合理性，承认面对困境的无奈，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充满了非理性化的色彩。刘震云直截了当地说：“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理性应体现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母国政撰文题目就为《回避“深刻”》，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就努力消解深度模式与历史意义。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使小说创作从先前的过于瞩目于意识形态的制约中走出，摆脱了空泛的理想主义的追求，脱离了“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二元对立的模式，更加注重写出灵肉合一真实可信的人物，更加注重写出原色原味不加掩饰的生活，使小说创作更加贴近现实人生。
2．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生活化的倾向。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大多不再一味关注作品思想的深刻与否、故事的生动与否，而是执著地努力把真实丰厚的生活与庸常人生展示给读者，不努力去追求形而上的意味，而全力描述形而下的生活。刘震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努力泡在生活的原汁原汤里，不矫情不造作，执意将生活的原初状态写出，不再片面地遵循艺术创作高于生活的准则，而更看重小说创作源于生活的原色魅力。范小青就曾认为：“过去强调的是艺术真实，现在则强调生活真实，比过去的真实更进了一步。”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展示生活的原初色彩，重生活而不重故事，重细节而不重情节，常常在顺时序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中，在琐碎而生动的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中，展示出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人生。新体验小说强调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的亲历性，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点。文学创作强调“它对生活的鲜活状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保持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追求个人化的写作过程中，努力把作家自我的生活状况态、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回归自身参与当下，甚至超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被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关注的是当下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现实关系，但是在他们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善’‘恶’的共生与分享”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刘醒龙所说的“对生活他宁愿保持一份模糊与朦胧的认知境界”。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使当代小说创作走出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关注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偏向，和寻根文学创作的寻觅历史文化之根而忽略当下的倾向，使文学创作回到人们所关心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小说创作与人们的生活现实贴得更近了，与读者靠得更近了。
3．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展示出一种平民化的追求。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军事文学、历史小说创作中，都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先锋小说等创作则带着一种浓郁的贵族化意味。步入九十年代以后，从新写小说创作开始，小说家们的创作就显示出鲜明的平民化的追求。作家们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观照生活，不再以民众代言人的视角叙写人生，而大多以平民化的眼光和心态去描写生活、展现人生，常常将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叙写出来。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甚至隐姓埋名以车夫、病人、厨师等平民身份去亲历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他们的创作力图“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描写板爷儿、打工仔、丧葬工、医院里的濒死者、小酒店里的酒客、换房站里的换房人的生活，把视角与情感都置于这些平民们一边，真实地写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被称为“游走的一代”的小说创作，放弃了社会代言的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故事的叙写，不再作为精英身份叙事，而作为平民身份写作。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分享艰难》、《大厂》、《车间》等作品，也都在写出社会转型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时，努力写出平凡而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渐渐走向底层，进入民间角色，他们关注着底层人民的命运，分享艰难”。在表现出生活艰难的同时，体现作家对底层人们艰难生活的思考。九十年代小说的平民化追求，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更加贴近民众平易近人，更加关注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存，更加关心社会变动中老百姓的所思所想，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使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摆脱了八十年代的英雄化、贵族化的倾向，向文学的大众化迈进了一步。
4．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展示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风貌。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然而解放以后的现实主义却是命运唯艰，从五十年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到六十年代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到文革以后的“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论”，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艰难。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成为一个文学的实验场，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感觉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于中国文坛，追求创新、看好实验几乎成为八十年代文坛的共同倾向，现实主义过时了的舆论也不时泛起。步入九十年代以后，从新写实小说创作开始，中国文坛总体上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大回归，虽然不似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味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虽然作家们纷纷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但是注重客观逼真地描写生活，强调细节的真实，成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共性，展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采。提到新写实小说，王干认为：“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延续，靠近人生，靠近生活，是一种进化。”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塑造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新体验小说创作注重创作的亲历性与纪实性的真实，努力与现实生活贴近，他们提出创作的亲历性、真实性、非陌生感，表现出创作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更是贴近社会靠近人生，在描述复杂的现实关系的同时，努力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在对于现实关系的描写与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格局方面，有了比之传统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更为新鲜的笔触”。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在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规范中，并不排斥对其它艺术方式的借鉴和接受，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特征。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风貌，使创作摆脱了八十年代创作对现实的疏离、和对于创作形式的刻意追求而忽视创作的内容，使小说创作更加关注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丰富复杂的人生，使小说创作与时代紧紧相连、与社会息息相关、与人民的生存和运命血肉相连，显示了现实主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也为现实主义的更新和拓燕尾服开辟了道路。
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新”字号的旗帜下，总体上呈现出非理性化的色彩、生活化的倾向、平民化的追求、现实主义的风貌，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新”字号的旗帜下的九十年代文学创作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躲避崇高和回避深刻，往往使创作只注意生活的表象，缺乏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创作常常缺乏理性思考，对所描写的生活不作任何道德伦理的评判，却有时使作品成为“恶与丑”的展示与炫耀。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在追求写出生活的原色与丰厚中，却常常忽略了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与提炼，事无巨细不作分辨都写入小说之中，在关注生活的原汁原味中，有时却忽视了作品的精心结构，使写进作品中的生活更加显得琐碎，注重写作的个人化，却常常将虽具有个人化色彩的生活细节、却无甚意义的鸡零狗碎的事件或细节堆在作品中，甚至把个人的私生活、个人的隐私写入作品中，使作品几乎成为个人生活的大展览，创作一定程度忽视了对于具有时代色彩、历史意味的重大事件的关注。小说创作的平民化的追求，指作家还原于平民，关心平民的思想和生活，却有时将作家们的思想意识、情感基调降格至普通老百姓的地位，缺乏对所写的平民生活题材的深入思考和开掘，过分强调对于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叙写，又一定程度地忽略了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人们的生活题材，忽略了对于我们的时代中的先进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塑造。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的缺乏细致的构想与结构、深入的推敲和斟酌，显示了创作的过于随意与轻松，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缺少精致作品经典作品。这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与警觉。
 
第十二章  90年代新诗散文
一、90年代新诗述评
90年代，新诗在多种向度上探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多元是新诗在90年代的基本风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广泛的实用主义对物质的追求，诗歌作为一种“贵族”和观念的艺术，很难市场化，诗歌呈现处四面碰壁的尴尬。80年代诗歌的光荣沦为了90年代的流浪汉。
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状态：
诗人队伍分流。一些诗人转写散文、小说，一些下海经商。“先要脱贫，才能脱俗”；
诗歌格局多元并举；
诗歌文体意识进一步强化；
“后新诗潮”（后朦胧诗）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成为90年代诗坛的主力；
诗歌呈现处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价值解构和亵渎，私人化写作成为时尚。
整体讲，90年代诗歌创作是歉收期。
二、90年代散文述评
90年代是散文的繁荣期。散文烙下了文化转型的印记。对现代性的思考和散文自身的现代性问题是90年代散文的重要内涵和特点。
90年代的散文热，主要体现为：一是旧作重刊层出不穷；二是散文刊物增多；三是染指散文者日众；四是读者对散文的高消费。
90年代散文繁荣的原因：一是文学的边缘化中散文所具有的文体优势；二是散文成为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存在方式的首选文体；三是散文最能适应出版的市场化和商业性；四是散文的市民文化性使散文成为市民的主要文学消费品，散文充当了市民的“文化快餐”角色；五是文学的多元审美时代为散文作为自由体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90年代散文的主要类型：
文人散文，以汪曾祺、张中行等为代表。汪曾祺注重散文的闲适传统，把散文作为文人审美化的一种生存方式；
文化散文，以余秋雨为代表，作者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个体的生命来询问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命运，以重温和反思的方式走上“文化苦旅”，重新整合传统的“文明的碎片”，以重新建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文化视野；
学者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
人文散文，以张承志、韩少功等为代表，他们关心当下知识分子的境况和文化命运的思索，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抵抗。
汪曾祺继承了传统散文的闲适、冲淡品格，独抒性灵，以现代生活关注古典情趣和心灵。文字雅洁，少雕饰，行云流水。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后有《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等散文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