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上不断创新以及结构的相互交叉，西方消息写作的结构方式呈现多样化。
4内容可读性
根深蒂固的读者意识。西方记者眼里，更多将包括消息写作在内的新闻写作看做是“新闻制作”，并且这种新闻制作的直接目的是满足读者的新闻消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要用“固定的成见，提供他一个亲切的立足点”
这个“亲切的立足点”首先是生活化的立足点。选择时空距离最近接读者的角度，用通俗、朴实以及人情化、口语化的表述方式来报道事件。
有时又是一种文化的立足点。以缩短事件和读者之间的文化背景距离、知识背景距离。
还是心理的立足点、思想的立足点，也可以是读者关系的某种利益，甚至是人类对某种事物的共同兴趣、共同体验、共同情趣等等。
5语言的规范性
这是西方消息写作的一种内在追求。
美联社在新闻文风改革上更是独树一帜，它在1974年发布的关于文风的规定。后来记者卡彭认为记者应该对自己提出三个问题：1 我是不是已经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其二：我是不是已经尽可能简洁的将意思表达出来了。其三，我是不是已经尽可能用简单的文字将意思表达出来了？
《规范传媒的庭审报道》陈力丹
关于传媒应该如何规范地报道司法审判, 我国制订这方面的文件、行政规章和道德准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例如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 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全国记协1991年制定的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也说得很明白:“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 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 应符合司法程序。”2005年中宣部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案件报道的通知》要求:“不得超越司法程序, 不得违反事实和法律, 不得擅自对案件定性。”
以上的条文说得十分明确，报道法庭审判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对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定性。

所谓新闻报道“超越司法程序”是指，法庭审理还没有进行到最后判决这道程序，传媒抢先对被告定性、定罪或对审理本身发表评论，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超越了司法程序。
司法和媒体之间存在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丰富内容，对于媒体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而现代媒体所拥有的信息传播力量、广泛社会影响、舆论监督作用，也使得司法机关无法忽视媒体的作用。

一、问题提出: 媒介是否会影响司法审判
新闻法专家魏永征教授说：“媒介是不是会影响司法审判？这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中国新闻媒介对法院审判的影响是一件公认的事实。美国人Benjamin在他的Media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一文中指出这种影响有公开报道、内参、群工部工作和记者活动等途径。
媒介审判，最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它的历史沿革是：法律审判实行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之前就对案件或者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我国新闻法学界一般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量刑及胜诉或败诉的结论（魏永征）。
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发生在1954年美国俄亥俄州的“谢帕德案件”，狂热的新闻报道（甚至有的报纸社论质问“为什么不把谢帕德投进监狱”）给刑事被告人谢帕德带来了不该有的12年监禁。1966年，谢帕德案件被重新审理，他被无罪释放。在这以后，美国法律界认为法官有责任保证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不致因为媒体的不利报道而受到危害，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出台了相关规则对媒体的案件报道实施了限制。
我国一些传播学者从西方陪审团制度出发，认为我国并不存在“媒介审判”现象。但是在法律界，这几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问题。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所谓媒介审判，其实就是媒体对司法活动各种不当报道的代名词。
在我国，媒体的不当报道事实上对案件审判产生不良影响，并不是个人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媒介审判的表现）
1 媒体采用“煽情式”的语言对案件进行片面的、夸张的甚至失实的报道，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憎恨以及对案件的关注，从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案例：2001年蒋艳萍贪污事件。在案件庭审阶段，媒体已经用“三湘女巨贪”“不正当男女关系”等做了定性、定罪报道，在法庭还没有判决她行为构成犯罪之前，已经将之认定为犯罪人员。甚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就将她的“犯罪事实”像判决书一样不容置疑的公开传播。有的媒体还用“枪毙的还少了”进行盖棺定论。
2 在案件报道中直接给犯罪嫌疑人冠上“败类”“歹徒”“罪凶”“罪犯”“变态狂”“淫魔”等称呼，并过于简单、主观地“分析报道”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2005年邱兴华杀人案，众多媒体将他的犯罪动机归结为“媳妇受到调戏”，对案件进行“单向度”的炒作。而在法院一审判决中，法庭并没有采纳邱兴华自己所说的这一杀人动机。
3 即使媒体对案件结果的预测和判决结果一致，媒体在案件报道过程中以事实为基准，秉承有理有据、理性客观的原则，这仍然是对审判程序的违反和破坏。这种干预的危害性在于，超越审判程序宣判可能的案件结果，损害了司法权威，不利于在人民心中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4 除了媒体报道不当会对案件审理产生不良影响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媒体舆论影响司法公正，有着中国的国情。新闻媒体在长期时间内我国作为我国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很容易使媒体的言论理解为官方表态，新闻报道产生的舆论压力，不仅作用于司法机关还作用于相应的党政部门。美国人Benjamin曾提出一个论断：中国媒介影响司法的基本模式是媒介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
二、如何解决:遵守国际公认的案件报道的新闻职业规范
在英国，按照传统做法，为防止媒体超越新闻报道权限，对案件审理产生不良影响，在疑犯被捕时，除了姓名、年龄、职业以及被指控的罪名外，一律不准进一步详尽报道，任何证据以及评论意见都不得发表，违法者就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后来做了修改，英国著名法学家、法官丹宁提出，应在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包括新闻自由）之间谋求某种平衡。只有评论造成了“不利于案件审讯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实在的真正的危险”，才可能造成法庭藐视罪。
美国，一般法官以及法院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比如变更审判地点和陪审员（199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审判），推迟审理直到偏见消除，把陪审团和社会隔离起来，严格审核陪审团人选，发布“限制（言论）令”（即限制所有当事人向新闻媒介做有倾向性的陈述和新闻媒介的报道）等。
借鉴国外的经验, 考虑中国的国情, 笔者认为, 我国媒体在案件报道时应该遵循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 客观报道, 谨慎评论, 尊重独立的司法权, 推动司法公正的发展。
一方面, 案件报道应当是全面、平衡、客观的事实, 而不是带有主观倾向、偏袒一方的事实, 更不是作出定性判断。媒体在不侵犯司法独立和不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前提下, 可以对庭审活动进行报道。但“报道”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 报道的应该是客观事实，与“评论”（观点）分开。（不可“夹叙夹议”）
2 报道语言应该合法、理性。（避免用主观色彩强烈的形容词等进行煽情化描写）
3 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或公布审判结果，有被告人不服宣判提出上诉, 或者再判无罪、减刑的情况, 媒体应该即时发布跟踪报道。
另一方面, 关于案件评论应该遵循的原则, 国内法学界和传媒界还存在一些争议, 包括:新闻机构是否可以针对司法活动发表评论、评论发表的时间( 即在哪个诉讼阶段可以对案件发表评论) 、案件评论应当遵循的原则等等。笔者认为:
1 对案件的评论应该区别于报道。
2 一般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发表评论。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的批评性评论，可以作为特殊情况限制在程序违法以及执法作风问题上。
3 评论应该公正、平衡。
4 评论用语合法、理性、善意。
5 尊重法律尊严，谨防侵害法官以及法院的名誉权。根据国际社会的一些共同准则，法官履行职务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享有司法豁免权。我国则没有，也未设置藐视法庭罪。
除了客观报道, 谨慎评论之外, 媒体报道司法活动还有一些国际传媒界公认的职业规范。徐迅律师提出的传媒报道庭审应遵循的十大自律准则, 应该成为媒体记者参与案件报道的“金科玉律”：
1 案件判决前不做定罪、定性报道
2 对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言行不做倾向性评论
3 对案件涉及的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的权益给予特别关切
4 不宜详细报道设计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情
5 不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暗访
6 不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
7 评论一般在判决后进行
8 判决前发表质疑和批评限于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
9 批评性评论应该避免针对法官个人的品行学识
10 不在自己媒体上发表自己涉诉的报道和评论
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就像天平的两端。单独强调某一边的砝码的重要或者轻视另一边，都会使得维护社会公正的天平失衡。现在司法腐败现象很多，社会公正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感较差，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必要的。但是要遵循传媒的职业规范，客观报道和谨慎评论庭审案件，协助司法公正的实现。
《信息公开——通向中西方理解与沟通的道路》单波
由于差异、利益、权力等因素的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很难达成彼此的理解。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只有让自己处在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才能直面世界，形成自由交流、信息互动的开放社会形象，进而才有和国际社会达成理解、沟通的可能性。
很多西方记者是从职业角度报道中国的，他们的认知或认识偏见，主要是由新闻专业主义、注重冲突性和对抗性的新闻价值观、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的。对于此，我们只能用全面、公开的信息传播来消除片面传播。
现代心理学发现，当面对不明确的信息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用和偏见一致的方式做出反应，即使他们有意识的拒绝偏见。
只有充分、确切的事实才可能消除或者减弱偏见。这有赖于信息公开的政策。而信息公开虽然不能迅速、自动的消除或减弱西方媒体的偏见，但是他们却是通向中西理解的起点和基础。
研究归因理论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佩蒂格鲁，指出，人们如果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负面的，当这个人是外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将其行为解释为意愿性（内在的）原因所致；当这个人是内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人们会将其行为解释为条件性（外在的）因素所致。同样的，如果认为是正面的，则相反。
《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单波
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关注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解决问题的能力（problem solving skills）和管理能力（management skills）的培养。
媒介融合时代，赋予这些能力以更丰富的内涵。
1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媒介融合呈现了新的反思对象——“融合文化”。
2在解决问题的方面 , 媒介融合提出了知识与技能多样化，综合化的要求 。
3在管理能力方面，媒介融合不再仅仅要求对于单一类型媒体的管理能力，而是对于媒介平台的综合管理能力。
《舆论监督与企业的危机公关》陈力丹
一、传媒在技术上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自1987年以来，我国发生的上千起新闻官司，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名誉权纠纷展开，据统计，这些涉及媒体的名誉权纠纷中，媒体胜诉率只有37%。与之相比，美国的为91%。
首先，在对多方观点的引用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媒体的做法，为了尽可能真实，报道要忠实的报告事实的全貌，对事件的各方面和各方观点都应该有所关照，以显示至少表面的公平。这一原则在批评报道中尤其显得重要。兼顾第三方和甚至第四方的观点，能更好保护新闻的真实性，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