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媒介”在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中，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介如何从各自独立经营到多种媒介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发布采集上联合行动，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降低新闻生产成本。
“融合新闻”的主要特点是将多种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整合进行，采用多媒体、多渠道的方式来传播新闻。这方面的尝试在美国开始于本世纪初，最早作这项试验的是论坛公司和媒介综合集团。这两家公司都以自己所拥有的并且同在一个地区的报社、电视台和网站为基础，构建了不同类型的“融合新闻”平台。
新闻媒介走向融合发展的实践价值,在于不同类型媒介的联合运作,能够对已经占有的媒介市场起保护作用。比如报纸因为电视、网络媒介等竞争对手的出现，市场不断被侵袭,发行萎缩和广告销量下降在所难免,产品单一、单独运营的报社很难应付市场变化。但在集中和融合的媒介集团中,不同的媒体可以通过生产流程的设计与控制实现资源重整,利用不同类型媒介的介质差异,在新闻信息传播上实现资源共享而又产品各异,化竞争为合作,结果就能联手做大区域市场,并且在这一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
因此，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他强调“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融合媒介”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比如像电子纸这类新介质,甚至今天我们还难以想象的更新一代的媒体。对于这样的新媒体，就不止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而演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新闻生产模式。
在我国现阶段的新闻传播中,各类型媒介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为推进“融合新闻”准备了条件。
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手机短信近年来在政府公共信息发布和新闻传播中的功能越来越引人注意;个人媒体如博客等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经成为习惯，如用计算机辅助报道、手机短信获得新闻线索等。更进一步,传统媒介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途径,直接衍生出了新媒体,如电子报纸、手机报纸、电子杂志、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这些新媒体本身已经是“融合媒介”的成果。
可以说,随着宽带网的普及,“融合新闻”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的主流,传统新闻媒介走向网络化生存是大势所趋。但令人忧虑的是,“融合媒介”目前在我国还面临着行业壁垒和规制障碍。如网络电视兼容了电信网络和广电内容,其发展受来自电信、广电、文化部三部委的共同监管,当电信运营商进入广电领域,行业之间的利益纷争便成为这一新媒体发展的绊脚石,去冬今春在福建、浙江出现的阻击网络电视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此外,我国传媒集团跨地区、跨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因行政区划、行业分割等因素而起的困扰。因此,要真正盘活我国媒介资源,推进“融合媒介”和“融合新闻”,做强做大我国的媒介集团,加大体制改革力度迫在眉睫。
媒介融合发展对新闻资源开发的影响
“融合新闻”,无论是作为媒介组织间的合作,还是作为未来新媒介的新闻生产模式,都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这种变革对于各类型传媒实现新闻资源的深度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所谓“新闻资源”,是指新闻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资源, 具体包括:
1、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媒介所拥有的新闻信息渠道及其产品,包括新闻提供者、新闻合作者、新闻线索、新闻稿件、新闻资料等;
2、新闻环境资源——新闻媒介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为新闻传播活动所提供的资源,具体包括政策环境资源、经济环境资源、文化环境资源等;
3、新闻媒介资源——新闻媒介自身所拥有的新闻传播资源,具体包括资金、人才、设备、技术、载体、品牌、社会关系等;
4、新闻受众资源——新闻媒介的受众对象,包括显在与潜在的媒介消费者,但对新闻传播活动最有价值的主要是事实上已经作为读者、听众、观众存在的社会公众,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广告吸引力依此存在。
新闻媒介融合发展,新闻传播走向“融合新闻”,促使上述开发新闻资源的诸多重要环节发生深刻变化,客观上推动了新闻资源的深度开发。
第一,在“融合媒介”时代,新闻信源结构与新闻传播主体发生的变化拓展了新闻信息资源发现的渠道。新媒介的出现,使普通公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参与新闻传播的能力,他们借助手机、博客、播客、BBS等,发布新闻表达观点。新媒介正在改变大众传播的面貌,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多人、多人对多人的传播网络已经形成,传者受众一体化将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特征。新闻信源、新闻传播控制、信息资源的鉴别等将受到广泛影响。
第二,新闻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发生的变化推进了新闻资源的整合和优化。因为“融合新闻”在本世纪初出现,首先是以媒介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的改变为前提的。如美国媒介综合集团2000年投资四千万美金在佛州坦帕市建造了一座传媒大厦, 取名“坦帕新闻中心”将下属的报纸及其网站、电视台的编辑部门集中起来运行，设立“多媒体新闻总编辑”,统管三类媒介的新闻报道,使三类媒介在新闻采编方面实现了联动。在我国的尝试也已经开始,如河南日报和河南报业网主办《焦点网谈》栏目，每周二、四在报纸上刊登两个整版。
第三,新闻载体性能与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使新闻资源的展示与增值得以更好地实现。
新闻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介主导的单向式变为专业媒介组织与普通公民共同参与的分享式、互动式,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更加紧密地结合与汇流。
这种新格局一方面造成新闻信息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也促成人们对专业媒体组织整合、诠释信息的更多依赖。相对于新媒体而言，在专业人才、传播经验和社会公信力等方面具有优势的传统媒体,更具备诠释新闻的资格和能力。但如果不注意通过与新媒介的融合扩充信息容量、改变新闻传播方式,传统媒体整合加工新闻信息的水平将很难提高。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传播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对新闻传播内容整合加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对内容精准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成为所有新闻媒介面临的新问题。
《将监督地方权力的舆论组织起来》陈力丹
我们常把传媒刊登批评报道视为“舆论监督”，其实不然。就是仅从字面上看，舆论监督也不能等同于传媒的批评报道，尽管两者有很密切的关联。
一、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不是传媒
传媒的职能在于将公众发出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意见（即舆论）表达出来，通过公开（同时即是放大）这些意见，对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促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变。时至今日，各种大众传媒，尤其是以开放性见长的互联网（它的原始功能是通信，现在已具有一定的大众传播性质），成为这种舆论的主要载体。
传媒不是舆论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传媒发起的诸如“报纸批评”、“网络批评”等不是舆论在监督，而是传媒自身通过“监测+ 督察”的方式主动出击，提出问题。这些批评报道可能造成一类舆论源（也可能不能成为舆论源），但它在最初不是舆论，是传媒从业者的意见，形成的传播效果自然不是舆论监督的效果，而是传媒通过自身的报道直接形成的。所谓传媒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只是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说法，不存在正式授权和约定。
二、大众传媒是一种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但是，作为载体的传媒并不是被动的。由于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分散的，舆论监督若要产生监督效果，需要与其他监督方式配合，要拥有广泛的载体，否则舆论的监督产生明显效果颇为困难。分散而无名的公众，其自由表达权受到较多的限制、发声渠道远没有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通畅。这时，传媒若关注到关于某一事实的舆论，就可以发挥自身组织精神力量的能量，调动并迅速放大已有的舆论。
具体来说，存在两种情形：1 通过日常的报道，针对个案的调查性报道以及评论，发挥环境监测作用，让公众了解相关情况，引导公众参与，形成舆论。2 对已经出现的舆论进行报道。
在这两种情形中，传媒都没有直接对客体进行监督，而是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发挥着提升公众的知情程度，组织公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传媒在这里展现的是自身所拥有的、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三、人民网公布“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传媒发挥了自身精神上的组织能量此次排行榜报道
2010 年 4 月 12 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 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这个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这次由人民网发起、各大媒体广泛参与的排名报道，明显地带有推动舆论对地方官员危机处理怠慢进行督促的目的。各报和网站以排名榜为依据，选取表扬或批评的角度，颇为平衡地将话题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传播现象引发我们检讨以往传媒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认知。在较多的我国传媒自称的“舆论监督”事例中，传播者充当了政论家、宣传员和鼓吹者的角色，而公众则充当被传播目标和受众市场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中，公众被视为不成熟的、需要传播者为他们筛选材料的信息接受者，而且筛选的标准常常不是按照新闻价值而是按照传播者的预期目的安排的，传媒揭露问题也只是为了教育群众。这时，由于公众事先不知道关于某个问题的基本信息，自然谈不上形成舆论，真正意义的“舆论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但这一次的排行榜报道，包括各大报纸、网站在内的传媒，摆脱了这种“支配者模式”。
《我国三网融合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石义彬
一、我国进入加快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时期
三网融合不仅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在技术(物理)层面的“三网合一”,而且还包括三网内容的共享互通、业务和服务的相互进入与相互渗透。技术(物理)层面的融合是基础与前提,内容、业务和服务层面的融合是动力与目的,二者缺一不可,统一于三网融合的实践。
目前,实现三网融合还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监管问题。如何进一步放松政策管制和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在破除体制性障碍的同时为三网融合提供政策与法律保障。二是行业融合与竞争问题。由于我国的电信网与广播电视网长期以来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行业利益分割格局明显且力量相差悬殊,对待三网融合的态度亦有所不同,因此,选择何者作为三网融合的主导,如何实现实质性融合和维持适度竞争局面是个大问题。
目前已经推出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和手机电视等较为成熟的融合模式。
二、我国三网融合存在的社会风险
借鉴国外社会学家对“风险”的界定,本研究把社会风险界定为可能引发社会损失或损害的不确定性因素,具体到论题则指的是三网融合可能引发的社会损失或损害。我们在张扬三网融合的正面社会功能的同时,还必须警惕它存在的社会风险。
1 技术层面的社会风险。
三网融合所依赖的技术在三网融合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风险。
首先,技术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是引发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人性异化、道德失控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知识的不完备性与局限性以及技术系统的内在复杂性必然带来社会风险。
第二,三网融合后,三网在技术上将趋于一致。按照现在的设想,到时候“只需要接一根线、付一次费,人们就能打电话、上网、看电视”。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信息发送、传输与获取。但是,它使得人们获取信息服务的替代性渠道萎缩,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人们的信息传播活动。技术的触角变相地延伸至信息传播的各个层次,人们的信息传播活动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技术潜在的社会风险大为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