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内容来自免费考研论坛，请点击查看全文
http://bbs.freekaoyan.com/viewthread.php?tid=222666
五、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1.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官学的改革
（1）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于唐代，到宋代则大大强化。
首先是科举地位的提高。唐代科举还只是为寒门子弟打开取得作官资格的一条门缝而已，取士名额少，取中的还要通过吏部考核才能作官。到宋代，科举及第的进士不仅享有显耀，而且立即就可以作官，而且升官较快，尤其是取中高第者。据统计，宋仁宗一朝共举行13届科举，取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者共39人，后来官职没有达到公卿的，只有5人。这样，科举就成为作官的正途，乃至原来对科举不屑一顾的官僚权贵子弟，凡有文化水平的也热衷于应举了。
其次是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展。宋初每届取士人数与唐代大体相同，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殿试，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此后，每届大体维持在三四百名的录取规模上。
取士规模终究是有限的，对那些多次应试不中者，朝廷又开辟了特奏名的科目，降低考试难度，以予照顾。如果还考不上，等达到足够的年头，一般是经历15届以上的应试后，朝廷就干脆赏给一个相当于科举某种出身的称号。要知道宋代自仁宗以后，科举已确定三年一届，能熬过这么多年，不死也是年老力衰了。所以这种作法可以将读书人毕生束缚在书本中和考场上，不使他们绝望而萌生异志，确实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稳定。
第三是考试内容的改革。有鉴于唐代科举的帖经、墨义完全是考死记硬背儒经，而诗赋考试又与治国实际关系不大，到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帖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改试经义，经义是论述儒经某一内容的小论文，既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理解，又考察考生的文笔水平。为了加强评阅的客观性，王安石还编制了经义式，作为标准格式。不过诗赋毕竟是士大夫文人的基本素养的体现，后来采用诗赋考试还是经义考试几经反复，经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科举考试、取士的比较周密的规章制度，也是在宋代建立的。通过维护科举的公正性、客观性，防止权贵操纵取士，来保证中央集权。主要改进措施如下：
1. 废止门生称谓及公荐制。门生称谓和公荐是唐代科举的旧习，助长了科举的徇私舞弊和官场的拉帮结派，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也不利于政权的巩固。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废止权臣向考官推荐考生的特权，并诏令考生今后不得再呼考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所有考中的进士，都算是天子的门生。
2. 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终决定性考试。在唐武则天时曾一度做过，到宋代开宝六年(973年)正式实行殿试，并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3. 改善考官任用制度。唐代科举考试主考官基本是固定由礼部侍郎担任，这不仅造成了礼部权力的专擅，而且也有利于营私舞弊。宋代实行权知制度，主考官不再由固定的官员担任，而是临时委派，考官在受命之后，要立即进驻贡院，隔绝与外间的联系，称为锁院，这样防止了串通作弊。除主考官之外，还要另行委派若干副考官，称为同知，以加强对考官的监督和相互制约。
4. 对与考官有亲属或其他亲近关系的考生实行别头试，即另行开场考试，考官与考题也另行安排。目的在于制约人情影响。
5. 对试卷实行弥封（糊名）、誊录制度。考生交卷后，先由弥封人员将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再由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原封不动地誊录出来，将誊录的试卷交给阅卷人评阅。这样，阅卷人就无从知道试卷是何人所作，判卷也就比较客观了。
通过上述的调整改革，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和覆盖面，科举考试制度更加成熟健全，进一步加强了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的绝对控制和国家权力部门整体监控的程度，限制了权贵子弟徇私舞弊、朝中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庶族与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跨入仕途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统治阶层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庶族官僚集团，从而为宋代政治和文化教育的运行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但是滥取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并导致教育更多地受到科举的操纵。
（2）学校沦为科举附庸
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三次兴学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就总的格局来看，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仍大体沿用唐制，形成以国子监、太学为核心的中央官学和州县学校为主体的地方官学两大系统。
(一)中央官学
国子监。是国家管理学校的主要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官员七品以上子弟可入国子学，较之唐代有所放宽。国子监北宋前期设判监事二人，总管监事；直讲八人，讲授经术；此外有丞簿和专管刻书之责的书库官和监门官各一人。元丰以后，改设祭酒一人，分掌各项事务。
太学。招收八品官员以下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者，设立后，取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学府，在王安石兴学时太学实行三舍法。太学人数时有增减，最盛时期在崇宁元年，上舍生200人，内舍生600人，外舍生3000人。校舍建筑相当完备。课程内容，基本以《五经》为教材，南宋中期逐渐增入程朱语录及《四书》。太学设博士十人，担负教授经术和训导的责任。考试之法，主要有私试、公试两种。私试一月进行一次，孟月试经义，仲月试论，季月试策，由学官主持；公试一年举行一次，初场考经义，次场考策论。
宋代中央官学尚设有若干专门学校，分别由国子监和各职能部门统辖。
律学。宋初于国子学中置教授法律的博士。熙宁六年(1073年)单独设置，隶属于国子监。入学资格为命官和举人。分断案及律令两科，习古今刑书，新颁条令第。
算学。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建立，隶属于太史局，学生定额210人。入学资格为命官和庶人。学习《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及天文等。此外须兼习一小经，愿修大经者听便。
书学。徽宗时立，由翰林书艺局管辖。习篆、隶、草三体字，兼习《说文》、《尔雅》、《论语》、《孟子》，自愿修习大经。
画学。徽宗时立，由翰林图画局管辖。学生分“士流”与“杂流”。宋代的画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美术专业学校，学生除习绘画外，须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四种书。“士流”须兼选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医学。宋初设立。初属太常寺，神宗时隶属于提举判局。后改属国子监，后又改隶太医局。医学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科的教材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为小经。针、疡二科的教材，除去脉经另增三部针灸经。
武学。仁宗时立，不久即停废。神宗时重又建立。学生以百员为额，习诸家兵法，弓矢骑射等术。南宋亦设武学。
(二)地方官学
宋代地方官学有州(府军监)学和县学两级。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诏诸州、府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崇宁元年(1102年)要求所有州、县一律置学。崇宁三年确定“增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各学教官称教授，州学二人，县学一人。教学内容主要是经义和诗赋。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管理方面稍有改进，主要是：(1)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长官。崇宁二年(1103年)置各路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校，每年前往各州县巡视一次，考查教师之优劣及学生的勤惰。(2)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通令全国各学一律采用“三舍法”，由县学生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3)拨给学田，保障经费。仁宗即位初，即诏赐兖州学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诏诸州给学田以赡士，从而为地方官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
（3） 宋代“兴文教”政策
宋初的统治者强调“文治”，推行了“兴文教”的政策。
1）重视科举，重用士人
2）“三次兴学”，广设学校
3）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4）北宋三次兴学与“三舍法”
第一次兴学：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史称“庆历兴学”。
第一，令州县立学。
第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去掉帖经和墨义，着重策论和经学。
第三，振兴太学。
将胡瑗的“苏湖教学法”引进太学，创立了分科教学以及学科的毕修与选修的制度，体现了对当时教育流于形式的批判。
第二次兴学：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的，史称“熙宁兴学”。
第一，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
第二，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
第三，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第四，编撰《三经新义》 ，作为统一教材。
第三次兴学：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的，史称“崇宁兴学”。
第一，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第二，建立县、州、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
第三，扩建太学。
第四，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画学----中国古代唯一举办过的专门的美术学院。
第五，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
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考检和选拔力求做到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习优劣与对他们的任职、使用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无疑提高了太学的地位。总之，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他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而用对后来元、明、清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平时有品行（“行”）和学业（“艺”）的考察记录，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外舍生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内舍。内舍生，每两年由政府派员与学校会同举行上舍试，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上舍生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接推荐做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王安石的长远目标是逐渐让“三舍法”取代科举考试。
（5）“苏湖教法”
“苏湖教学法”，是胡缓在主持湖州学时创立的一种新的教学制度。
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其内容是在学校内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
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为目标；---明体
治事斋分为治兵、治民、水利、历算等科，旨在培养具有专长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达用
在“苏湖教学法”中，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
（6）积分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 “积分法”作为一种学生学业考核方法,始于宋代,到元代趋于完善。
（7）“五等黜陟法”
考试成绩评定为五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
（8）“监生历事”
监生到监外“历练政事”或称实习历事，这是一项培养官吏的重要措施。此制是洪武年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的需要而创立的，规定凡是在监十余年者，派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诸司教习政事，并考察其勤惰。历练3个月，进行考核，勤谨者送历部备案待选。
（8）社学
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社学属于社会乡里设置的基础学校,虽是官方通令办的,实际上还是群众自办的。
2.书院的发展
（1）书院的产生与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书院始于唐代，当时其性质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唐末五代战乱学者，隐居山林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
宋代书院兴盛：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学校不修，学者求学而又没有适当的求学之所，因而选择了创建书院这种教学形式，来满足世人求学的需要。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作为广大士子提供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
（2）《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宗旨
白鹿洞书院，原为唐后期李勃兄弟隐居读书处。南宋时期朱熹修复，征集图书，筹措经费，并亲任洞主，亲自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和教育宗旨，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育目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治学顺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集儒家经典成语。总的来说，它要人们遵循封建伦理道德。
（3）东林书院与书院讲会
东林书院，由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等复创。其特点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另一特色就是定期举行学术会讲。
讲会制度的历史意义：讲会制度在官学中是没有的，书院通过讲会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为地区性的学术活动，许多学派的学者，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或者与其他学派交流主张，取长补短，这就促进了思想的流动和思想的发展。
（5）诂经精舍
话经精舍和学海堂是清朝后期阮元，先后办于杭州西湖和广州越秀山，其宗旨是追求汉代考据学说。书院重品学轻功名，不习科举应试之学，而以经吏、小学、天文、地理、算学为业；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喜好选择学习内容；注重学生参与研究，对整理、研究、保存文化遗产和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6）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
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1400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沽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7）书院教育的特点
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2）教学形式多样：自学、教师讲授、师生之间的疑难解答、学友之间的相互切磋、讲会。
3）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5）师生关系融洽
书院产生的意义：书院的产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述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另外在办学管理领域也创造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3.私塾与蒙学教材
（1）私塾的发展与种类
私塾为民间私人所办，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主要承担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和封建道德教育。其前身可追溯到汉代的书馆，唐宋时期十分普遍，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由其承担。
种类：(1）宦官和殷实人家聘教师在家中教子弟的家塾；(2）教书先生自办的学馆；(3）私人或社会团体所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义塾；(4）由村民联合聘教师教子弟的村学。
（2）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最早见载的为西周时代的《史擒篇》，《苍颇篇》是秦代蒙学识字读本，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汉代则有影响较大的有《急就篇》。
唐宋是启蒙教材繁荣发展时期，形成丰富的数量与种类：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教材，集识字、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一体，如“三、白、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者：南北朝期间梁朝的周嗣兴）；
训诫类，如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
历史的《蒙求》、《十七史蒙求》；
诗歌类：朱熹的《训蒙诗》、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
特点：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儿童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
4.朱熹的教育思想
（1）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字元晦，生于福建，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他还编撰了很多书籍，其中影响最广、最深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
（2）“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圣人之性清明至善，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
此外，朱熹还认为人心也与人性有关，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道心是被包在人心里面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3）论“大学”和“小学”教育
朱熹，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学事”，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他编写《小学》一书。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要“明理”，就是要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达到“明明德”、“止于至善”的目的。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
（4）“朱子读书法”。
1）循序渐进。
意思：首先，学习的过程应该根据难易知识程度确定次序，其次，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再次，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篇章的顺序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2）熟读精思。
3）虚心涵泳。
意思：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任意发挥。
4 ）切己体察。
意思：读书不仅是要获取知识寻求意理，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自身体养的提高上。
思想体现：儒家提倡“求朱已”的思想体现。
5）着紧用力。
6）居敬持志。
评价：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局限性在于不重视书本与实验的结合。
5.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1）“致良知”与教育作用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以至道德规范，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除掉物欲、邪念，为善去恶，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教育的作用。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
（2）“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
知识和道德增长的教育过程，本质上是帮助“心”展开、发育的过程。教育须如养育婴儿一样，随其发育成熟“渐渐盈科而进”；也如种树，树抽芽、发干、生枝、省也均有其本身规律，“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 说教育的功劳就是随时扩充，掌握住“勿助勿忘”的分寸。
（3）教学内容
“六经”不过是人“心”的展开过程的记载，其作用无非是帮助人明白和发展“心”中的“理”。所以，王守仁认为，读书不能迷信书中的东西，认为“《六经》皆史”而已。
读经的目的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
（4）论儿童教育
王守仁认为儿童阶段人私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抓好。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强调儿童的教育要循序渐进，注意教育活动的多样化。
六、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1.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批评传统的政治和专制主义把学校作为宣传其思想的工具；指出科举束缚人性、废弃学校；批判理学教育，内容上只教文字，方法上只教“习静”，道德上书本至上、不教授实用技艺。提出“实德实才”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讲究治学必须“经世致用”；提出“当务之急，俱宜练习”的社会实用标准，将“役夫之道”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讲究学必著行，把知识转化为行动，反对空谈道德。
2.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1610一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称为南雷先生、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他是中国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开启近代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之先河的启蒙主义教育思想，并同顾炎武开创了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
《学校》(1663)，是黄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学校》原为《明夷待访录》书中的一部分，因其论述了学校的政治作用，历来被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推崇，流传甚广，故其影响自清初至今不衰。《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中年的一部力作。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这部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大成的民主政论名著，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早一个世纪。《明夷》是《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昏主在上，明臣在下面不敢显露其明智，智慧之士处于患难困境。“待访”即期待明君来访，共议天下大事，进行社会改革。《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13个部分，共21篇。它从政治、法律、教育、选官等各个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社会改革理想，阐发民主启蒙思想。《学校》在阐述教育问题时，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设想了一整套限制君权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学校》中，黄宗羲指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君主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3.颜元的教育思想
（1）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实学代表，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
（2）“实德实才”的培养目标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
教育目标的评价：颜元的这种主张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材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社会要求新型的人材，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六斋”与“实学”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为教育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晚年，颜元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规划漳南书院，
书院的六斋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浩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颜元思想总体评价：颜元思想的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分斋教学，这种教育学法不同于“理学”，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六艺”，把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提到了封建教育的内容当中，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这是颜元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最大的贡献
（4）“习行”的教学方法
强调“实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
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
但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具有进步意义。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