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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
1.“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
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活动，奉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十分适合汉初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需要，但是也容易导致放任自流和政府权威的削弱。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统治者已有实力来整顿国政。同时，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确保儒术“独尊”，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设五经博士
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这一措施是“独尊儒术”的集中体现。
建立博士弟子制
博士官因学识渊博，也常常以私人名义授徒讲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公孙弘的建议，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额和选拔标准，并享有官方给予的待遇。这就是博士弟子制，这一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汉代太学的建立。自此，学习儒经者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以儒术取士
汉代自高祖始，就重视选贤任能。武帝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标准上，则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经科则是专取通晓一门儒经的学者。太学生通过考课，通一经者即补为官。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视学制度
君主视学自古有之。汉代帝王对其最高学府太学非常重视，有时亲临太学视察或指令要员视察太学。东汉时皇帝视学成为一种制度。视学时要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要召集博士讲论五经，有时还要考察学生的学业，还要与师生欢聚。为了弘扬儒学，每次视学皇帝还要聚众宣讲。以上诸项措施都为“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质上与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巩固专制统治，但是手段和措施不同。秦始皇以“禁”为主，以暴力做保障，结果是将士人推向对立，丧失了统治基础。汉武帝则以“尊”为主，用功名利禄来诱导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从而将思想统一于适应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其手段显然高出一筹。
　独尊儒术的作用和影响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作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王充曾感叹说：“儒者学，学，儒也。”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2.太学、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达1000人，成帝时发展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 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2）鸿都门学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开设的宫邸学和为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
汉安帝元初六年（１１９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学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荐的 。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此名。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
（3）郡国学
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作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但此项制度并未切实贯彻。汉代地方学校的兴办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仅存虚名而已。
3.察举制度
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吏员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最制度化的是察举，即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
（1）察举制度的创立
汉代选士始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前165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所谓“策问”，就是皇帝就时政中的问题提问，令被荐举者作答。答者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是“对策”。对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冬，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就是在这次贤良对策中被列为上第的。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重选举取士，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冬，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士制度。
（2）察举的科目
察举的科目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
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各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荐举孝廉，平均20万人口荐举1名，不足20万人口的郡隔年或隔两年荐举1名。儒家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可见该科主要选拔德行优良之士，借此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风尚。但德行的考察难度较大，难免名不符实。到东汉中，对各地荐举上来的孝廉，朝廷要进行复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变成了笔试儒家经学或公文写作，以德行为主的选拔标准也就变味了。
察举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可见当时已经重视对有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临时决定，科目开设是随心所欲的，名目众多。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一般在遇到“灾异”或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表对策。对策中皇帝的意，马上就可以作官或升官。所以贤良方正在察举中地位最高。
（3）察举的流弊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从察举最滥的孝廉科着手进行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儒生考以儒家经典，文吏试以奏章律令。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4.董仲舒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等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 “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3）论道德教育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因为它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1）道德教育的内容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2）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强勉行道”；“必仁且智”；“重义轻利”
5.王充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2）关于教育作用与培养目标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论学习
1）学知与闻见 知识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的。
2）思考与求是
3）问难与距师
这是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