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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想国》中的教育观
柏拉图认为，教育和培养是当政者应注意的一件大事。理想国的建立和保持，端赖于教育，一个人得到的培养如果不合适，那么最好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甚至会比差的天赋还要坏。理想国中有公民身份的男女儿童的教育从音乐和讲故事开始，歌词、曲调和故事内容都要经过严格审查，禁止不健康的东西。然后经过2～3年体育训练，锻炼吃苦、耐劳、勇敢等品格。10岁时所有男女孩子都被送到乡下去受教育，除识字、阅读、道德教育外，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20岁时，进行第一次筛选，被挑选出来的青年要能将学过的课程加以综合，以考察他们有无辩证法的天赋。30岁时，根据第一次挑选出来的人在学习、作战和工作中的表现，作第二次筛选并进行考试。被选出的人用五年时间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35岁再放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2,亚里士多德论教育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提到了人形成为人的三个因素，“有三种东西能使人善良而有德行，那就是天性、习惯和理性。首先一个人生来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并且其身心必定有某种特性。但在初生时有些品质虽具有而无用，因为它们可以为习惯所改变，还有些秉赋天然地有待于习惯使之变好或变坏。……只有人类除天性与习惯外，尚有理性。由于天性、习惯和理性不能经常统一，要使它们互相协调并服从于理性，除了通过立法者的力量而外，就寄托于教育。”重视人的天性、在良好的环境和正当的行为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并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使天性和习惯受理性的领导，人就能成为有良好德行的人。在这三个因素中，教育显然有其特殊作用。

亚里士多德关于形成人的三要素的理论，是后世关于遗传、环境和教育的理论的雏形，也是卢梭划分自然教育、事物教育和人为教育的张本。不同的是，卢梭以事物教育和人为教育服从自然教育（天性），亚里士多德则坚持天性、习惯服从于理性的指导。

亚里士多德在高度评价教育的作用时，并不认为教育在人的形成中的力量是万能的。教育并不能使那些天性卑劣而又在不良环境中养成了坏习惯的人服从理性的领导。对于拒不服从理性领导的不可救药的人，强制和惩罚是必要的。因此必须建立公共生活的正确制度，有良好的立法和法律知识的教育，“如一个青年人不是在正确的法律下成长的话，很难把他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为节制、艰苦的生活是不为大多数人所喜欢的，特别是对青年人。所以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在变成习惯以后，就不再痛苦了。”对于拒不接受教育的人，“痛苦应该作为最使人迷恋的快乐的抵消物而出现。”这就是说，只有当法制、良好的环境影响、正确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形成合力时，人才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3,西塞罗关于雄辩家的培养方法
西塞罗认为，在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中，练习应占重要地位，练习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强调，练习是使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西塞罗指出，练习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练习法是模拟演说。这种方法是指，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讲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
按照西塞罗的意见，在各种练习中，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演说词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富有韵律。这些只有通过演说词的写作练习才能得到。写作的练习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效果。这是西塞罗本人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经验。


4,培根论教育
培根立志把整个人类知识全部加以改造、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以便加以传播。他曾起草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大纲，几乎包括了科学知识以及新技术的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了宗教神学的地位。这个新的科学体系对后来学校课程的科学化影响很大。17世纪夸美纽斯和洛克重视实用的课程体系，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们的百科全书计划，都曾受到培根这一科学体系的启发。

培根关于科学教育的宏伟理想，还体现在他设想的新大西岛上的乌托邦国家中。在这里政府官员都是科学家，他们所兴建的“所罗门之宫”是一所规模极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其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它有各种设施和设备，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积极与国外的科学界相互交流。在这里青年们不断地受到教育和训练，成为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总之，“新大西岛”是培根心目中的一个科学主宰一切的社会，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激励。

培根众多著作中反映的教育思想还有：强调道德实践活动、习惯、求知、社会环境对培养德性的影响；教师应注重启发、示范、直观演示，根据教材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学习者应当有思有疑，有探索精神，深入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游历也应当作为年轻人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应慎重选择教师；要通过建筑学术场所、印刷发行学术书籍、提高学者待遇的手段去办教育、办科学；要加强学术交流。学校应当成为科学成果的收藏地。

培根在当时学术界旧权威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惊人的勇气高瞻远瞩地倡导科学教育，勇敢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动摇了经院哲学在学术界、教育界的统治地位，开创了科学发展、科学教育的新时代。他的思想启发了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教育家，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


5,拉夏洛泰论国民教育
拉夏洛泰（LaChalotais，1701—1785）是18世纪中期法国驱逐耶酥会运动的主要倡导人，著名的法官。他的《论国民教育》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办学的思想，对法国乃至西欧各国世俗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发生过很大影响。

拉夏洛泰国家办学的思想，是基于对教会教育特别是对耶酥会教育的批判而形成的。他指出耶酥会学校中过时的知识、严酷的纪律是专为扼杀儿童心灵的，而不是焕发精神。这种学校不但不能使学生在毕业时掌握有用的知识，而且还会使他们一生都憎恶学习；同时由于耶酥会只服从罗马教皇，在法国无视国家政权的存在，因而它控制之下的教育不能培养出服从国家法律的良好公民。因此，他认为“只要我们的教育没有世俗化，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学究们的奴役之中”，所以“整个教育制度必须从根本上重建”。

拉夏洛泰还从知识和教育的巨大作用角度说明了国家办教育的必要。他说：“一个人如果不教他从善，他必然行恶，”“最愚昧无知的和最没有教化的时代总是最邪恶和最腐败的时代”，这样重要的教育如果托付给信从罗马教皇的教师，真是太荒唐了。因此“法国民族需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拉夏洛泰还指出，每个民族都有教育自己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办学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6,涂尔干论教育功能（社会本位）
涂尔干在分析批判理性主义者及功利主义者对教育定义解释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个人使其具备作为社会成员与特定群体成员所必须具备的身心状况。更确切地说，“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所施加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涂尔干认为，教育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教育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即教育在于使每个人实现由“个体我”向“社会我”的转变；其二，教育的功能在于促使个体所隐藏并竭力想要表现出来的能力得到显示，在此基础上培养个体遵守社会秩序、服从政治权威等品质；其三，教育还可以将个体适应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进行代际间的传递。



7,涂尔干论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涂尔于从教育的社会性出发，论述了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作为一项重要而突出的社会事务，受社会及社会内其他子系统的制约，从而决定了教育学对社会学具有明显的依赖性。正是因为教育在于塑造人使其实现“社会化”，那么“只有社会学才能把教育与教育赖以存在并为其实现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从而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教育；只有社会学才能在社会共同意识受到干扰和不确定因而不知道教育目的应是什么时，帮助人们重新去认识和发现它。”


8,涂尔干论道德教育
涂尔干提出非宗教化的观点。这种非宗教化不仅表现在从表面及形式上把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分离，而且还要把潜藏在宗教概念中的道德实体与人们世俗生活中经验性的道德实体进行挑选和整理，“从而建立起具有真情实感的、有充实内容的，但又不借助任何宗教神秘色彩的道德教育体系。”涂尔干将这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概括为：“不是基于宗教默启原则，而是唯一以理性所承认的观念、感情和行为作为基础的教育，一言以蔽之，即唯理教育。”涂尔干进一步主张，唯理道德教育体系中因排除宗教而形成的“真空”，须由“社会”予以填补，即把道德教育直接与社会联系起来。

在道德教育的具体实施上，涂尔干提出应在小学阶段这一最佳时机，集中精力培养儿童具有“社会人”所必备的道德品质。也即把社会群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规范。



9,福泽渝吉论体育
福泽渝吉对体育持极为重视的态度，认为缺乏行之有效的体育锻炼及健康体魄的养成，任何智慧及操行的提高及培养都会成为无本之木，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只能成为空谈。福泽渝吉确信，健康的国民必先具有健康的身体，才可能具有旺盛的精神，也才有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保持独立的国民人格而生存世间。“人如无健康的身体，则很难完成独立的事业。”

基于对体育重要作用的认识，福泽渝吉认为当务之急必先端正体育目标。体育锻炼的目标，旨在使人健壮无病，精神活泼、愉快，从而可克服社会上的各种艰难以独立生活。至于视体育活动为消遣或游戏，甚或仅为锻炼体力而开展体育活动，皆背离了体育的本意。

在如何开展体育活动问题上，福泽渝吉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体现体育本意的前提下，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本无定法，各国应根据本国的传统及习俗，选择合适的方法。在日本，体育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柔道、游泳、打猎、赛马、划船、摔跤、赛跑皆为行之有效而且有益的体育活动。学校作为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应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应把体育列为必修课程。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福泽渝吉于明治维新时期积极从事文明开化、思想启蒙等活动，并以教育为利器批判封建意识及观念，号召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日本国民素质，把日本带入文明国家之林。福泽渝吉的教育思想对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影响，从多次教育改革法令的内容中皆可发现，政府的教育改革与福泽渝吉的教育改革呼声步调一致。




10,福泽渝吉论德育
一个国家文明水平的高低，除反映在国民的智慧水平上外，道德水平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故而，福泽渝吉相当重视道德教育。

福泽渝吉认为，道德“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在区别道德与智慧的关系时，福泽渝吉持一种公允的态度，认为道德与智慧应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人身上，无孰轻孰重之分，有德无智或有智无德皆非发展完备之人。

在德育实施中，福泽渝吉竭力反对向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用忠臣、孝子、义士、节妇等故事向学生传授封建伦理观念。福泽渝吉主张，鉴于个人道德观念及习惯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又非仅依赖学校教育自身的力量所能完成，因此道德教育在学校实施的同时，还必须由学校协同家庭、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共同实施。道德观念的培养力戒以空洞的道德条目进行说教，而应结合学生实际以人情道德作为德育实施的基础。道德观念的传授还须与学生的道德行为能力培养相结合，即着力培养学生对正、邪、恶、善的判断与辨识能力。



11,夸美纽斯关于学校各类人员的管理
夸美纽斯在《创建纪律严明的学校的准则》中，把学校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学习知识的人，即学生和他们的十人长；一部分是传授知识的人，即学校的教师……还有一部分是管理学校工作的人，即副校长和主任。”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校长、副校长、主任这些学校专门的管理人员，这表明在当时的一些学校中，至少是在他领导的学校中，管理人员已从教学人员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管理工作，有了真正意义的管理，并且对学校各类人员提出了不同的管理性规定。

（一）关于校长的规定

夸美纽斯认为，作为学校总管理者的校长，是全校的核心和支柱。他不担负直接的教学工作，他的职责是对学校各项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具体地说，校长的主要管理职责包括：（1）了解教师的生活和教学工作情况，帮助和指导教师掌握教学的方法和策略；（2）监督整个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准则的执行，使学校一切工作都井井有条，顺利进行；（3）妥善照管、认真保存学校的档案材料，包括学校的创建、规章制度、重要记录、教师名单、学生的花名册、校史资料等。

（二）关于教师的规定

每个教师应该给自己提出本班的目标和任务，并且要十分熟悉它，然后根据它来安排一切活动。在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教必需的东西──笃信宗教，然后是待人接物方面的美德，最后才是生活的外部装饰品──科学知识。教师在道德教育方面，要通过多种练习和介绍，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使学生渴望参加劳动。教师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事实上是他们要学生养成的各种美德的活生生的楷模。教师必须像父亲一样对待学生，真诚地希望他们取得成就，仿佛教师就是学生精神成长方面的父亲。因此，他们应该更温厚地而不是严厉地去做这一切。

（三）关于学生的规定

夸美纽斯对学生作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如：在宗教方面，每个学生应该真心实意地敬畏上帝，不做违背上帝旨意和自己良心的事，认真做祷告。在德行方面，学生应尊敬教师和十人长，与同学友好相处，保持身体和衣着的清洁和整齐，行为要符合礼节，与人交谈时要谦虚。在智慧方面，要求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讲和思考，对每周的考查应该作好充分的准备，拉丁语学校中的学生在校内都应用拉丁语交谈等。
12,卢梭论理想国家的公民教育
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表达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在封建制度发生危机、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封建专制尚未倒台的政治前提下提出的革命性主张。他反对培养国家公民，主张培养“自然人”；反对儿童阅读书本，主张儿童亲身活动；反对国家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家庭教师实施教育；反对压制、灌输，主张给儿童以自由。但这只是卢梭教育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卢梭又是一个对新的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的思想家。当他在设想新制度建立后的教育问题时，就特别主张建立国家教育制度和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了。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1773年写的《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其中第四章专论教育。

卢梭认为理想国家中的教育“必须给予人民的心灵以民族的形式”，其目标是培养忠诚的爱国者。“他只想到他的国家而不及其他。他生着只是为他的国家。”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应当从一个人诞生的时候开始。卢梭所设想的过程是：儿童能阅读时就看有关本国知识的书籍，10岁时熟悉国家的物产，12岁时熟知一切省区、道路和城市；15岁时学习本国的历史；16岁时知道一切法规；20岁时就是一个良好的国家公民，对祖国的光辉历史、英雄人物永远不忘。卢梭是把德育和智育结合在一起了。这与“爱弥儿”12岁以后才读书、l5岁以后才接受道德教育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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