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教育与科研一线逾40载的余翔林，谈起研究生教育兴致盎然。他认为，首先，树立科学的研究生培养理念十分重要，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有句名言：我们能够把一般才智的年轻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成最优秀的人才。因为他们是把研究生当作科研领域的探索者，在他们看来，学生是积极和主动的，导师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而在国内有些部门，学生是被动的，甚至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我就很反感研究生称呼导师为‘老板’，因为这是商业化运作对学术领域的渗透，导师这个称呼应该是高尚、纯洁的，而不是一种雇佣关系和商品交换。现在有些导师让学生做与研究方向无关的项目，或者让学生帮自己写书，最后在致谢中挂个名，这些我都是很不赞成的。导师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不然的话，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怎么培养？”
“其次，尽管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取得很多成绩，但是在研究生的培养机制上和国外还存在一些差距。好的导师在论文阶段前，往往先和学生们谈话，然后布置一些阅读任务，列出一串书单给他们，下次谈话时再根据汇报的心得体会，对他们的现状和进度加以判断，接着给予相应的指导——参加什么样的读书活动、讨论班、学术会议等等。在国内，这样细致科学的指导还显得不够。到了论文阶段，好的导师也只会告诉学生们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在哪儿——只给他们指引方向，给他们信心，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导师只告诉学生在山上哪里会有蘑菇，然后让学生自己去采。这可能要披荆斩棘，穿越重重障碍，但最终会采摘到胜利的果实，有时甚至可能是品种极其珍贵的猴头菇。而我们有些导师，往往连学生论文的题目都帮他选好了，有些还不遗余力亲自操刀改写论文。”
因此，余翔林认为，与导师见面的次数少和导师指导得少只是表面问题，关键是导师培养学生的理念、方法、机制要科学。
至于导师应该带多少名研究生，余翔林认为，每年招收学生两个左右（即在读6人）比较合适，因为真正有原始创新的选题是很少的，而且人多了，导师的精力也跟不上，就会出现“放羊”的现象。
在谈到论文问题时，余翔林认为，总的来说，要求学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学生们通过论文的写作，可以学会怎样选题、检索资料、撰写学术论文、投稿等一系列流程，这对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是有益的；而且论文还给了他们一定的压力，驱使他们去刻苦钻研、孜孜探索，否则很容易就贪图安逸。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会轻视实验，少数学生甚至编造、伪造实验数据；产生浮躁风气，有的学生为追求文章的数量，把一篇文章拆成好几篇等等。关键是不能把论文数量当作唯一的评价标准，甚至跟奖励、学位直接挂钩，应该灵活掌握。如果学生的水平足够了，经学术委员会认可，即使在毕业前没有发表论文，也可以毕业，获得学位。
对于扩招问题，余翔林认为，研究生教育仍然属于精英教育，当务之急是要减缓扩招的速度。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研究生扩招可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提高社会人才层次；但是当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应该适当控制速度、保持稳定，从提高数量转向提高质量。比如今年的硕士招生增幅就控制在15％以内，博士招生基本保持稳定。为了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中科院研究生院每年都要举办“博导培训班”，请一些资深、经验丰富的老博导来培训四五百名年轻的博导，通过言传身教，增强这些年轻博导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另外，研究生论文的选题，要努力瞄准有自主创新的领域，瞄准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还有新兴、交叉学科等领域，这就需要导师自身成为这些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研究骨干。而没有课题的导师不能带研究生，因为研究生的培养经费也要从导师的科研经费里出，研究生不是读出来的，而是“研究”出来的，没有研究课题怎么行？
同时余翔林还认为，未来我们国家除了继续发展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外，还应该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美国现有研究生200万人，专业学位教育（如MBA、MPA、工程硕士等）人数大约就占50％，学术型和专业型是1:1；而我国现有研究生总数80万人，专业学位教育人数比例还不到10％。打个形象点的比喻：学术学位的研究生好像是“骑士”，精通正统的骑术但实用不大；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就像是“牛仔”，虽然学术层次略低但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目前，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培养机制急需转轨。今后应该鼓励和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提倡分轨培养和分类指导，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骑士”加“牛仔”！
对于研究生收费问题，余翔林认为用收费一词不太妥，客观地讲应该是调整“成本分担机制”，因为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调整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由研究生自己负担一部分教育成本，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有利于他们更加珍惜读研的机会。但是收取的学费，只会占全部培养成本的一部分比例。中科院研究生院以后如果收学费，肯定会以奖学金、助学金等形式返还给学生，因为大学阶段的收费已经达到极限，普通家庭难以再承受高额的研究生学费了。但是对临床医学、法律、计算机等高回报率的专业，收费也许会略高一些，这在国外也是一样的。而且研究生收费还应该是一个渐进的、配套的过程。
对于目前出现的硕士学制缩短的趋势，余翔林认为不能搞一刀切，统一改两年，还是设一个弹性的期限比较好。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培养体系，不像国外只是个过渡性的学位。另外各个学科的特点也不一样，比如理科，就应该鼓励学生硕博连读，因为它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术修炼才行，对于工科还是保持3年比较好，而经济、管理等学科则可以适当缩短期限，并和实践结合。
最后，针对研究生们对自己的读研生活只打平均57分的现象，余翔林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读研本身就是一件清苦的事情，还有着要求不断创新的压力；有些导师指导不力，把学生当劳动力，也导致了学生的不满；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住宿、科研条件的滞后等等，都使得正处在朝气蓬勃阶段，渴望取得成就感的年轻人觉得压抑，从而产生出苦闷和不满，认为读研生活并非自己想像的那样。但是我相信，随着今后研究生教育从‘量’到‘质’的转变，随着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科研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研究生们一定会给自己的读研生活打上一个很高的分值，留下终生难忘和终生受益的美好回忆
“其次，尽管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取得很多成绩，但是在研究生的培养机制上和国外还存在一些差距。好的导师在论文阶段前，往往先和学生们谈话，然后布置一些阅读任务，列出一串书单给他们，下次谈话时再根据汇报的心得体会，对他们的现状和进度加以判断，接着给予相应的指导——参加什么样的读书活动、讨论班、学术会议等等。在国内，这样细致科学的指导还显得不够。到了论文阶段，好的导师也只会告诉学生们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在哪儿——只给他们指引方向，给他们信心，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导师只告诉学生在山上哪里会有蘑菇，然后让学生自己去采。这可能要披荆斩棘，穿越重重障碍，但最终会采摘到胜利的果实，有时甚至可能是品种极其珍贵的猴头菇。而我们有些导师，往往连学生论文的题目都帮他选好了，有些还不遗余力亲自操刀改写论文。”
因此，余翔林认为，与导师见面的次数少和导师指导得少只是表面问题，关键是导师培养学生的理念、方法、机制要科学。
至于导师应该带多少名研究生，余翔林认为，每年招收学生两个左右（即在读6人）比较合适，因为真正有原始创新的选题是很少的，而且人多了，导师的精力也跟不上，就会出现“放羊”的现象。
在谈到论文问题时，余翔林认为，总的来说，要求学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学生们通过论文的写作，可以学会怎样选题、检索资料、撰写学术论文、投稿等一系列流程，这对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是有益的；而且论文还给了他们一定的压力，驱使他们去刻苦钻研、孜孜探索，否则很容易就贪图安逸。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会轻视实验，少数学生甚至编造、伪造实验数据；产生浮躁风气，有的学生为追求文章的数量，把一篇文章拆成好几篇等等。关键是不能把论文数量当作唯一的评价标准，甚至跟奖励、学位直接挂钩，应该灵活掌握。如果学生的水平足够了，经学术委员会认可，即使在毕业前没有发表论文，也可以毕业，获得学位。
对于扩招问题，余翔林认为，研究生教育仍然属于精英教育，当务之急是要减缓扩招的速度。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研究生扩招可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提高社会人才层次；但是当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应该适当控制速度、保持稳定，从提高数量转向提高质量。比如今年的硕士招生增幅就控制在15％以内，博士招生基本保持稳定。为了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中科院研究生院每年都要举办“博导培训班”，请一些资深、经验丰富的老博导来培训四五百名年轻的博导，通过言传身教，增强这些年轻博导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另外，研究生论文的选题，要努力瞄准有自主创新的领域，瞄准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还有新兴、交叉学科等领域，这就需要导师自身成为这些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研究骨干。而没有课题的导师不能带研究生，因为研究生的培养经费也要从导师的科研经费里出，研究生不是读出来的，而是“研究”出来的，没有研究课题怎么行？
同时余翔林还认为，未来我们国家除了继续发展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外，还应该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美国现有研究生200万人，专业学位教育（如MBA、MPA、工程硕士等）人数大约就占50％，学术型和专业型是1:1；而我国现有研究生总数80万人，专业学位教育人数比例还不到10％。打个形象点的比喻：学术学位的研究生好像是“骑士”，精通正统的骑术但实用不大；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就像是“牛仔”，虽然学术层次略低但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目前，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培养机制急需转轨。今后应该鼓励和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提倡分轨培养和分类指导，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骑士”加“牛仔”！
对于研究生收费问题，余翔林认为用收费一词不太妥，客观地讲应该是调整“成本分担机制”，因为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调整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由研究生自己负担一部分教育成本，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有利于他们更加珍惜读研的机会。但是收取的学费，只会占全部培养成本的一部分比例。中科院研究生院以后如果收学费，肯定会以奖学金、助学金等形式返还给学生，因为大学阶段的收费已经达到极限，普通家庭难以再承受高额的研究生学费了。但是对临床医学、法律、计算机等高回报率的专业，收费也许会略高一些，这在国外也是一样的。而且研究生收费还应该是一个渐进的、配套的过程。
对于目前出现的硕士学制缩短的趋势，余翔林认为不能搞一刀切，统一改两年，还是设一个弹性的期限比较好。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培养体系，不像国外只是个过渡性的学位。另外各个学科的特点也不一样，比如理科，就应该鼓励学生硕博连读，因为它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术修炼才行，对于工科还是保持3年比较好，而经济、管理等学科则可以适当缩短期限，并和实践结合。
最后，针对研究生们对自己的读研生活只打平均57分的现象，余翔林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读研本身就是一件清苦的事情，还有着要求不断创新的压力；有些导师指导不力，把学生当劳动力，也导致了学生的不满；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住宿、科研条件的滞后等等，都使得正处在朝气蓬勃阶段，渴望取得成就感的年轻人觉得压抑，从而产生出苦闷和不满，认为读研生活并非自己想像的那样。但是我相信，随着今后研究生教育从‘量’到‘质’的转变，随着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科研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研究生们一定会给自己的读研生活打上一个很高的分值，留下终生难忘和终生受益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