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针对研究生中较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一些大学提出了加强复试、改革考试办法等措施，上海市教委也宣布将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入学门槛。这些措施对保证入学研究生的质量无疑是有益的，但一味强调考生的“门第”和“出身”并不可取，也不符合提高
研究生质量的初衷。
在纪念我国学位制度实施二十周年时，我曾以《我是“不拘一格”的受益者》为题发表过一篇短文，谈了我的切身体会。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只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是在职的中学教师，先后教过英语、政治，却没有教过历史。如果一定要讲“门第”或“出身”，我自然完全不合格。我能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先师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并有幸在1983年成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靠的就是当时“不拘一格”的政策。与我同时获得首批博士学位的师兄周振鹤，虽是大学毕业，学的却是探矿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与复旦大学或先师都毫无关系。要是拘泥于“出身”，或许他也不会有此机会。当年报考者数十人，其中不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已经从事专业教学或研究的人员；与我们同时录取的三人中，两位是本专业毕业生，一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比他们差。
当然那是处于十年浩劫结束未几的非常时期，“不拘一格”既有需要，也是不得已的。现在报考研究生的大学毕业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近年来，特别是实行扩招后，研究生质量的确有下降的趋势，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照搬当年的老办法。而且“不拘一格”并非没有风险，例如当年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几位“不拘一格”选拔出来、甚至经领导批示的人才，有的已泯然众人。我自己也有此体会，由于没有受过大学的专业训练，尽管入学后已注意弥补，毕竟还有缺陷和空白。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研究生的生源已相当充足，异地考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对高分低能的考生加以适当限制，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但这些要求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只根据考生毕业于什么学校或什么专业，更不能只相信本校或某些学校。学生没有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原因很多，经过大学阶段又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能一概而论。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固然有不少优势，但同样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何况部分学生的高分低能是教学不得法的结果，并不等于他们不具有发展潜力。我们研究所历年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大多数来自非重点大学，包括毕业于师范学院(包括有关报道中提到的烟台师院)和大专的，但基本都能以优良成绩毕业并获得学位，有的论文被评为省市优秀论文，有的已成为重点大学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
套用一句旧话，研究生招生应该有“出身”论，但不惟“出身”论，重在本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