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愤然辞职之后，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以示对现行研究生招考制度的不满。对两位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举动，晏扬先生认为“撂挑子、甩手不干”其实是一种逃避，“研究生招考体制，显然不会因为一两个名教授的‘不合作’而有任何改变”，而且“遭受损失的是学生而不是体制，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青年报》6月29日）对此，笔者有不同观点。 抗争的方法有很多，不是说“沉默就是无声的反抗”吗？不合作是不是一种反抗？答案是肯定的———印度人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进行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两位教授而言，作出“不合作”的举动，不仅需要勇气，而且也只有在现今这个开明的时代才得以成为现实———在早些年，即使不被扣上“有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一脚踢出学校，也早站到一边凉快去了。 抗争的最好或者说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正面交锋。但是，当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时候，这样的方式不仅于事无补，还常常使抗争者“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大学现行的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威的体制之下，教授，即使是名教授，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事实上，两位教授在作出不合作的举动之前，都在不同场合向校方决策者提出过建议，但建议未得到尊重。 不错，正如晏先生所说，仅仅一两个陈丹青、贺卫方的不合作，也许很难撼动现行的教育制度，因为“清华不愁没有名教授”，而“少一个贺卫方做研究生导师于北大毫发无损”。但是，如果是十个、百个陈丹青、贺卫方，或者说所有有学术良知的教授们都由此奋起效仿，校方还能熟视无睹吗？现行“弊病丛生”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还能毫无改变吗？ 陈丹青、贺卫方的个人举动，其影响确实是微弱的，但他们深知媒体影响力的强大，希望由此引起社会的深层关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