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言论经新京报披露之后，立即引来几乎一边倒的斥责，甚至不乏一些恶劣的谩骂。堂堂高等学府的校长，因言获骂，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出口成脏、动辄口水如泼，显然是一种语言暴力，与公民身份格格不入，但是公众为何会强烈地宣泄愤怒呢？
首先，宣扬研究生收费不合时宜。现在，举国上下对教育产业化质疑者多，支持者寡，连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都表态坚决反对把教育产业化，而研究生实行缴费制显然有向教育产业化示好的嫌疑。公众对教育产业化的情绪处于一触即发的境况，而钟秉林的言论恰好为这种情绪的表达提供了靶子。
其次，宣扬研究生收费罔顾国情。钟秉林认为，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收费，符合国际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曾负芨英伦的钟秉林对欧美那一套研究生培养机制可谓耳熟能详，但脱离本土现实的制度设计必然会沦为不切实际的屠龙之技。譬如，钟秉林说：“收费可以用在研究生教育上，改善办学条件，设立奖学金。”奖学金到底该如何设置，真正能做到取之于生、用之于生吗？在欧美国家，研究生凭借奖学金应付学费不成问题，在我们这能行吗？
其实，公众出言不逊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钟秉林的身份。钟秉林是名校校长，在这之前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在这种身份下的发言已不仅仅是一家之言，所传递给公众的讯息是权威性、代表性和官方性，当然会使公众火冒三丈和忧心如焚。如果是一个无名之辈或者是一个贩夫走卒说出这话，显然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风波。所谓“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由谁说”，因此，公众听了钟秉林的言论，从恐惧研究生收费会变成现实的角度出发，会竭力质疑；站在普罗大众的利益立场上惺惺相惜，也会排斥。
套用一句常用语：“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钟秉林当然可以行使公民发言的权利，不管他的发言是否“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指责公众对其质疑的方式，更多的应要探究质疑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