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许少强，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锋锋，交通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主管、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生
宋兆晗、马丹，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还是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就业以及国际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进行改革，针对这些问题的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完善我国的汇率制度，维持稳定的金融环境，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2004年11月6日，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和上海金融学会国际金融研究部联合举办“经济开放、金融稳定和人民币汇率”研讨会。众多国内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等热点话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地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其形成机制
有些专家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我们没有办法来判断什么样的汇率水平是合理的，因为在这种硬性规定的汇率制度下，任何水平的汇率都无法评价其合理还是不合理，要确定正确的汇率水平是非常困难的，应该把出口换汇成本作为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依据。日本的经验和中国一些地方的数据都证明出口换汇成本是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依据。出口换汇成本作为决定人民币合理汇率水平的优点在于：第一比较简洁，第二也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60％，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出口换汇成本可以作为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一个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再作灵活调整。如果人民币升值压力是短期的，当然可以不用考虑，但如果是中长期的压力，就必须要考虑升值。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应该是利大于弊，因为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如果货币在较长时期内稳中有升，那么企业竞争力就会不断加强，产业结构也会不断优化。
有的专家则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回归到一价定律，从货币哲学角度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的人民币出现了“一张货币两张皮”的现象，即人民币对内有贬值压力，对外有升值压力，所以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应该回到货币价值论层面来研究，解决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则应首先解决市场机制的问题。我国的市场化政策是明显的不对称政策，我国在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衔接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政策不是双边的，而是单边和不对称的，造成我们国内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清算工具，人民币必然出现内外价值的偏离，从而对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危害，即：一是阻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有效衔接；二是严重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容易诱发国际游资的冲击。
有的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的中长期压力来源于国内的贸易品价格比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出口价格一直在下降，因而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人民币三年左右升值30%是可行的，升值会导致国内一般贸易企业优胜劣汰，促进一般贸易企业技术进步；同时会使加工贸易企业把一些生产链条放到国内，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有好处。此外，人民币小幅升值策略还可以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升值阶段，要加强外汇管制，限制投机资本，适当调整收入分配和地区分配政策，维持出口退税政策，防止房地产泡沫。通过实施一些配套政策来解决升值的弊端，我国就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专家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虽然是市场汇率，但是境内交易每天只有6-7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买家是中央银行，因而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能灵活反应市场的供求；二是压制了汇率变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三是不利于经济主体提高外汇风险意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外汇交易的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增加市场交易的主体（如让国内企业、国际企业甚至国际金融机构来参与外汇市场均衡汇率的决定），开发避险工具，改进交易方式，研究和改革银行的结售汇制度，适当扩大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的幅度，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稳步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拓宽人民币汇率形成基础。
二、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专家们认为，虽然我国在1994年汇率并轨时就实行了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这一进程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中断，随后中国实行了实质上的钉住汇率制度，这是由国际特殊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国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是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汇率制度，而是要如何把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恢复起来。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上是相机抉择，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现状，应该确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长远方向。另外，人民币汇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没有协调起来，主要表现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但是汇率始终固定在一个水平，汇率并没有市场化，因此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应该更加紧密地互相配合。
专家们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不应操之过急，应该尽量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在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贬值的实际压力减轻后，人民币汇率可以尝试小规模浮动，进而推动资本项目逐步放开，最后过渡到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既不宜选择适合以前计划体制的固定汇率制度，也不宜选择自由市场体制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应选择中间汇率制度，逐步加大浮动幅度。
专家们提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度要分阶段实现，即应分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长期目标就是市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中期目标就是市场因素要占一定地位，近期目标就是要在现在基础上逐步增加市场因素。总体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不断增加市场因素。
有的专家提出，在具体操作时汇率制度改革要尽可能做到简化和量化。如汇率波动幅度的决定问题，有的与会学者提出按照黄金分割原理来确定的，即按1/3与2/3来确定。有的专家则提出应该在1%或2.25%之间。如果人民币汇率设立目标区，在隐性的和非公开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有较大灵活性，调控的余地相对较大，一旦遇到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幅也可以较大（如威廉姆森提出的上下10%，共20%）。
有些专家提出，既然是有管理的浮动，那么央行就要实行干预，央行除了把稳定汇率作为目的之一外，还应积极寻求适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汇率水平。汇率问题不仅是一国的问题，它涉及到多个国家，各国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汇率的变动都会进行干预，而且干预的方向往往是相反的，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央行在博弈过程中对汇率的调控能力至关重要。如果确定一个均衡汇率，央行能否维持这一均衡汇率，在对汇率进行干预时，是直接干预还是间接干预，干预的程度多大，干预的手段又是什么？这对央行的调控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国外中央银行为例，日本干预次数较多，效率不高，而美国对汇率干预较少，但效率很高，我国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看准干预时机，降低干预成本。
关于钉住美元还是钉住一揽子货币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很复杂，需要模型和计算各货币比重，可操作性较差，而钉住美元相对较为简单，可操作性相对较强。
三、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
有的专家通过对1984年至2003年汇率与就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1984年至1993年人民币汇率与就业变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也就是汇率贬值，劳动需求增加，那么就业人数增加。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就业的相关系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后来再是升值，但就业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没有带来就业大幅度的增加；从1984年－1993年汇率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963，也就是说汇率贬值一个单位，就业增加0.613个单位，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大；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对就业增加的影响系数是0.438，也就是汇率升值一个单位，就业增加1.55个单位，表现出负相关关系。但是从1984－2003年总体情况来看，汇率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系数是0.883，也就是说汇率贬值一个单位，就业增加0.36个单位。把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如果人民币能够小幅度升值的话，尽管短期内会对国内就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影响不会特别大，而从较长时期来看可以促使企业提高生产力，加快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
有的专家通过模型计算进出口弹性，结果为出口弹性0.87，人民币升值不会打击出口，进口弹性1.1，稍比1高。另一个结果是人民币升值3%-10%，出口不但不下降反而上升2%-4%（该数字为20多个行业的综合）。即便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一般贸易行业的出口额也会增加，虽然出口量有可能下降。人民币升值对FDI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它是中性的，因为很多外企可以利用在中国赚取的人民币利润作为再投资资金。这么多年来外企赚取的人民币利润巨大，且90%没有汇出，这部分资金是存在于中国国内的一大隐患。FDI 每年有三分之一是利润再投资，三分之二是新流入的，人民币升值对新流入的FDI会有负面影响。
有的专家提出，随着外资企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生产大量外包，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内部化贸易倾向，这种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得汇率对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变小，本币优先的原则影响着未来对汇率政策的选择。
四、关于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和外汇管制问题
专家们回顾了这几年国家推进资本项目下外汇管理改革的情况。1996年我们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1997和1998年搞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呼声较高，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放慢了可兑换的推进步骤。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影响很大且不可逆转，所以国家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每年都有两到三个措施出台。目前，我国进一步满足经常项目的用汇需求，例如协会带团出去，限额由2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另外经常项目企业的预留外汇额度由20%升到30%-50%，这是完全自愿和非强制性的。在资本项目方面，国家支持国内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在全国24个省份，每个省份给5000万到2亿的额度；有条件地批准境内外资企业将境内闲置的资金调往境外运作；积极支持中资企业补充其海外机构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允许合法移居国外的公民和非居民个人按照规定汇出其在境内拥有的合法资产；有选择的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的债券；探索引入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目前，IMF将资本项目下的交易分为43项，我国已经有一半的项目不受限制或较少有限制，还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项目受到较多限制（审批以后可以出去），严格限制的不到两成，从原来的严格不兑换逐步走向了部分可兑换。
有的专家却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受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较深，总是想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合理。在今后三至五年内，我国仍然应该保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一定管制，但是可以人民币汇率可以适当小幅升值，同时必须实行一定的配套政策。
专家们建议，政府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的政策可能会对企业经营带来某些不利因素。一旦人民币升值，已经到境外投资的众多企业就很可能会发生经营亏损。作为政策制订者，政府应该为企业的经营风险多加考虑，在人民币实际升值前最好不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根据以往经验，发达经济体往往是在升值后推动境外投资，如果我国企业倒过来做，将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甚至可能在将来产生很大的隐患。
有的专家认为，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国际游资进出我国的主要方式及其影响是一个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以工商企业为主体进行进出口伪报是国际游资的一种重要的流动方式。进出口伪报方法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伪报进出口单据；第二是制造没有真实贸易基础的进出口单据套取资金；第三种方法是伪报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转移定价。在一国货币有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进出口伪报是资本外逃的重要工具；在一国货币有升值预期的情况下，进出口伪报又成为资本内流的重要工具。目前，人民币有升值预期，而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给外资企业很多税收优惠，这实际上为这些享受优惠的企业创造了利用进出口伪报引进资金获利的良好条件，因为这降低了引进资金的成本。同时我国政府在对进出口伪报引进资金方面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以往的许多政策都是针对资本外逃的，所以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健全在这方面的监管。
关于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3个月进口额指标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指标。当然，我国的外汇储备要考虑到具体国情，可以定得多一些，但太多了也不行。现在外汇储备数量基本上是比较被动的，政府应该想办法对外汇储备有所控制。
许少强，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锋锋，交通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主管、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生
宋兆晗、马丹，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还是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就业以及国际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进行改革，针对这些问题的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完善我国的汇率制度，维持稳定的金融环境，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2004年11月6日，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和上海金融学会国际金融研究部联合举办“经济开放、金融稳定和人民币汇率”研讨会。众多国内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等热点话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地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其形成机制
有些专家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我们没有办法来判断什么样的汇率水平是合理的，因为在这种硬性规定的汇率制度下，任何水平的汇率都无法评价其合理还是不合理，要确定正确的汇率水平是非常困难的，应该把出口换汇成本作为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依据。日本的经验和中国一些地方的数据都证明出口换汇成本是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依据。出口换汇成本作为决定人民币合理汇率水平的优点在于：第一比较简洁，第二也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60％，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出口换汇成本可以作为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一个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再作灵活调整。如果人民币升值压力是短期的，当然可以不用考虑，但如果是中长期的压力，就必须要考虑升值。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应该是利大于弊，因为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如果货币在较长时期内稳中有升，那么企业竞争力就会不断加强，产业结构也会不断优化。
有的专家则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回归到一价定律，从货币哲学角度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的人民币出现了“一张货币两张皮”的现象，即人民币对内有贬值压力，对外有升值压力，所以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应该回到货币价值论层面来研究，解决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则应首先解决市场机制的问题。我国的市场化政策是明显的不对称政策，我国在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衔接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政策不是双边的，而是单边和不对称的，造成我们国内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清算工具，人民币必然出现内外价值的偏离，从而对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危害，即：一是阻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有效衔接；二是严重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容易诱发国际游资的冲击。
有的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的中长期压力来源于国内的贸易品价格比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出口价格一直在下降，因而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人民币三年左右升值30%是可行的，升值会导致国内一般贸易企业优胜劣汰，促进一般贸易企业技术进步；同时会使加工贸易企业把一些生产链条放到国内，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有好处。此外，人民币小幅升值策略还可以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升值阶段，要加强外汇管制，限制投机资本，适当调整收入分配和地区分配政策，维持出口退税政策，防止房地产泡沫。通过实施一些配套政策来解决升值的弊端，我国就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专家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虽然是市场汇率，但是境内交易每天只有6-7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买家是中央银行，因而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能灵活反应市场的供求；二是压制了汇率变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三是不利于经济主体提高外汇风险意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外汇交易的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增加市场交易的主体（如让国内企业、国际企业甚至国际金融机构来参与外汇市场均衡汇率的决定），开发避险工具，改进交易方式，研究和改革银行的结售汇制度，适当扩大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的幅度，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稳步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拓宽人民币汇率形成基础。
二、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专家们认为，虽然我国在1994年汇率并轨时就实行了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这一进程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中断，随后中国实行了实质上的钉住汇率制度，这是由国际特殊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国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是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汇率制度，而是要如何把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恢复起来。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上是相机抉择，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现状，应该确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长远方向。另外，人民币汇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没有协调起来，主要表现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但是汇率始终固定在一个水平，汇率并没有市场化，因此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应该更加紧密地互相配合。
专家们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不应操之过急，应该尽量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在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贬值的实际压力减轻后，人民币汇率可以尝试小规模浮动，进而推动资本项目逐步放开，最后过渡到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既不宜选择适合以前计划体制的固定汇率制度，也不宜选择自由市场体制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应选择中间汇率制度，逐步加大浮动幅度。
专家们提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度要分阶段实现，即应分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长期目标就是市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中期目标就是市场因素要占一定地位，近期目标就是要在现在基础上逐步增加市场因素。总体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不断增加市场因素。
有的专家提出，在具体操作时汇率制度改革要尽可能做到简化和量化。如汇率波动幅度的决定问题，有的与会学者提出按照黄金分割原理来确定的，即按1/3与2/3来确定。有的专家则提出应该在1%或2.25%之间。如果人民币汇率设立目标区，在隐性的和非公开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有较大灵活性，调控的余地相对较大，一旦遇到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幅也可以较大（如威廉姆森提出的上下10%，共20%）。
有些专家提出，既然是有管理的浮动，那么央行就要实行干预，央行除了把稳定汇率作为目的之一外，还应积极寻求适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汇率水平。汇率问题不仅是一国的问题，它涉及到多个国家，各国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汇率的变动都会进行干预，而且干预的方向往往是相反的，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央行在博弈过程中对汇率的调控能力至关重要。如果确定一个均衡汇率，央行能否维持这一均衡汇率，在对汇率进行干预时，是直接干预还是间接干预，干预的程度多大，干预的手段又是什么？这对央行的调控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国外中央银行为例，日本干预次数较多，效率不高，而美国对汇率干预较少，但效率很高，我国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看准干预时机，降低干预成本。
关于钉住美元还是钉住一揽子货币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很复杂，需要模型和计算各货币比重，可操作性较差，而钉住美元相对较为简单，可操作性相对较强。
三、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
有的专家通过对1984年至2003年汇率与就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1984年至1993年人民币汇率与就业变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也就是汇率贬值，劳动需求增加，那么就业人数增加。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就业的相关系数就不是特别的明显，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后来再是升值，但就业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1994年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没有带来就业大幅度的增加；从1984年－1993年汇率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963，也就是说汇率贬值一个单位，就业增加0.613个单位，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大；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对就业增加的影响系数是0.438，也就是汇率升值一个单位，就业增加1.55个单位，表现出负相关关系。但是从1984－2003年总体情况来看，汇率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系数是0.883，也就是说汇率贬值一个单位，就业增加0.36个单位。把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如果人民币能够小幅度升值的话，尽管短期内会对国内就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影响不会特别大，而从较长时期来看可以促使企业提高生产力，加快技术进步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
有的专家通过模型计算进出口弹性，结果为出口弹性0.87，人民币升值不会打击出口，进口弹性1.1，稍比1高。另一个结果是人民币升值3%-10%，出口不但不下降反而上升2%-4%（该数字为20多个行业的综合）。即便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一般贸易行业的出口额也会增加，虽然出口量有可能下降。人民币升值对FDI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它是中性的，因为很多外企可以利用在中国赚取的人民币利润作为再投资资金。这么多年来外企赚取的人民币利润巨大，且90%没有汇出，这部分资金是存在于中国国内的一大隐患。FDI 每年有三分之一是利润再投资，三分之二是新流入的，人民币升值对新流入的FDI会有负面影响。
有的专家提出，随着外资企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生产大量外包，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内部化贸易倾向，这种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得汇率对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变小，本币优先的原则影响着未来对汇率政策的选择。
四、关于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和外汇管制问题
专家们回顾了这几年国家推进资本项目下外汇管理改革的情况。1996年我们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1997和1998年搞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呼声较高，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放慢了可兑换的推进步骤。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影响很大且不可逆转，所以国家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每年都有两到三个措施出台。目前，我国进一步满足经常项目的用汇需求，例如协会带团出去，限额由2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另外经常项目企业的预留外汇额度由20%升到30%-50%，这是完全自愿和非强制性的。在资本项目方面，国家支持国内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在全国24个省份，每个省份给5000万到2亿的额度；有条件地批准境内外资企业将境内闲置的资金调往境外运作；积极支持中资企业补充其海外机构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允许合法移居国外的公民和非居民个人按照规定汇出其在境内拥有的合法资产；有选择的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的债券；探索引入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目前，IMF将资本项目下的交易分为43项，我国已经有一半的项目不受限制或较少有限制，还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项目受到较多限制（审批以后可以出去），严格限制的不到两成，从原来的严格不兑换逐步走向了部分可兑换。
有的专家却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受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较深，总是想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合理。在今后三至五年内，我国仍然应该保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一定管制，但是可以人民币汇率可以适当小幅升值，同时必须实行一定的配套政策。
专家们建议，政府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的政策可能会对企业经营带来某些不利因素。一旦人民币升值，已经到境外投资的众多企业就很可能会发生经营亏损。作为政策制订者，政府应该为企业的经营风险多加考虑，在人民币实际升值前最好不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根据以往经验，发达经济体往往是在升值后推动境外投资，如果我国企业倒过来做，将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甚至可能在将来产生很大的隐患。
有的专家认为，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国际游资进出我国的主要方式及其影响是一个必须认真分析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以工商企业为主体进行进出口伪报是国际游资的一种重要的流动方式。进出口伪报方法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伪报进出口单据；第二是制造没有真实贸易基础的进出口单据套取资金；第三种方法是伪报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转移定价。在一国货币有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进出口伪报是资本外逃的重要工具；在一国货币有升值预期的情况下，进出口伪报又成为资本内流的重要工具。目前，人民币有升值预期，而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给外资企业很多税收优惠，这实际上为这些享受优惠的企业创造了利用进出口伪报引进资金获利的良好条件，因为这降低了引进资金的成本。同时我国政府在对进出口伪报引进资金方面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以往的许多政策都是针对资本外逃的，所以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健全在这方面的监管。
关于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3个月进口额指标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指标。当然，我国的外汇储备要考虑到具体国情，可以定得多一些，但太多了也不行。现在外汇储备数量基本上是比较被动的，政府应该想办法对外汇储备有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