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正常的；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环境里也会解体和灭亡。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懂得这一点，但是作为医疗消费者，我们常常将死亡视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于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我们常常要求用尽所有的医疗手段为我们治疗，哪怕这些治疗不起任何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期癌症的治疗。医生由于缺乏回天之力，同时又担心病人失去希望，常常采用极端大胆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远远超出了科学上合理的范围。
1950年，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是127亿美元。2002年，这项开支将达到15400亿。任何人都明白这个趋势不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想办法扭转这种趋势。有些学者总结说，如果政府资金有限，它应该停止支付为延缓某一个年龄以上人群寿命的医疗费用——比如83岁左右。据说，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理查德•拉姆曾经说，老年多病者“有责任死去和让位”，以让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们去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不会说得这么绝对，毕竟现在精力充沛的人们通常能工作到60岁，甚至更久老当益壮。78岁的Viacom公司总裁萨姆勒•雷斯顿开玩笑说他只有53岁。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欧康奈现在已70有余，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库普80来岁还出任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总裁。这些领导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预防是有意义的，证明我们能够对付年龄带来的健康问题。作为一名年仅68岁的人，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在老龄阶段仍然保持创造力。
然而在这样的追求中，一个社会能够承担的费用是有限的。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最昂贵和最激进的手段也可能是无效的和痛苦的。我也深知在医疗开销少得多的日本和瑞典，人们不仅活得比我们久，而且还比我们健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能在寻求无法奏效的治疗方法上花钱太多，而在研究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简单方法上投入太少。
